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2月9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中国的城镇化，被称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无数中国人在乡村、城镇、城市之间流动，有的进入，有的退出。
走得出大山，抹不去乡愁
安仁县城，龙祥斌和父亲、儿子三代人在购置的商品房小区门前。
走出大山，是龙祥斌一家的家族迁徙史“主线”。湖南郴州市安仁县灵官镇莽山村人龙祥斌，一直清楚地记得，20年前的那个春节，全家刚刚从山里搬到镇上，在新家第一次吃团年饭，第一次守岁，那是新生活的开始……
莽山村是一个边远贫困村落，属于罗霄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那里山高林密耕地少，当地流传说“出门就见坡，石头一窝窝”。
龙祥斌的母亲谭美兰说，原来住在山上很艰苦。地里的产出，挑出去卖要走20多公里山路，经常凌晨出门，半夜才能回来。
1997年，地方政府在灵官镇的一块荒坡上，统一规划建设“移民新村”。莽山村几乎整村搬迁，总共约有110户村民搬离大山，家家户户住进了3层楼房。
搬到灵官镇后，莽山村人起初并不适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下子变成了每天大门一开，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都得花钱。习惯了从地里刨生活的农民，学着给别人打工，或者做点小生意。谭美兰在集市售卖自家酿制的米酒，她的丈夫帮人盖房子、打零工。
很长一段时间，谭美兰总是念念不忘山上的家：瓦房是不是漏雨了?地里的竹笋、树上的板栗是不是可以收获了?
慢慢地，村民们也享受到城镇生活的便利，包括读书、就医、赶集。以前在山上时，学校离得远，遇到下雨下雪天，路阻难行。太小的孩子走不了山路，要到七八岁才读一年级。搬下山后，村里的小孩普遍实现了适龄入学。
谭美兰有3个儿子，他们相比父辈走出大山更远。17岁那年，最小的儿子龙祥斌初中毕业后，跟随哥哥第一次离开安仁县，去往广东东莞，在一家“利怡木线厂”打工，每月工资700元。
南下广东打工，如同很多农村孩子的“成年礼”。安仁县位于湘南地区，邻近珠三角，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县。当地农村的刷墙标语，有这样的口号：一人劳务输出，全家脱贫致富。
“17岁以后居无定所，基本都在外跑江湖。”龙祥斌说。他还做过人力资源，给企业招工，一年有三四万元收入。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大量工厂倒闭不招工，他又干起了木工老本行。
2010年，积累了一定资本的龙祥斌，回到安仁县创业。然而，做木工是一把好手，做生意却并不顺利。他代理销售牛奶，因为一次性进货过多，产品没有销售出去便过期，亏损了两三万元；跟着别人炒现货白银，“投进去2万多块钱，几个月就全亏了”。
尽管吃了几次亏，龙祥斌并不灰心。他的人生哲学是，赚了钱就投资，没钱了就再去打工，前提是不能负债太多，要稳稳当当，在可承受范围内。
让他觉得值的投资，是在县城买房。2013年，龙祥斌看中了安仁县中央商务区的一套107平方米的三居室。房价是每平方米3300元，他找亲戚朋友筹借8万，付了全款。“有了房子，就没了后顾之忧。”龙祥斌说，在县城买房，主要是为小孩提供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自己再去挣钱，辛苦点也无所谓。
龙祥斌有一对儿女。儿子小荣2009年出生，现在安仁县城思源实验学校读小学。龙祥斌外出打工的日子，小荣成了“留守儿童”，由爷爷接送上学、做饭。以至于父子俩在一起时，小荣总是盯着动画片看，和爸爸没有太多的交流。
2016年，小女儿降生后，龙祥斌决定留在家里多陪陪孩子，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没有外出打工。空闲时，镇上谁家盖房子，他会帮着做泥水工，每天挣100多元工钱，双手因此还磨出了水泡。
新的一年开春后，龙祥斌准备再次启程去广东。他的长远计划是，争取早日回家乡发展，如果有钱了，为莽山村做点事，比如开发乡村旅游。
如今的莽山村，仍常住有30多户没有搬下山的村民，基本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走出大山已经20年的谭美兰，习惯于每两个月去莽山村“打个转”。因为在那里，有她挂念的竹笋、板栗，更有“莽山村人”难以抹去的乡愁。
跨过城市和乡村的界线
长沙，周福海、周东海兄弟在创业开办的早餐店。
湖南长沙市湘府路湘府十城小区，临街有一间不起眼的早餐店。开业几个月来，成为周边很多居民和上班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去年12月底的一个周日，临近上午10点打烊时，还有顾客穿着睡衣下楼买包子。听说早点已经售罄，有人和店主开玩笑说，“下次记得帮我预留几个”。
早餐店店主周福海、周东海是一对孪生兄弟，名字取“福如东海”之意。这家15平方米的小店，是兄弟俩创业的起点。对于他们的父亲周文辉来说，则有着更深远的意味。
周文辉的老家，位于益阳市赫山区欧江岔镇。“就是益阳和长沙交界的地方。”他总是爱用这样的表述，来形容家乡的位置。而迈过这条边界线，融入省会长沙，他用了足足20年。
20多年前，农民周文辉在老家种着4亩薄田。粮食价格不景气，除去买农药、化肥的开支，基本没有什么结余；养鱼，因为涨洪水遭受损失；喂猪，猪价又遇“过山车”——他几乎赶上了农业“靠天吃饭”的所有问题。
“在农村靠种田的收入，没法子生存下去了。”1997年，过完春节后，周文辉和妻子决意逃离土地的束缚，跨过那条城市和乡村的界线。
第一处落脚的地方是长沙雨花区高桥大市场。位于长沙城东的高桥街道，商贸、物流行业发达，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有18万，其中本地户籍人口只有3万人，是一个典型的外来人聚集地。
雨花区怡园社区党总支第一书记、“他乡美”新市民俱乐部创始人游端霞说，当时外来进城人员涌入长沙找工作，缺乏生活、生产技能，有的不会使用液化气，有的过马路不会看红绿灯，有的语言不通，难以和本地人交流。
周文辉两口子要在城市谋生，只能靠勤劳的双手。最初，周文辉在高桥大市场，骑着一辆人力三轮车搬运建材。搬运一块1.22米乘以2.44米的大型板，每上一层楼收费5毛钱，一天能有几十元收入。
他的妻子在高桥大市场卖早餐，每天天亮前2小时起床准备，然后在市场和建筑工地两头跑，一边各卖六七十份炒粉。一份炒粉2块钱，可以赚8毛钱。
靠着一件一件搬运，一份一份炒粉，两口子总算在长沙有了基本收入。然而，刚刚好转的生活却遭到当头一棒。2004年，一次意外触电事件，导致周文辉手脚截肢，丧失劳动能力。
出事后，在社区的帮助下，一家汽修厂接收他做宿舍门卫，每月发几百元工资。此后的11年，他都蜗居在传达室，直到2015年，居住条件才得以改善。
周文辉认定，要在城市倔强而有尊严地活着。他买了一台“联想牌”二手台式电脑，靠残缺的指关节操作，学习法律知识，对一些条文背诵如流。股市红火的时候，他学会了看K线图，周围炒股的大姐大妈们，都来找他取经。
在双胞胎儿子的眼里，父亲是人生榜样。1991年出生的福海、东海，在老家益阳读完高中后，分别去学了西餐和中餐烹饪。他们从单位食堂的学徒做起，一直到星级酒店和知名餐厅的厨师。工资由每月800元，涨到了7000多元。
看到福海、东海一步步成长，周文辉说，“伢子，你们可以自己开店了。”父亲坐着轮椅亲自上阵，帮着一起挑选门面，花了3个月时间。2017年7月，兄弟俩在湘府路的早餐店开张，主营各种包子、卷子、馒头、豆浆。
店铺工商登记名称叫做“一颗心”。周福海说，做包子最重要的是馅，做餐饮最重要的是良心。他们家的肉馅是买的猪前腿肉自己剁，豆浆是现榨，可以吃得放心。
总是面带笑容的兄弟俩说，他们给人生定了一个“小目标”：店子慢慢发展成连锁，以后能在长沙买房安家。“虽然不一定富裕，但有目标就好。”
周文辉记得，7月14日，两个儿子推着轮椅，带他去门面上签租约。他对福海、东海说：你们真正长大了，迈出了踏实创业的第一步，可以在长沙成家立业了。
那一刻，周文辉不禁感慨，自己来长沙整整20年了，之前这个城市一直是他乡，现在慢慢有了一种家乡的感觉。
从“海归”到返乡“新农人”
耒阳市竹市镇毛田村油茶基地，谢琼在查看油茶树生长情况。
湖南耒阳市竹市镇毛田村，近万亩油茶林覆盖了几个山头。时值冬季，漫山遍野的白色山茶花盛开，一袭红衣的谢琼乍看上去像是普通游客，实际上却是半个油茶专家。
“过去只是觉得山茶花好看。”谢琼说，现在哪棵油茶树是补种的，什么节气果子由青变红，什么时候采摘，一棵树结多少斤果，多少斤果产一斤油，她全部了然于心。
在亲戚朋友的眼中，“海归”谢琼的人生轨迹本是这样的：在上海金融机构工作几年，再去环游世界，最后会在国外定居。
2012年，谢琼从美利坚大学外交学院硕士毕业，回国后在上海汇丰银行做理财和保险业务。那时，谢琼的工作圈和生活圈，都显得光鲜亮丽。
转折发生在2014年国庆期间。谢琼回老家耒阳市看望父母，顺便到父亲的油茶基地参观。此前，她只知道做煤炭生意的父亲转型种油茶，但从未到基地去过。
看着果子尚未成熟的连片油茶林，熟知美国商业模式的谢琼问：“不做品牌，有什么价值?”在她看来，国际上的知名企业，比如耐克、星巴克，卖的都不只是产品，而是品牌甚至生活方式。“那你试试做吧。”父亲抛给她一道新的“选择题”。
说做就做。利用下班和周末的时间，谢琼着手产业调研、品牌定位、产品设计。产品要健康、有机又时尚，要走国际化路线，目标消费人群是80后、90后——她一出手，就要为传统农业植入新思维。
美国在高度城市化之后，出现了城市社区支持农业(CSA)等模式。在美国读书时，她和同学朋友曾去农庄游玩，采摘苹果，对美国的现代农业有直观认识。她希望，将来中国城市和乡村连接更紧密，城里人可以到乡村和农产品基地，体验“田园教育”。
2015年，她正式辞职，随后回到长沙，成立了一家山茶油电子商务公司。因为湖南有全国最大的油茶企业集群，她觉得必须“回归本土”，和农作物和老百姓打交道。
然而，从国际大都市初到偏远小山村，谢琼有些“水土不服”。按照她的设想，油茶树的施肥、剪枝有严格标准，但基地的一些员工奉行“差不多主义”，刚开始不照章执行。很多事情的沟通，“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
随后，她又遭遇了偷盗油茶果的村民、涉嫌敲诈的职业打假人。她惊叹说：“天哪，怎么会有这种现象?”
乡村不是只有田园牧歌的“乌托邦”，这是自20世纪初以来，众多从事乡村建设的志士仁人遇过的问题。谢琼试着转变行事方式，不再当一个居高临下、只分对错的“裁判员”。
下乡几年时间，谢琼逐渐学会了“老练”地解决问题，比如怎么应对采摘成本高，怎么进一步拓展市场，怎么找到好的合作伙伴，怎么和政府打交道。流转林地的租金，发给村干部可能会被截留，那就一家一户直接发放到农户手上。
“真正扎根了。”曾经认为谢琼只是“玩一玩”的亲戚朋友这样评价。她说，中国的乡村振兴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她想用经济、社会的力量为乡村带来一些改变，坚持才能做出成效。
安身之处是吾乡
在上海某金融机构工作的小赵提前买好了回湖南老家的飞机票，他盼望早日见到在长沙工作的妻子。不过，等到团聚时，一场“安家之争”在所难免：分隔两地不是长久之计，到底是共同到上海这座特大城市奋斗，还是回长沙安家多陪伴父母?
临近春节，一年一度的“春运”大片再度上演，很多人在返乡、回城的过程中，都会面临类似的路线选择。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但将来要到哪里去，能在哪里定居，实际上充满了不确定性。
而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共同构成了被称为全球规模最大人口迁徙的“中国城镇化”。2017年末，我走近从农村到乡镇、县城买房的龙祥斌一家，从农村到大城市的周文辉父子两代，“逆城市化”的海归谢琼——他们的人生轨迹正好构成了3种典型的“城镇化迁徙路线”。
这场迁徙已经持续三四十年、延续几代人。自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计的农民由农村进入城市，由农业部门进入非农业部门，成为“中国制造”的主力军，为中国经济创造了巨大“人口红利”。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末，中国城镇化率为58.52%，比上年末提高1.17个百分点。未来，城镇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力之一。
从全球规律来看，大城市是人口迁徙最重要的目的地，因为城市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更低，土地利用效率更高，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城市规模庞大固然会造成交通拥堵、公共资源紧张等一系列问题，但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人多了”“人密了”，更多是因为城市管理水平不高、布局不均衡等。
不管是社会精英还是普通劳动者，大城市都应该学会包容一点，让无数在城市打拼的“外来人口”，能够进得来、留得下，有房住、有学上，享有和本地人一样的公共资源和服务。
在GDP刚破万亿的湖南省会城市长沙，周文辉的故事虽然普通却触动人心。周文辉从农村到城市，一无所有、一无所长，又遭遇手脚截肢的沉痛打击。换作其他人，恐怕难免自暴自弃，可他身残志坚，信守“吃苦是良途”，在城市里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相比迁徙到大城市，就近城镇化是一条更为现实的路径。大约一年前的春节，我在湖南某地农村采访，遇到每年才回家一次的“90后”阿星。他坐在老屋前坪晒谷场的一张长凳上，掷地有声地说，“我想跳出农村”。他准备先在广东干几年，存点钱，再回县城买房子、娶老婆。
长期以来，农民工远离家乡、进入城市打工，家里剩下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获得劳务收入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因此，很多像阿星、龙祥斌这样的年轻一代农民工，他们想“跳出农村”，又不愿意长期在大城市，城镇和中小城市成为他们既可以过城市生活又可以不离亲人、故土的理想所在。
第三条路径是“逆城市化”。虽然这不是主流，但近些年越来越多像谢琼这样的年轻人“逆流”而动、回到乡村发展，上演着中国新一轮的“上山下乡”。这些年轻人大多从小没有种过地，但有知识有理想，能够将最传统的农业生产和最现代的理念结合，敢于创业和创新。
最近，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离不开人的回归，有人才有活力。目前，在一部分具备区位、资源优势的农村，人才、资金等要素正在回流，城乡由过去的二元割裂逐渐走向良性互动。
3个“路线图”的故事，是中国城镇化的缩影。在城镇化的浪潮中，每个人都是一朵奔涌向前的浪花。每一种故事，展现的都是“带着乡愁寻找家园”的历程。乡关何处?虽然小赵两口子的“安家之争”尚没有结果，但他们已决定要尽快把家安定下来。也许，不论是哪种城镇化路径，能安之处便是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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