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王朝，而“康雍乾”時期，又是這個末代王朝的最鼎盛時期，所管轄的疆域也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廣闊時期。當時，國家政治穩定，經濟也發展迅速，直到現在很多人說起來，也是褒多貶少。不過，拋開這些輝煌，回看當時的文化領域，卻是一片萬馬齊喑的狀態。
清朝執政者為了強化統治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大興“文字獄”，使得這一段“鼎盛時期”從某種意義來說，成為中國文化最黑暗的時期之一。
中國自古就有“盛世修史，明時修志”的文化慣例，“康乾盛世”當然也把方誌修撰放在裡重要的地位。當時清朝政府出臺了很多制度，對於修志過程的人選、審查、期限進行嚴格的規定。目的無非是按照朝廷的要求，修編志書。清廷明確要求全國“一統志”由朝廷敕修，主持人統統選擇朝廷的“政治上明白”的重臣進行審查監修。成書以後，修撰史書的大臣將稿子送給皇帝，由皇帝親自過目。乾隆中期，重修“一統志”，因為全書卷數太過浩繁，改為按照各省陸續進獻給皇帝。康熙、雍正、乾隆三個皇帝對於“一統志”的稿子，審閱相當仔細，甚至達到了字斟句酌的地步。
乾隆
乾隆四十七年的正月，乾隆看到進呈的“一統志”內沒有張照，同時出於政治需要，專門批示道：“昨閱進呈一統志內，國朝松江府人物，止載王頊齡、王鴻緒諸人，而不載張照。其意或因張照從前辦理貴州苗疆曾經獲罪。又其獄中所題白雲亭詩，語意感憤，經朕明降諭旨，宣示中外。因而此次纂辦一統志，竟將伊姓氏、里居概從刪削殊屬非常。張照不知朕辦理其案之公衷，而反挾私怨悵，誠非大臣公忠體國精白一心之道。然其文采風流，實不愧其鄉賢董其昌，即董其昌亦豈純正之正人君子哉！使竟不登志乘，傳世藝林，致一代文人學士，不數十年，竟歸泯沒，可乎？......總之，張照雖不得謂醇儒，而其資學明敏，書法精工，實為海內所共推重。暇瑜不掩，公論自在。所有此次進呈之一統志，即將張照官秩、出處事蹟，一併載入。其各省志書或有似此者，纂修諸臣皆宜查明奏聞補入，並通諭中外知之。”張照與鄂爾泰的關係一直不好，而鄂爾泰又是乾隆打擊的朋黨之一，所以，與其說張照編入史志是他的“文采風流”，倒不如說，這是乾隆對於支持者的犒賞。
而涉及到明朝的人物，審查更加嚴格。當時各省的“通志”都是由總督、巡撫領銜監修。“通志”為“一統志”所取材，內容遠較“一統志”詳細。乾隆四十一年二月，也就是公元一七七六年，大學士、九卿等討論明代殉難諸臣的賜諡問題，乾隆確定了“以《明史》及《輯覽》為據，旁及一統志及各省通志，參互考證”。
這相當於說，以後，所有的各省地方誌記述當地歷史，必須要嚴格遵守清朝政府修訂的《明史》，不能有任何逾越。雖然編撰者小心翼翼，但是即便如此，只要“文字獄”興起，也難逃被朝廷指控的結局。
乾隆二十六年，江西武寧縣人餘豹明舉報革職的原刑部主事餘騰蛟，曾經編修縣誌，載入了譏笑諷刺的詩詞。這件事雖然查無實據，但是江西巡撫胡寶瑔仍然一口咬定餘騰蛟“其人居官居家素不安靜。從前修志之時，該縣知縣鄒應元因餘騰蛟曾薦舉博學鴻詞科，該縣進士又只一人，乃就近延入志局纂修。即經前藩司王興吾駁斥，以餘騰蛟緣事被劾還家，不可膺修志之任，旋經另延修輯。其餘豹明所指之詩，亦非現今志稿所載“。胡寶瑔並不罷休，他還向朝廷邀功說：“臣復思餘豹明不甚識字，所摘之句尚無顯然譏訕之跡，猶可抵賴。而餘騰蛟素以詩文自命，其家所藏，或有寫刻別本。因將餘騰蛟監禁省城，臣即於本月十七日，帶南昌府知府李縉星夜馳赴武寧，於十八日至餘騰蛟所住之楊店村莊，夜半直抵其家，逐細搜查，別無悖逆字句。”有如此“緊跟中央”“政治明白”的“能吏”，“康乾盛世”下的“文字獄”愈發“出其類而拔其萃。”餘騰蛟幸好沒有隻言片語留下把柄，要不然，在清朝政府強大的“專政”之下，難免不遭橫禍。
當“文字獄”強硬開始實施，必須依賴互相監督和舉報制度，但凡舉報，一定會有誣告，所以它是雙面刃，即可以打擊讀書人、修史者，自然也會傷到“執法者”。乾隆四十六年，海澄縣的普通縣民周鏗聲控告本縣知縣葉廷推纂修縣誌時，載入碑傳詩句，詞語狂悖。周鏗聲與葉家一直有仇怨，懷恨在心，伺機報復。雖然後來案件清楚，但是福建巡撫依然對葉廷推在志書當中引用的文字進行斥責，“且查碑摹上載皇清二字，下書歲在丁亥，未書年號，尤當嚴究”！可見當權者在鋪天蓋地的“文字獄”面前也並不安全。
在查辦文字獄案件中，一些地方官往往藉助地方誌來擴大線索，將案件無限放大。乾隆四十三年，也就是公元一七七八年，江西宜春人袁繼鹹的《六柳堂集》案件發生，事發後，江西巡撫郝碩奉皇帝的命令查繳。他隨後給乾隆報告：“臣思袁繼鹹既有著作刊行，則該府縣誌自應有詩文載入，復同兩司將該府志書詳細查看，志內載有原任上書孫嘉淦撰袁繼鹹《未優軒集》序文一篇。......臣查有此序比另有《未優軒集》一書。......遂即查獲原存抄本。臣恐各志書所載似此等序文者正復不少，未便率忽。臣現已飭將各府縣誌書發局委員分校，詳細查核，凡有似此序文，或但有成書名目及著作人姓名者，俱令開單指明，飭行本縣著落根查呈繳，務期剔釐淨盡，斷不敢稍事疏漏。”從序文查書，然後又從志書裡查序文，還要“開單指明”，“勤勞”“認真”的態度，使得知識分子不敢發出任何異議之聲。
乾隆嘉慶時期的學者王芑孫曾經說過，自從朝廷開四庫館，天下極少看到的書才稍微出現了一些，但是書禁也越來越多，互相誣告的案件頻頻發生，知識分子一個個恐懼不已。凡是天文、地理、言兵、言數的書籍，“有一於家，唯恐遭禍”，往往不問禁與不禁，只管堆在一起統統燒掉。
清朝政府“盛世”之下的“文字獄”雖然使得內部知識分子紛紛閉上了嘴巴，可是卻擋不住外敵的入侵，就在五十多年後，英國人的大炮徹底摧毀了中央大國的尊嚴，而曾經給清廷帶來無比自豪的“書禁”政策，則在大變局面前束手無策，徹底露出了愚蠢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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