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评论员 杨于泽
国务院新闻办5月2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大研究成果，以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5000年文明史。教育部表示，相关研究成果将及时反映到教科书里，进入我们有关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观。
这项研究工程及其成果的正式发布意义重大，解决了一个“中华5000年文明史”是真是假、是自吹自擂还是据实陈述的重大课题，也就是说，它回答了中华文明“从哪里来”的问题。
说到中国历史，向有“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说法，但所谓“信史”起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对于西周共和元年以前的三皇五帝、尧舜禹等历史，很多人表示怀疑，认为那只是传说。
对于中国上古史的怀疑始于西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怀疑态度在国内发展成轰轰烈烈的“疑古思潮”。这种疑古思潮一直影响至今，有时演变成历史虚无主义。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加上2000年完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各路专家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基于考古学证据，为中国上古史、史前史提供了实证性证据。从今以后，中国人可以放心地为5000年文明史自豪了，如果再有人质疑，我们可以拿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作为证据。
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琮王”
中华5000年文明史铁证如山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总的结论是：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这项研究的根本特征是“实证”，而不是旧史学的文本研究。探源工程实施期间，调动了考古学、历史学、年代测定、环境科学、天文学、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冶金学、体质人类学等十多个学科的学术资源，以考古调查发掘为获取相关资料的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深度发掘了不同学科的潜力。
资料图：二里头文化早期城址。中新社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中华文明史前推到5000年前，考古学证据之一是浙江余杭良渚遗址。考古发现，我们的先人修建了长1900米、宽1700米的大型城址，大约300万平方米。而最新考古发现，在内城外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城址。这证明，长江下游地区距今5000年已进入古国文明阶段。
根据考古学假设，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分别跟黄帝、尧、禹、夏启的活动历史有关。而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以及郑州大师姑遗址，则被考古学界公认为夏代中晚期都城。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表明，不论是城市布局、基础设施，还是出土文物乃至社会分化上，都具有一国都城的诸要素，有的还与文献记载相符。
且不去管文献和传说的真实性如何，中华5000年文明史铁证如山。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龙纹陶盘
“疑古思潮”不能变成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学家李学勤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疑古思潮对我们整个学术界还具有特别影响。而且我特别要说，不但在今天国内的学术界还有相当的影响，对于海外、国际上的汉学界影响更大。一些外国人，如果你跟他们谈起疑古思潮的论点，他们一定非常高兴，非常兴奋。你要是相反呢，他们一定大不高兴。”
疑古派萌芽于宋明，源起于清初，随着清亡而又被西方殖民主义者所利用。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以民族虚无主义误导中国社会”。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顾颉刚等为创始人和主要代表，出版了一份《古史辨》杂志，提出要打破“民族出于一统”“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为黄金世界”的理论观点。他们认为“六经”论述的中国上古史多属杜撰、作伪而来，不足为训。
这股“疑古思潮”在中国学术界影响甚大，客观公允地评价，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看到了文献研究的局限性，以批判的态度提出了一个“古史重建”的问题，将本本主义的史学逼入墙角，催生了考古学在中国的引入与崛起。另一方面，它造成历史虚无主义。鲁迅就批评说：“他(指顾颉刚)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成没有。”
这种思潮流风所及，影响到国际汉学界。正如李学勤所言，弄到现在，中国学者和国际汉学家一起“疑古”，就可以相谈甚欢，否则就会受到质疑或攻击。其中一些日本学者不仅否认中国上古史，甚至连历史上是否实有屈原、李白其人都表示怀疑。而国内嘲笑“中华5000年文明史”提法的人仍大有人在，他们一直与国外“疑古派”相唱和。
“强起来”必须确立文化自信
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如果我们拿不出可以使人信服的证据，的确容易授人以柄，不免让一些人产生“疑古”的情绪和想法。在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有所作为。进行科学研究，搞清本民族文明的由来，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标志。
“夏商周断代工程”2000年完成时，公布《夏商周年表》，国内外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学术争论是容许的，而且要提倡。比如断代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称断具体时间是公元前899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蒋祖棣提出，从研究方法上说，只有68.2%的可信度。
但有些外国人士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中国政府在搞民族主义，还有些学者怀疑该工程的“学术道德”，从而从整体上否定中国对自己历史的研究及其结论。斯坦福大学有位退休教授甚至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声称“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
在国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嘲弄和谩骂的，也大有人在。
历史虚无主义，本质是一种文化自卑。而如果没有文化自信，自顾做外国“疑古派”的应声虫，哪里谈得上文化软实力?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把自己国家和文化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本身就是大国作为，是综合国力的充分体现，值得我们引以自豪。
现在，“中华5000年文明史”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走出“疑古时代”，带着坚定的文化自信，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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