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虎125038906
“民国大师”早已经成为世人瞩目的“星云”。无论学术界，读书界，教育界等等文化领域说起民国大师，就仿佛看到了璀璨的星河：陈寅恪、梁启超、鲁迅、胡适、赵元任、蔡元培……任何一个，靠的都不是名片上名字后的一串串头衔，而是等身的著作，而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身体力行……民国短短三十年，是怎么诞生这么多大师的。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师不是民国1911年成立之日，忽地一下子钻出来的。仔细研究这份名单，人文大师居多，而自然科学方面的巨匠像丁肇中、李政道、杨振宁等人也都受教于民国。
教育，教育是成就大师的基础。
民国时代，童蒙时期往往要接受家塾里四书五经的教育。在这里，不仅教知识，还教一种学习方式，生活方式，古人所谓的“养气”，养浩然之气。学童每天黎明即起，规规矩矩背书，写字。在民国建立之后，许多受过旧学教育的像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人又步入新式学堂，学习西方新知识；后来又纷纷去外国取经。如，鲁迅、郭沫若去日本。胡适去美国、徐志摩去英国，梁思成、林徽因去美国。等等。学贯中西，学成报国不是夸说的。
因为良好的古文幼功，他们于白话文的语言环境，可谓是融汇贯通，如鱼得水。最紧要的是，传统文化给了他们学养之外，还有深入贯彻的家国情怀。辛亥革命前后，适逢封建专制向现代民主共和转型，但是，国家积贫，经济薄弱，民生艰难，转型比任何国家都艰难。国事螗蜩，乱世之中，唯有一心向学，抱效国家。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可以说，承前启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清末近百年来的国仇家恨赋予每一个民国学子报国热情和向学恒心。
学问最忌急功近利，学问最忌一曝十寒，而传统教育与现代知识相结合，使民国学人深根于母体文化又兼备开阔的国际视野。这就为“出仕”打下最高的基础。
民国时代的经济、政治环境对知识分子有相对宽松的一面
时代大潮浩浩荡荡，泥沙俱下，舆论杂糅。但举几个小事例就知道知识分子的处境：民国时代，高级知识分子一个大学教授：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月薪600银圆。1917年8月中旬，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讲授中国哲学、英文修辞学课程，月薪260银圆，一个月后，升职为本科一级教授，薪俸薪俸加至280。梁实秋19世纪三十年代担任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时月薪400圆。据《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披露：民国时代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普通工薪阶层在20元左右。由此可见，大学教授收入高，地位高，是国民政府重点倚仗的阶层。
胡适（右一）与梁实秋
至于思想舆论环境，民国虽然对出版、言论、集会等也有禁止和控制，但是，环境比之后来的1949年以后，还是宽松了许多。比如，鲁迅的书虽然也遭查禁，但是，鲁迅还可以发声，也可以继续领国民政府的薪水。
国民党的施政纲领遵奉“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从各个角度启迪民智，唤醒民众，以期达到人民民主、国家富强之梦。如此政治形势下，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言论的开放性自晚清、北洋政府以来的传统流变至此，也成为知识分子的潜意识。加之，中国古代“士”的传统未断，像辜鸿铭、黄侃等等国学大师也具备发展的土壤。总之，自由、开放的思想环境是孕育大师的温床。
辜鸿铭像
大师在自由中产生，在自由中高歌。虽然，改革开放之后，各方面环境好了，但是，一位真正的人文大师必是幼童启蒙开始，习养不倦，且以无欲无求的古风大德为基础。这样的人，也许在未来会产生。也许，我们这个专业细分的时代，博才通才只在历史中了。
老照片
民国大师有些其实是清朝时期打下的功底
举些例子：章太炎，1869年生
王国维，1877年生
梁启超，1873年生
蔡元培，1868年生
民国成立于1912年，上述这些“大师”大都是中年了，学识基本奠定了，但往往还是被划入民国的行列。
民国大师大多只是文科的
我们只要看看列举的民国大师名单，基本都是写文章和做考古的，只有詹天佑、茅以升、侯德榜等极少数是搞建设和科技的。因为当时科举废除不久，很多人有国学底子，因此文科方面有建树也不奇怪。关于这种情况，如今被当成典范，早年却是被认为是落后的根源。陈天华在《猛回头》里就痛心疾首的说：
你看国人有本领有知识的有几个，就是读书人，除且、夫、若、曰几个字，还晓得什么?欧美日本，每人到六岁都要进学堂，所学的是天文、舆地、化学、物理、算学、图画、音乐，一切有用的学问。还有那陆海军、文科、农料、医科、师范各种学问。他的极下等人，其学问胜过我翰林、进士。
文科的人因为读者多容易名声大，而搞科技和建设的踏实做事，多数不易出名。如今各类导演、明星比科学家有名，道理也在此。
人们喜欢是古非今
这个是中国传统，一贯喜欢说古代的月亮比现代圆，因为说当今如何，大家看新闻或者亲身体会，谁都有评论的话语权。说过去如何，也没几个人见过，话语权就落在少数人嘴中了。而且中国人喜欢推崇前辈，这固然是个好传统，但并不表示由此可以神话前人，认为今不如昔。举个例子，刘长春这个短跑名将在中国闻名遐迩，值得大家尊重，可要说成就，如今田径选手早就超过他了。刘翔、苏炳添等人成就都比他大，但因为他是最早参加奥运的选手，所以更受尊崇。而如今的选手虽然有更大成就，却经常在网上被舆论批评，这点估计大家都有数。
如今人才远多于当年
当年詹天佑修建铁路，茅以升修建钱塘江大桥，被认为是大师，那是因为当年这种成就太少了，他们才显得突出。如今京沪高铁、青藏铁路、苏通大桥、杭州湾大桥，哪个成就不比他们的成就更大呢？袁隆平等人解决粮食问题，他们的成就恐怕是当年大师们加起来都比不过的，还有J-20的设计者，预警机的设计师，各种超级工程的建造人，可谓人才辈出，所以尊重前辈没有必要贬低后人。
最后列举一下最近这些年各领域的卓越人才（仅仅一部分），比起当年如何？
1、军工：程开甲、王小谟；
2、航天：王永志；
3、计算机：王选、金怡濂；
4、物理：谢家麟、郑哲敏；
5、数学:吴文俊、谷超豪；
6、化工：张存浩、徐光宪、闵恩泽；
7、材料学：师昌绪；
8、生物：李振声、袁隆平、吴征镒；
9、环境气象：叶笃正、刘东升；
10、医学：王振义、王忠诚
喜者寡言
前两年，民国时代被媒体炒得很热，人们怀念着那个时代的文化巨匠，陈寅恪、梁启超、鲁迅、胡适、赵元任、蔡元培，那个时代的确是群因荟萃的时代啊。
许鞍华导演的电影《黄金时代》的萧红，她活着时饱受贫困、战乱、疾病困扰，可是她也说那是她的黄金时代。民国时代军阀混战，对外还有帝国主义的侵略，人们的生活普遍是动荡的。但是动荡未必是坏事，有句话叫“乱世出英雄”。因为时局乱，英雄们审时度势，可以有所作为。很多民国时的文化大家，算作文化英雄也对。因为一个稳定的秩序没有形成，各家都有发言的机会，各种讨论都在公共舆论中存在，有点像春秋战国时代，虽然乱，但是百家争鸣。
不可忽略的是，清政府的统治刚刚结束，当时也是学习西方文化、思想最活跃的时代。当时很多现代学科在中国都是空白，很多知识分子在高校里都是建立学科的人。在一大群还处于懵懂状态的国民中，当然是鹤立鸡群了。
我们还会发现，当时接受教育的人口基数也不大。能够接受完整的教育，去国外留学的更是少之又少。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师们的竞争对手少，很多人都可以在大学找到教职。对比现在博士、教授遍地，高学历人才并不罕见。加上现代学科的细分，一些过于专业的学科，哪怕学者本人享有国际声誉，大众未必知道他。民国杰出的大师，他们的领域多在人文领域，普通人多少知道一点。
还有一点，可能对现代人不太有利。当时的知识分子可以静下心来做学问，但是现代的学者却有更多诱惑，当然也有一心钻研，不问世事的学者。但是大环境是资本、娱乐抢占了更多社会头条，知识分子再有贡献，他们受到的尊重和关注都不及以前多。
兰阇图片故事
民国三十多年，就诞生了很多的大师。到目前为止，共有8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有5位（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崔琦等）生于我国民国时期，接受的就是民国教育。
所以，能有大师诞生，最核心原因是得益于教育。
法律法规的保障。1946年，民国政府颁布了《教育宪法》，这部法律文本是在三十年民国教育法规不断完善和不断丰富的背景下推出的。而在核心的宪法外，还有很多《大学教员资格条例》，《教育纲要》等，这些法律法规规定，教育文化应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科学及生活智能。”“国家应注重各地区教育之均衡发展，并推行社会教育，以提高一般国民之文化水平。”等等。
多样化办教育。当时的中国教育体系里公立与私立并行，学堂与私塾并存。私立学校以南开为最，南开中学当年在校长张伯苓的办学思想的指导下，开办了很多社团，乃至于后来建国后，曹禺，黄宗江等话剧大师，都是从南开中学的社团起步的。
不惜代价办教育。资料显示，当时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洋，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而国小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洋，民国时期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要远远超过县长。而大学教授最好居然可以拿到600块银洋。而在培养学生层面，即使在抗战最为困难的时候，学生照样是全部免费的，西南联大午餐免费，困难学生还可以申请助学金。
特别提及一个教材的案例，民国教科书的编纂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民间性，民间在编纂教科书上有较大的自主权，只报教育部审核即可；二是它的编纂者都是具有现代思想的第一流的教育家，如胡适、舒新城、郭秉文、朱经农、黎锦晖、廖世承等，由他们来商定给小学生编课本，自然也就体现了民国教育的基本理念。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教材的中国化程度。
所以，中国精华就是世界精华，不遗余力的办教育，这些才是中国大师辈出的原因所在。
慕容晓春
其实，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常见的。我泱泱大国，几千万几亿人口，出一些一流人物，不是很正常的吗？
像盛唐时期，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王昌龄、贺知章、王之涣、张九龄、岑参、高适等大诗人都是一个时代的。
中唐时期，又有柳宗元、孟郊、韩愈、白居易、卢纶、李贺、李益、刘禹锡、贾岛、张继、韦应物等大诗人同时共存。
北宋时期，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司马光、黄庭坚、苏舜钦、梅尧臣、宋祁、秦观等又同时活跃一时。
民国时期的那些大师，能与上述人物相媲美吗？
民国时期的所谓大师，也是被严重高估了。民国至今不到百年，这些人物根本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有不少，都是被“大师”的弟子、后人吹嘘起来的。再过几百年时间，大多数民国大师都会被人遗忘。唐宋时代至今已经过去了上千年，我们却至今依然怀念那些诗人们。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家。
民国大师们，所研究的大多都是文学、史学、哲学等。这些知识在今天用途并不大，所以学习它们的并不多。如果今天的精英人物都去研究诗词、历史，照样会出现一大批的大师。只是，今天的优秀人物，大多都去经商、办实业了。所以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
国史拾遗
民国大师多，这是近年来相当主流的说法。历史上任何大变革时代，都是人才辈出的时代，晚清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数人思救国之道并开眼看世界，获取了比前人更广阔的视野、更丰厚的知识，在中西文化的激荡碰撞中汲取养分，出现人才的几率自然也更大。
另外，古代信息闭塞，许多人终其一生，都被困在山中或村中，即使是名人，传播范围和效应也相当有限。而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获取资讯十分容易，草根崛起几率极高，名人和权威的地位早已被撼动。民国却是一个“刚刚好”的时代，它不再那么闭塞，电报电话电灯铁路轮船渐渐拉近了时空距离，但另一方面，它的信息传播仍然依靠刚刚诞生的大众媒体，如报纸和电台等。作为公众人物的知识分子，既能通过社会文明的进步展示自己，又留有相对神秘的空间，许多圈子里的段子渐渐成为传说也就不奇怪了。
说实话，从学术成就而言，不少民国大师货真价实，但也有不少人颇多水分。但人们怀念民国大师，或者说怀念民国知识分子，并非仅仅关注于学术，而是因为相对自由的学术空气，还有知识分子背后的民国大学体系。
民国大学体系总体而言，由留美知识分子主导。从晚清的容闳毕业于耶鲁，到四批留美幼童，再到庚款留美生，几代人打下的根基，才有民国时代的北大、清华、南开、燕京，乃至西南联大。一代代留美学生构筑起了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教育谱系，美式大学制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标准，并使得清华和北大等高校在短短时间内成为世界名校，创造了教育界的“中国神话”。而我们所称道的民国大师，就是依托着这个大学体系。
当时的大学校长们多半有留洋经历，其中多半又是留美出身，他们所执掌的也多半是中国第一流的大学。那一串名字，多年后仍光芒四射——
胡适，毕业于康奈尔大学，曾任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梅贻琦，毕业于伍特斯理工学院，执掌清华大学；竺可桢，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将浙江大学打造成有“东方剑桥”之称的世界名校；郭秉文，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执掌国立东南大学；萨本栋，伍斯特理工学院理学博士，厦门大学首任校长；任鸿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四川大学校长；胡先骕，哈佛大学农学博士，中正大学校长；罗家伦，留学于哥伦比亚大学，先后任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杨振声，哥伦比亚教育学博士，国立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前身）首任校长；刘树杞，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工程博士，武汉大学筹委会委员，曾代理武汉大学校长；程天放，伊利诺斯州大学政治学硕士，曾任浙江大学、四川大学校长；陈裕光，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金陵大学校长……
他们的前辈、以“兼容并包”奠定北大根基的前清翰林蔡元培，年轻时并无机会留洋，却在年近不惑时赴德留学，也曾在美考察。执掌南开的张伯苓，也曾游历美国考察教育。至于在民国教育史上地位显赫的燕京大学，其掌舵人更是美国人司徒雷登。还有立志于平民教育的陶行知和晏阳初，同样曾留学美国。
除了这些校长外，有留美背景的大学教授更是不计其数，如赵元任、梁思成、吴大猷、叶企孙、茅以升、马寅初、林语堂和梁实秋等，遍布各个高校，治学育人，两不耽误。
他们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在校内，他们坚持学术自由、教育独立，在校外，他们针砭时弊，谱写民国风骨，那是知识分子最受尊重的时光。
叶克飞
中国历史上，大师辈出的年代，公认的有两个，一个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时期，一个就是距离我们比较近的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大师辈出，各行各业都出现了顶级大师，对今天仍然有深远影响，如，鲁迅、矛盾、老舍、沈从文等人对文学上的影响；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徐悲鸿等人对绘画上的影响；章太炎、梁启超、陈演恪、王国维、胡适等人对国学的影响；杨振宇、李政道、钱学森、竺可桢等人对科学的影响，等等。
我曾经也多次思考过个中原因，我觉得不外乎以下几点。
其一、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让人们的思想具备了世界眼光，不再局限于狭隘思维，学术非常自由。
学者们不断碰撞思想，从而开启了学术争鸣时代，涌现出了大量优秀作者和作品，成就了百家学术争鸣的风貌。争鸣的结果就是大师辈出，人才不断。
其二、大师们在成名之前，都练好了扎实的童子功，对后来学术上帮助很大。
这时期的知识分子从灭亡的清政府走过来，自小就接受传统文化的学习，打好了深厚的基本功。再后来，他们又接受西方先进思想的洗礼，并不学习和消化西方文化的精华，学以致用，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学养储存，为以后的学术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时期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可以说是才高八斗，学贯中西，都具有真才实学。
主要体现为，他们一方面继承“乾嘉学派（清朝前期一个学术流派，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考据而著称）”治学精神，另一方面汲取西方近代新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研究方法，在历史、语言等许多领域都有卓著贡献。如果打个比喻，就是说他们有金刚钻——具备学术本领，能揽得了瓷器活——学术研究。
其三、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待遇极高，首先能让他们衣食无忧，过上体面生活，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搞研究。
鲁迅从1912年开始，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每月可以从教育部领取到350大洋工资，再加上他的稿费和其它收入，月薪超过500大洋，他的收入两、三个月就能在北平买下一座四合院。鲁迅之后又去北京大学教文学，做了老师。而当时，一家五口人每月只需要8大洋就足够生活。
当时大学教员工资分为4等12级，最高级别500元，最低级别100元。像那些比较有名望的教员，每月都有几百大洋收入，即使一般教员，每月也有几十到一百大洋的收入。这些收入足够生活得很体面了，知识分子怎么能没有努力工作，全身心研究学术的动力呢？
其四、政府大力推动学术机构的改革，成立了“中研院”，推崇“新考据学”，是当时学术界先进的主流研究法。栋梁之才被全部集中到一起搞研究，人多力量大，最终结出丰厚果实。
“中研院”成立于1928年，是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关，蔡元培任首任院长。全盛时期的“中研院”人文组几乎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把社会上的能人全集中到了一起，是人才的摇篮。
作为民国政府设置的比较有远见卓识的“中研院”，有效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其中的史语所几乎是白手起家，开创了民国的历史研究，中研院的开拓和创新对后世影响很大。因为这个机构的存在，在学者不断研究中，诞生了不少大师。
鸿鹄迎罡
当然跟时代有关系的，纵观中国的历史，大概有二三个思想上的大爆发期。
第一个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这是因为时代的需要，大争之势，诸国争霸，大家都在寻找道路，寻找结束战争，统一天下的方法，或者实现天下大治的方法，这其中，就有以礼为核心的儒家，以法为核心的法家，还有讲究兼爱的墨家，以及无为而治的道家。
在这种实际需求的驱动下，这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思潮，大家相互辨论，思想跟方法还有实践的机会，最终形成了一个文化上的大爆发。
我们现在人的思维，很多还是源自于春秋战国。关于这个，推荐大家看脑洞老师的书《读懂春秋，就懂了当下》
而到了天下一统，人心思稳，路线也定了，一是外儒内法，儒家跟法家相结合，而在动乱平定的初期，还会采用黄老之治，也就是道家那一套，不折腾闷声种田就是胜利。这都成为了定式，所以思想上的改进不会太大。顶多是修修补补。
而佛教的传入，到了唐宋年间，中国的文化又得到了一次比较大的发展。佛教跟儒家，跟道家结合，产生了很多新的思潮，这其中，更重视人的本质。比如宋朝的格物致知，所谓的格，其实就是佛教里的静思跟禅定。尤其是禅宗，就是中国化的佛教，是佛教跟中国诸子思想的一次美妙碰撞得出的产物。
最后，我们说一说民国为什么大师多，这其实也是外力的作用，西方的文明带着大炮进入中国，大家都知道要师夷之技以制夷。从而向西方学习的人就特别多，中国有自费的有公费的到国外去，他们将西方学来的东西或者跟中国本土的东西相结合，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者主张全盘西化。比如胡适，他就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这就有点自卑了，没有一点文化自信。这跟当时中国的落后是密不可分的。相信胡适活在现在，他可能会改变自己的看法。
面对老蒋,胡适敢翘二郎腿.
当然，也有文化自信的，比如季羡林，他就认为：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世纪；只有东方文化能拯救人类。
不管怎么样，就是大家有争论，有怀疑，有探索，有竞争，所以大师才多。
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大师，大师多不多呢？
这个问题我们回答不了，因为人类有天然的眼盲，他们认不清与他们面对面同行的大师，只有等他们看到大师的背影时，确认过背影，才会知道：哦，原来他是个大师啊。
脑洞历史观
又替民国招魂！三十年，用脚后跟想想能称大师吗？能称为大师的也是清末和在大革命中锻造出的人才！民国三十年是中华民族，近五千来最屈辱的黑暗时期，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正是在这黑暗中，民国政府无能，才有诸多救国的团体诞生，只有中国共产党人，寻求到了救国的真理。有些人视中国发展于不顾，叫啸国民党分裂分子为正统，被鬼子打残的国民党军人为无乱将军、常胜将军？那么请问，日本鬼子侵华时，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是“自杀”的吗？卖儿卖女，流离失所是大师们杜撰的吗？
手机用户5746600715
发问的朋友说民国时代多大师，言下之意，可能在暗示解放之后大师就比起以少得太多了。甚至可能在说，解放后都没有大师了！
要响应这个说法，我们得要先将何谓大师这个问题弄清楚
要响应这个说法，我们得要先将何谓大师这个问题弄清楚。
- 我们现在介绍民国时代的大师，可以说主要是属于人文学科领域的大师。
- 假如我们粗略将人类文明累积到了今天的知识分为几大类，可简单地按照中学生能够理解的办法分为四大类，就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即实用科技）。
- 当然四者之中有重迭的地方，不能绝对分割得清，但是这个简单分法最易理解。
- 人文学科处理个人的想法；
- 社会科学处理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
- 自然科学帮助人类认识物质世界；
- 应用科学则着眼于改善人类的生活。
简介了这个分类法，就可以回到我们现时遇上的这个问题了。
我们今天理解民国时代的大师，多数属于人文学科范畴的大师。
解放之后诞生于中国的大师，多了在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领域的名家！
那是因为中国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成果。
人文学科的大师做过些甚么对人类社会有益的事，我们平民日姓好理解，科学家每天干的活，较多是前沿科技，寻常念用大学的理科生、工科生也不见得明白，一般市民又怎知道过去几十年，中国出了哪些科学科技界的大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