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图是草原上难得一见的文化人，是师范学校毕业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他回到了家乡——乌兰图格公社，成为了一名小学教员。其实以他在当时的学历，本可以留在呼和浩特，之所以回到家乡，完全是出于对家乡的热爱。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一场风暴席卷了祖国大地，就连偏居一隅的草原小学也未能幸免。没过多久，由于大部分教师遭受了批斗，教学工作陷入了停滞。巴图和另外几位老师被定性为“黑五类分子”,公审大会、老虎凳、喷气式成为了家常便饭。
某一天巴图参加完批斗会后回到家，一脱下帽子，小儿子就被吓哭了。原来巴图被剃成了阴阳头，这古怪的发型吓坏了小儿子。不得已，巴图只能又戴上了帽子。
第二天参加批斗会时，性格刚烈的包老师不堪其辱，当场撞墙而死。巴图被这一幕惊呆了。革委会主任在大喇叭里宣布：臭老九老包，因抵触人民群众对其进行改造，畏罪自杀，这是自绝于人民的行为……巴图心里嘀咕着，如果再这样批斗下去，自己会不会也成为那个“自绝于人民的人”。
晚上回到家，巴图一边回忆着包老师的惨遇，一边看着自己青一块紫一块的身体，顿时陷入了绝望。一个念头在他心里浮现——走！走得越远越好。但是天下之大，到处都在搞运动，又能去哪儿呢？对!去蒙古。蒙古和这边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况且最近边防也在搞运动，边境疏忽，完全可以趁夜色过去。
可回头看着炕头上熟睡的妻儿，巴图又犹豫了起来。如果带着他们走，目标太大，很容易被发现，况且小儿子还太小，根本经不起长途跋涉。可如果不带他们走，作为被镇压分子的家属，他们肯定会被严刑拷打，并且逼问自己的去向。算了，还是留一封遗书，就说自己外出寻死了，将自己的所有“罪行”都与家人撇清，也许这样自己妻儿的日子就好过一些了吧。
说到做到，巴图留下遗书后偷偷的溜进了公社马棚，牵了一匹白马和枣红马，把能找到的干粮都带上，翻身上马，融入进了漆黑的夜色之中。
就这样，巴图日夜兼程，一路上两匹马换着骑，距离国境线也越来越近了。突然巴图身子一沉，连人带马翻倒在了地上。巴图挣扎着爬了起来，仔细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原来巴图骑乘的白马由于长途劳累，一不小心踩进了旱獭的洞穴，马腿折了。这要是在公社里还好说，可以找个兽医看看，说不定可以很快恢复。但这是在逃难的路上，只能将白马留下，任其自生自灭了。
巴图没有犹豫，将白马的马鞍卸下，安放在了枣红马身上。白马似乎也预料到了自己的命运，顺着眼角滑下了一滴眼泪。巴图翻身骑上了枣红马，拨转马头正欲离开。可枣红马不愿抛弃白马，两匹马互相嘶鸣着，仿佛是在道别，又仿佛是在向命运抗争，嘶鸣声在空旷的草原上久久的回荡。巴图抹了一把眼泪，狠狠地在马屁股上抽了几鞭子，绝尘而去。
第三天黎明时分，远处的天际线上浮现出一个柱状物，这让巴图紧张了起来。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块界桩，上面用红色大字写着——“中国 757”。国境线终于到了。巴图下了马，身体重重的靠在界桩上坐了下去。巴图突然犹豫了起来，再往前一步，自己可就是货真价实的“叛徒”了。前方是一望无垠、前途未卜的茫茫戈壁，身后是水深火热、多灾多难的故乡，何去何从，难呐！可是回头无岸，只能以身涉险了。巴图站了起来，面向南方深深地鞠了三躬，再次上了马。
天渐渐亮了，经过了两天两夜的长途跋涉，巴图和枣红马均已到了崩溃的边缘。骏马早已不能奔驰，只是在戈壁滩上载着主人一步一步的挪动着，远处的仿佛出现了一处蒙古包，巴图揉揉眼睛想再次确认一下，可眼前一黑，一头从马上栽了下来。
醒来时，巴图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一处蒙古包里，身旁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阿妈。老阿妈对他嘘寒问暖，得知他来自中国时，老阿妈怔住了。巴图赶忙向老阿妈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恳求老阿妈不要报官，自己缓过来之后立刻就走。
出人意料的是，老阿妈没有慌乱，只是踱步到了门口，望着那匹仿佛饿疯了般大快朵颐草料的枣红马，淡淡的说：“可怜的孩子，你这匹马从来到这里就开始猛吃猛喝，这都一天了，也没见饱。恐怕只有长生天才能知道你是怎么熬过这一路的吧！你不用解释了，我的父亲就是死于三十年代的大肃反，你的处境，我懂。你先在我这里安顿下来吧，如果别人问起来，就说你是我的远房外甥……”
巴图嚎啕大哭了起来，他终于得救了。
可巴图不知道的是，由于他的失踪，妻儿蒙受了不白之冤。妻子在批斗中落下了病根，晚年疾病缠身，连自己仅有10岁的女儿图雅也未能幸免于难，被挂上牌子游街，被骂做“狗崽子”。至此图雅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在她看来，母亲和自己承受的这一切都是父亲造成的，父亲是个十足的懦夫。
巴图在这里渐渐安定了下来。由于当地缺水，他将枣红马套上了车，为各家各户送水以换取微薄的收入。他每天都将枣红马的毛刷的倍儿靓，因为这是他从家乡带来的唯一念想。慢慢的，巴图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
转眼间到了1978年，巴图从新闻里得知了祖国的变化，他觉得希望到来了。巴图向当地的官员打听自己能否回到故乡，但对方告诉巴图：“你本来就是不请自来的，要回去的话，我们这边的手续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据说那边的很多政策还没有落实，如果你贸然回去，一旦被抓了，以‘叛国罪’给你定个三五年的刑期，我们可帮不了你，你自己要想清楚……”巴图被吓坏了，从此再也没敢提起这茬儿。
此后巴图便在蒙古老老实实过起日子，娶了个寡妇，也生了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和在中国一样，似乎这就是天意。
90年代后期，随着两国经贸往来的不断加强，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往返于两地。国内的那种严酷的政治环境也早已一去不返了。巴图从别人口中得知，自己的家乡已经不叫“乌兰图格公社”了，而是改回了清朝时期的名字，叫做“希拉穆仁镇”。巴图虽然已经放弃了回乡定居的想法，但他一直想回去看看，看看妻子是否健在，看看孩子们过得怎样。
在这种意念的驱使下，巴图终于踏上返程。在经过国门的时候，巴图看着崭新的大理石界碑，他似乎又想起了那个在月黑风高夜、一人一马穿越国境线的青年。而如今，他已近暮年。
家乡的变化很大，除了普会寺檐下的风铃依旧穿越时空般的叮铃作响，其他的早已变了模样。几经辗转，巴图终于找到了妻儿，还好，都在。短暂的煽情过后，巴图在儿女的陪伴下走访了一些故旧亲友，之后巴图便打算回到蒙古的另一个家。
但是图雅拦下了自己的父亲，并且扣留了父亲的护照，图雅希望父亲能陪母亲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就算是——赎罪吧。巴图的两个儿子当时还小，对于父亲基本没什么印象，都是姐姐带大的，所以均赞成姐姐的决定。
之后巴图在蒙古的儿女试图来这边接回父亲，未能成功。
又过了十多年，巴图和图雅的母亲先后辞世，被图雅安葬在了一起，图雅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执念，至死都没有再让父亲离开母亲半步。
什么是造化弄人，这就是造化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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