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在有关经济工作的会议上，反复强调“要注重引导预期”。为什么要反复强调？我们认为，预期管理不仅是加强宏观经济调控有效性之必须，更是引导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这样的反复强调实际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却并未得到中国金融管理者充分重视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地引导预期，核心目的就是充分保护市场投资者“风险偏好”。这一点，在《行为金融学》中早有明确论述。
如果把“赌博式的风险偏好”除外，那我们可以肯定地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社会公众“风险偏好能力”的高低，决定了这个国家或民族创新能力的高低。毫无疑问，创新需要完整的一套社会生态去支撑，而在这个生态环境中，资本对创新项目的支持是关键环节。按照“木桶原理”，如果中国公众的“风险偏好”持续走低，但中国不可能向创新型社会转变。不仅如此，得不到资本支持的创新人才也会纷纷离开中国，去往创新资本充裕，投资者风险偏好可与创新匹配的国家或地区。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社会公众的风险偏好有一个上下的极限，向上或向下超出这个极限，整个社会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就会骤然增加。比如，金融期市、商品期市、股票市场、企业债市场、金融债市场、货币市场、国债市场，大致构成了整体金融市场的风险层级，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市场的风险居于中等偏高水平，而管理者必须引导市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更多地留在这一层级当中。原因很简单，这样的风险偏好关乎实体经济资本来源，是所有金融市场的核心部分，是金融行业存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如果社会公众的风险偏好偏离了“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市场”，那不仅会制约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且搞不好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比如，前不久发生在中国的“全民金融”使得大量外行人士开始经营金融业务，忽悠老百姓无度增加风险偏好到赌博的程度，大大超越了规范金融体系的风险限度，结果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严重放大了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而不得不艰难地治理整顿；再比如，社会公众风险偏好过低，将大量资金投向几乎无风险的货币市场和国债市场，这势必导致各风险层级的金融市场恶性循环，极低风险偏好的资金数量越大，资本市场就会因缺少资金而下跌，资本市场越跌，风险越大，资金就更多流向货币市场，于是金融短期化、套利化——脱实向虚越严重，并逐步演化为巨大系统性金融风险。
现在，中国金融市场的问题是：社会公众风险偏好不断走低，这实际是一个国家非常致命的要害，但中国的金融监管者是否在意此事？我看问题很大。
比如，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在谈到下一阶段经济工作重点时指出：要全力打好“三大攻坚战”，同时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注重引导预期，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这是极其重大的总体要求，而其中最被市场关注的变化是：中央强调要“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但我们看到5月17日公布的2018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在谈到制定货币政策的依据时，对中央“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的要求“全无提及”。
央行是否有必要“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当成制定货币政策的前提？当然，太有必要了。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就是极其重要的“内需政策”，如果中央要求“持续扩大内需”，那必须得到货币政策的有效配合。所以，如此重要的货币政策前提央行为什么只字不提？是没注意？还是中央政策变了？我们知道，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是资本市场投资者最为关注的信息源，它未将“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当作制定货币政策的依据，这会给市场以怎样的“预期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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