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完全低估了日军战斗力的英军被打得溃不成军，约13万印度、澳洲和英国士兵走进战俘营，被誉为“大英帝国皇冠上的小宝石”的新加坡沦陷，惨遭日寇铁蹄践踏。
指挥新加坡之战的日军将领是山下奉文，即臭名昭著的“马来之虎”。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时，山下奉文即在中国战场上大肆屠戮中国军民。这一次，他重新操起了屠杀华人的屠刀。
在日本进攻马来半岛前夕，新加坡当地组织过“星华义勇军”抗击日寇，而“南侨总会”则在爱国实业家陈嘉庚领导下，发动八百万东南亚华侨为抗日募捐，仅1939年一年就向祖国汇款3.6亿元。
在山下奉文和日军大本营看来，这是不可容忍的。
日寇的清算来的极快。接管新加坡三天后，人们还没来得及清理废墟，掩埋死者，山下奉文便命令部下“为方便以后的统治，必须尽速肃清抗日华人”，并要求在三天之内完成。这就是日军屠杀新加坡华侨的所谓“检证”，约5万华侨在被屠杀计划之列。
三天杀五万人？这事日军能干出来。“检证”的主要对象，包括华侨筹赈会中的活跃分子、捐款给筹赈会的富人、陈嘉庚的追随者、学校校长、教员和律师、海南人、抗战期间来新的华人、文身者、义勇军战士、亲英人士、拥有武器者等等。
连无辜的校长、教员和律师都不放过，这不光是杀光敢于抵抗的华人，是要把中华道统在新加坡根除，和德军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手无寸铁的几十万华人，被分区集中到几百处场所“检证”。他们通常被要求自带几天干粮前往指定地点等候。“天气炎热，环境嘈杂，人山人海，个个都汗流浃背，洗澡和大小便都极困难。”
由于山下奉文的军令太急，日军没来得及制定“检证”的标准，所以各区军官完全随个人的好恶行事。有的“检证”点专门拘捕有钱人，有的专门拘捕戴眼镜者。
“日本军在一张纸条上盖了印章，手一挥，我们就拿着纸条从另一个门走出去。”走出去后，门外还坐着另一个日军头目。这道门就似鬼门关一样，而门外坐着的日寇则是判官。他指向一条街道，这个人就可以回家；他指向一辆货车，这个人就会被运送到新加坡樟宜或榜鹅的海边杀害，或者被送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
日军的兽性在屠杀被“指认”的华侨时暴露无遗。有人被互相捆绑后推入海中用机枪扫射，有的被勒令挖坑后服毒自尽。
新加坡日后的国父李光耀当时也在被“检证”之列，他蒙骗其中的两个日本军曹，用日语说“我愿意为皇军效力，只是我忘记带衣服了，请允许我回去拿几件，我家很近，马上回来。”日本兵竟同意了。躲藏了一天一夜的李光耀后来逃回家中，捡得一条性命。
日军在新加坡到底杀了多少中国人？1942年出版的日本《朝日东亚年报》早就提到过，当年在新加坡共有七万人被“检证”。当地的新加坡华人一直相信，死于“检证”的无辜华人在四五万之间。
但南京大屠杀类似的一幕也出现了。日本战犯在受审则极力压低杀人数目，以求逃脱制裁，有的干脆矢口否认屠杀过华人。
战后调查，日军集中屠杀华侨的地点有几十处，大量遗骸被发掘出来。无论侵略者如何狡辩，也掩盖不了他们的滔天罪孽。
罪魁山下奉文战后在菲律宾被判处绞刑。
参考文献：《南华烽火—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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