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城鎮化的加快推進，鄉村、農民與國家的關係發生了全新的變化，中國鄉村社會處於前所未有之變局。一是社會治理之變，農業稅取消之後的鄉村、國家、農民之間出現斷裂，村民自治為以經濟精英為主的社區精英分子的產生提供了一個制度性的條件，農村社會治理理念和方式隨之發生了深刻變化。二是社會結構之變，鄉村逐漸演化為經濟多元、利益多元、階層多元的多元化社會，鄉村社區的獨立性與組織能力亦逐漸地得以培育與發展起來，社區中的各種社會力量與民間性的組織也不斷地產生與增加，使家庭結構、代際關係等鄉村社會基礎性結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三是社會價值之變，追求個人價值實現個人理想、發家致富等思想觀念逐漸興起，家庭、家族、宗族以及傳統習慣成為主流，這是改革開放前後鄉村的價值觀念和意義系統的根本性變化，也是最為深刻的變化。鄉村社會的此種鉅變，與中國城市化、現代化和工業化的整體推進相同步，其本質是一種外力推動下的鉅變。如何看待和評價中國鄉村百年以來的鉅變？如何認識和評判諸如“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的情緒化表達？如何“留住”或“拯救”為國人所熱衷和倡導的“鄉愁”？這是正確評判、理解和闡釋中國鄉村鉅變繞不開的話題，也是為“鄉土中國向何處去”而把脈問診所無法迴避的問題。
一、百年史上的鄉村鉅變
曾幾何時，“農民真苦，農業真窮，農村真危險”的三農問題話語主導了大多數國人對中國鄉村社會的常識性認知。李昌平先生的“三農箴言”，對理解當代的中國農民、農業與農村，無疑有著十分重要的價值，只是李昌平三農語境下的中國農民、農業和農村，是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鄉村，是那個特定的時代背景。那就是，農業稅費的客觀存在。自古以來，繳納皇糧國稅是中國鄉土社會中的傳統。農民對此似乎沒有太多質疑，只是在交多少、怎麼交等問題上的爭議。在農業稅時代，由於包括教育等在內的各種附加費太多，再加上收繳中出現的各種衝突和矛盾，使得不少人將“三農危機”的根源直指農業稅，大多數人認為是農業稅造成了三農問題的客觀存在和三農危機的最終產生。
正是這樣，取消農業稅的呼聲和吶喊不斷抬頭，甚至成為農業稅時代中國農村研究的“主流”。本著有效治理農村客觀存在的各種矛盾、問題與危機，2006年，中央政府宣佈全面取消農業稅。中國農民破天荒地不再需要繳納任何稅費，反而可以獲得各種種糧、農機等補貼。按常理，不用再交稅費還可以獲得補貼，“三農問題”理當會自然化解。而事實並非如此，一個突出的現象是，農田拋荒的大面積存在。在農業稅時代，因為要繳納各種稅費，農產品價格低廉，在比較收益考量下，多數農民選擇外出務工。農業稅費取消後，農民種田不需繳納任何稅費，並可以從政府那裡獲得不同程度的補貼。按說，農民對農田應該更加重視，但事與願違。筆者調研所看到的是，即使不再需要繳納稅費，甚至每畝農田可以獲得一定額度的補貼，卻因農產品價格一直徘徊不前，種田在農民看來仍然是不經濟的，務農於農民而言仍然是非理性的選擇，拋荒仍然不同程度存在，“誰來種田”、“誰來養活中國”日漸成為一種焦慮亞文化不斷蔓延。
即便是這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鄉村發展的成績仍然不可低估，應當說是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一方面，農業農村發展勢頭整體向好的趨勢沒有改變並將繼續維持。儘管農民不願意在家種田，務農者女性化、老齡化現象較為突出。但多年以來，在黨的農村政策的正確指引和強力作用下，不僅實現了糧食生產的“十二連增”，廣大農民的整體收入水平也有了大幅度提高，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和人居環境有了大幅度改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整體上不斷縮小，鄉村如今成為不少人的理想去處。也就是說，改革開放尤其是全面取消農業稅以來，中國農民的改革獲得、中國農業的改革發展和中國農村的改革進步是主旋律。
另一方面，就單個村莊而言，農民對發展的共享感、獲得感和幸福感也正在提升。以筆者長期觀察的湘南偏遠的某山村為例，村民普遍感受到改革開放以來所發生的深刻變化：一是農民居住條件有了根本性改觀。全村90%以上農民住上了紅磚房，土磚房已成為“過去時”。二是家庭生活條件日漸現代化。走訪發現，大部分農戶家庭有了彩電、冰箱、洗衣機等現代化的家用電器，手機、電話、電腦更是進入千家萬戶。三是享受型消費品正在走入尋常百姓家。隨著消費主義的興起，鄉村消費社會日漸走近，不少農民家庭購買了小汽車，空調也成為部分農家的必備生活品，一些條件較好的家庭甚至還在縣城購買起了商品房。四是農村基礎設施持續改善。村級道路硬化基本到達每家每戶，自來水成為“標配”，液化氣取代煤、柴火成為新時尚。五是農村環境衛生受到重視。村莊清潔亮化工程得以推行，鄉村垃圾集中處理逐漸成為常態，村民環境保護意識正在提升，鄉村人居環境得到大大改觀。
總之，無論是宏觀層面還是微觀個案均顯示，中國鄉村發展取得的成就是十分卓越的。改革開放之初，農民基本上告別了食品短缺的飢餓時代。後來，國家不斷推進各種惠農政策，從取消農業稅、糧食補貼、農機補貼，到醫保、低保、鄉村公路建設、農電改造、危房改造、農村信息化等等，使得中國農民、農業和農村發展處於百年來最好的時期。如農村公路建設的大力推進和農村信息化的快速發展，使農村縮短了與城市的距離，大多數農村交通方便，通訊便捷，城鄉隔絕狀態前所未有地被打破，農民的視野和文明程度前所未有地不斷提高，這些成就難道可以視而不見、全盤否定？
二、城鎮化背景下的返鄉觀察
如何評價鄉村，本來是鞋子合不合腳只有自己穿著才知道，可隨著“鄉土人”的不斷城鎮化，隨著“城鎮中國”對“鄉土中國”的不斷擴張，“鄉愁”成為了居住在城市裡的人的“時尚”，實質上是有話語權的“城裡人”在主導和點評鄉村與“鄉下人”。所以，一到年前節後，“指點”鄉村就成為了具有優越感的城裡“還鄉團”們的熱門話題，或為了搶眼球，或為了造輿論，每每都會“拿農村說事”、“拿農民開心”。在自媒體時代，這種傾向更是有所擴大化，甚至演變為某種程度上的“鄉村關注運動”。這種“運動”，以各種“返鄉體”的流行與傳播最為典型。近年來，國內主要出現了三種形式的“返鄉體”。第一種是由長期從事農村調查與研究工作的學者所主導的鄉村經驗調研。他們抱著觀察農村、瞭解農村和理解農村的學術研究目的，紛紛到全國各地農村開展實地調研，形成了一篇篇或感性、或理性的返鄉記。這些經驗調研，大部分由於使用了較為專業化的調研方式和方法，為正確地認識和理解轉型期中國鄉村鉅變提供了豐富養料，是閱讀和理解當下中國鄉村所難得的經驗材料。另一種則是由一些從事文學、新聞研究或相關愛好者所主導的鄉村現象觀察。他們主要是受發生於鄉村社會中的某一特定事件所啟發，或被鄉村社會中所出現的悖論性現象所刺激，進而發揮他們巨大的“文學或社會學想象力”，將與中國鄉村相關或不相關的現象和事件組合在一起，進行一種帶有強烈感性的分析、閱讀和理解。此類現象觀察，由於抓住的是某一特定現象或事件，這些現象或事件往往社會關注度高，具有極強的新聞價值，因而容易引起社會共鳴並迅速傳播開來，有的甚至壓倒了學者們的鄉村經驗調研，成為唱衰農村的主角。還有部分“作品”，不知出於何種目的，或故意誇大事實，甚至“捏造事實”，將農村中的某一特定問題無限擴大化，對所看到的“極端事件”進行粗暴解讀和理解。
當下農村之所以如此受關注，農村“唱衰論”之所以如此流行，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根本原因，還在於唱衰論者對中國農村問題的無限擴大。從客觀上說，相比中國城市化的快速推進與發展，甚至是相比西方發達國家的農村發展來說，歷經幾千年小農經濟發展積澱的鄉村中國，在向現代化整體邁進的過程中，仍然存在不少需要引起關注的問題。譬如，農業粗放型發展方式向集約型發展方式轉型壓力大，農業生產中的環境汙染大、能源消耗高、人力資本投入高的問題較為突出；相比城市而言，農村公共服務與公共品供給不足，基本公共服務全覆蓋壓力較大；農民收入結構雖發生了重大變化，外出務工收入在農民總收入中佔有較大比重，但農民增收渠道有限、增收乏力的問題依然突出；農村勞動力大量外流，在增加農民收入、加快城市發展的同時，廣大農村也出現了空心化、空殼化等問題，農村發展後勁不足、機制缺失等問題已不能不引起高度關注。
眾所周知，中國農村幅員廣闊，區域差異較大，不僅南北差異、東西差距較大，即使是同一區域內的不同村落，也因資源稟賦、區域位置、治理水平等的不同而存在較大差異，發展程度參差不齊。閱讀、分析和理解中國農村，沒有區域比較的視角往往難以做出科學評判。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來說，對於中國農村社會發展變化與變遷的理解，單憑哪一個村莊難以定論，單憑農村社會中的單一現象難以定論。對於中國鄉村社會的判斷和理解，決不能僅憑單個村莊的社會事實，也不能僅憑鄉村社會中的單一現象或事件，而是要運用歷史的視野、發展的眼光、辯證的思維，理性地看待中國鄉村社會的鉅變。
三、理性評判鄉村變局
在經典現代化理論看來，城市化、工業化和現代化是社會發展的根本方向。在這個過程中，農村不可避免地被改變。法國社會學家孟德拉斯指出：“20億農民站在工業文明的入口處，這就是在20世紀下半葉當今世界向社會科學提出的主要問題。”以改革開放為時間節點，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農村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傳統中國農村。在傳統中國農村，社會生產力相對落後，社會流動性小，社會結構單一，社會治理相對簡單。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農村，很大程度上可以稱之為是現代中國農村。與傳統中國農村相比，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變化，不僅有器物層面的變化，還有觀念層面的變化。
然而，鄉村唱衰論者對鄉村社會器物層面的變化置之不理，對農業農村發展的偉大成就視而不見。正是這樣，他們看到的常常是鄉村社會道德低下、倫理喪失、治理無序和環境破壞。鄉村社會中那種溫情脈脈、孝道倫理和鄰里互助，全然不入他們的法眼。的確，在現代化浪潮的席捲之下，中國鄉村社會的價值觀念發生了深刻變化，笑貧不笑娼、金錢崇拜、崇尚暴力等現象正在蔓延。但是，唱衰論者不管器物層面的進步，只論觀念層面的變化，甚至是有意無意地擴大觀念層面的變化，除了有“故意博得眼球”之嫌疑，更是因為他們在用城市文明的眼光看農耕文明的鄉村，把現代化的城市與傳統的鄉村進行對比；他們用自己的價值觀和理念判斷農村，或者把理想中的農村和西方先進國家的農村與中國當前的農村簡單作對比，用自己的價值判斷認為農村應該怎麼樣，特別是他們在現代化的城市中未能實現的夢想，卻希冀在社會生產力相對落後的鄉村來實現。
毫無疑問，中國鄉村發展還存在各種問題。但是，這些問題雖然出現在鄉村，其根子卻在城市和工業。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以空心化、空殼化、灰色化等為表徵的“鄉村病”，是城市病和工業病在鄉村的蔓延。比如農村的環境汙染，源頭就來自城市和工業。還有，唱衰論者所揭露的農民賭博氾濫、唯利是圖、搞性開放、衛生意識差等，這些問題絕非為農村所獨有。可以說，中國鄉村社會發展中所出現的諸種問題，很大程度上可以從國家的發展戰略，從城市化與工業化一枝獨大的發展現實中找到可能的解釋和答案。
具有絕對資源優勢的城市都沒有做好的事情，某些城裡的“還鄉團”們帶著有色眼鏡、定勢思維和刻板印象，將中國鄉村簡單地與傳統鄉村、現代城市甚至是西方樣本進行簡單對比與想象。其實，他們中不少人不只是對西方鄉村具有某種想象成分，即便是對傳統中國鄉村，很大程度上也是想象或理想主導。
所以，在他們看來，改變中國鄉村社會的命運，就是要化解城鄉二元社會結構，改革過時的戶籍管理制度，賦予農民以權力。這些，當然是農村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農民發展的客觀需求。但是，不能忽視的事實還有這麼一面，那就是如今絕大多數農民也不是想天天吃肉，轉而多吃水果和蔬菜；過去拼命走向城市、擠入城市，對“土氣”、“鄉巴佬”等標籤十分厭惡，如今卻感覺越土越吃香，不僅農村戶口“一票難求”，各種帶“土”的商品如土特產也越來越受到歡迎。長遠來看，鄉村人居環境是最令現代人嚮往的理想目標，珍視鄉村甚至迴歸鄉村也定當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總之，中國鄉村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化，預示著中國社會又一次轉型的開始。如何預測中國社會發展的不確定性及其風險，研判鄉村社會變遷的趨勢與方向，構建促進城鄉良性互動與共同繁榮的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使傳統的“鄉土中國”與現代的“城鎮中國”有機對接，迫切需要準確把握鄉村社會發展的方向。[4]唯此，才可能得出合理的判斷，提出精準的應對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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