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路德·金(1929年1月15日-1968年4月4日），美國牧師、社會運動者、人權主義者和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領袖，196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主張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法爭取非裔美國人的基本權利，成為美國進步主義的象徵。
50年前的4月4日傍晚，孟菲斯洛林汽車旅館二樓陽臺，“砰”的一聲槍響，馬丁·路德·金躺倒在地板上。
在前一晚最後的演講裡，他似乎預料到了在孟菲斯即將面臨的危險——幾天前他飛往孟菲斯的航班就遭到炸彈的威脅——但這些都並沒有阻擋他繼續投入運動，“我並不擔憂任何事，我也不害怕任何人”——
我不知道將要發生什麼，我們前面將要有多麼艱難的日子。但這些對於我都不重要了。因為我已到達過山頂。所以我不介意了。我當然也希望想所有人一樣可以活很久。但現在我已不太關心這個了。我只希望能按上帝的意願做事。他已然允許我登山頂，我也已經看見那應許之地。我可能沒同你們一起抵達那裡。但今晚，我想讓你們知道，我們，作為人，最終會抵達那應許之地。
大多數人對於馬丁·路德·金的印象可能還停留在1963年林肯紀念館前的“我有一個夢想”。可在那之後，尤其是他人生最後的三年時光，其實少有人提及。這也是他自己所說“從夢想到夢魘”的那段時間，從1965年到1968年，金在政治上至少受到兩種聲音的抨擊：一方面因為堅持非暴力策略而被斯托克利·卡邁克爾倡導的“黑人權力運動”指摘為軟弱，另一方面則因為他公開批評越南戰爭的演說而被約翰遜政府視為不負責任。
1967年4月，馬丁·路德·金在明尼蘇達大學反越戰遊行上演講。
從1955年領導蒙哥馬利黑人抵制乘坐公共汽車、到1960年在多地以“入坐”方式反對實行種族隔離，再到1965年在阿拉巴馬州領導了歷時5天長達54英里由塞爾瑪市到蒙哥馬利市的遊行……“夢魘”時期的各種爭議也讓他與之前自己塑造的傳奇形象逐漸拉開距離。甚至在他死後沒過多久，有關他婚外私情的醜聞就開始出現，上世紀90年代前後也一度爆出他博士論文存在抄襲的消息，無論人們在情感上有多麼難以接受這個昔日民權運動的領導者、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的人生也會存在“汙點”，但最後知識界以及公眾還是較為平和地接受了他作為一個人的“問題”與“爭議”。
“馬丁·路德·金是一個人，他是不完美的。他是矛盾的，但他的愛毋庸置疑。”這是HBO為紀念馬丁·路德·金逝世 50 週年新近發佈的紀錄片King in the Wilderness預告片的開場。半個世紀已過，我們需要學習調整如何我們對這類人物的理解，就像馬歇爾·弗拉迪在《馬丁·路德·金》傳記的序言中所說：“拋開人們對金的所有敬畏和稱頌，真實全面的金最終給我們的啟示應當是，實際展現在我們面前的這位道德英雄——我們的先知——是以怎樣令人痛苦的複雜形式，多麼神秘地將善惡混雜為一體的。”
作者 | 馬歇爾·弗拉迪
民權運動前的美國南方
仍被頑固執行的種族隔離制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在南方陳腐的深淵中發生的那些關於信仰和暴力的偉大道德傳奇，如今都已像是一個地質年代之前的事情。隨著歲月的推移，人們已很難想象那時候的南方，有多麼像美國國土中一個徹頭徹尾的國中之國。
嚴酷的種族隔離制，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由司法當局和行政當局頑固地執行著。深陷其中的南方，實在是更像當時的南非，而不像這個國家的其餘部分。與此同時，在人的狀況方面，南方似乎又是一個更為守舊、更為原始和更為粗獷的地區，種族觀念極強，樸實而刻板，又時乖運蹇，與一般美國人理性而樂觀的情感格格不入。雖然如此，由於奴隸制及其後續的隱性形式——種族隔離，南方註定要成為磨難之地，整個國家的良知與根深蒂固、無所不在的種族病在這裡發生著週期性的鬥爭。
反映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南部種族隔離情況的紀錄片《自由乘車者》（Freedom Riders），“自由乘車者”是指美國的民權活動家們從1961年開始，乘坐跨州巴士前往種族隔離現象嚴重的美國南部，以檢驗美國最高法院針對波因頓訴弗吉尼亞案艾琳·摩爾根訴弗吉尼亞州案判決的落實情況。
早在傑斐遜的時代，人們就已經在形成共識，這個共和制國家最終面臨的唯一難馴的根本危機是種族分裂——美國人的政治冒險孕育於如此勇敢的雄心和深邃的思想，然而也許從其發軔之初，從第一個披枷戴鎖的黑人踏上這片大陸的海岸開始，就埋下了禍根。實際上，自那以後，這種原罪就以各種各樣的形式，一直縈繞著我們。南方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直接更密切地生活在這種罪惡中，似乎註定要成為美國在清洗其原始的恥辱和罪惡時，舉行間歇性陣痛的暴力儀式的地方。
民權運動成了這個國家在南方驅除其原罪的最後努力，並發展成為自內戰以來最具史詩性的道德劇。在那些短暫而激情澎湃的歲月發生的事情，是人文精神的一種奔放的抒發，卻傾瀉在一種不大相宜的環境中——在南方陽光熾熱的腹地中煢煢孑立的荒涼小城和破舊市鎮。在民權運動持續期間，南方本身似乎就漸漸地變成了一個離奇的所在。遍及其鄉村，都能看到一些奇異的來訪者，一些來自冬季嚴寒的北方和溫柔伊甸園般的加州的文質彬彬、真誠懇切的年輕傳教士。
他們渾身洋溢著來自哈佛大學的研討會、來自伯克利書店的徹夜討論的激進的人道主義熱忱。他們冒著潮溼的水汽和油脂一般蒼白的烈日，奔走在密西西比河畔和南佐治亞。他們戴著眼鏡，只吃素食，有時會大失所望，有時也會情緒波動。和他們一起的，有眼神如同地獄之火的民權組織的青年黑人巡迴牧師，他們俏皮地歪戴著的加勒比種植園帽，低低地遮住了他們的臉，紅色的扎染印花大手帕則插在他們鹿皮靴的頂端。他們坐著搖搖晃晃的客貨兩用車和沾滿汙泥的馬車，風塵僕僕地從一個城鎮趕往另一個城鎮，總是憤怒、急躁，不知疲倦地喋喋不休……那些因信仰而發狂的日子啊！
“我至今仍然記得
他那雙簡直能融化人的親切的眼睛”
那場席捲南方的道德風暴，幾乎是極其偶然地，緣自1955年亞拉巴馬州蒙哥馬利（Montgomery）市陰鬱的嚴冬中一場對公共汽車上的種族隔離制的抗議。但是那位起初不肯擔任運動領導，卻在其蓬勃發展後始終居於其核心的嚴肅的年輕黑人牧師小馬丁·路德·金，在我1964 年於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首次邂逅他時，令人驚訝地卻是個很不起眼的人——一個矮矮胖胖的男人，穿著深色的執事西裝，神情嚴肅，呆板沉悶。他那圓圓的臉，黑得像瀝青，目光柔和，像東方人一樣沒有表情，一副奇特的小資情調的寧靜——然而，我至今仍然記得，他那雙簡直能融化人的親切的眼睛。
馬丁·路德·金
不過總體而言，你會想象他是一個會安慰人的得力的殯儀館經理，或者就是他的真實身份——一個大城市教堂的浸信會牧師。然而，無論他的外貌多麼令人詫異地沒有英雄氣質，他像使徒一般促成的南方的鉅變——黑人作為一個長期屈從和素質低下的族群的徹底覺醒，他們政治地位的最終提高，目前已普遍存在的既包括白人也包括黑人的公共文化——無論以哪種標準來衡量，都是劃時代的。
而且隨鉅變而來的，也許更驚人的種族親善的遺產，如果沒有金堅定地推行救贖、理解、寬恕甚至憐憫施暴者的非暴力福音思想，恐怕也是根本不可能有的。正如有一次在伯明翰（Birmingham），當遊行者面對警犬、棍棒和高壓水管時，金梗著他那肥厚的脖子，張大嘴巴，張開四肢，用盡渾身氣力咆哮道：
“我們要用愛的力量來迎擊恨的力量……我們必須對南方各地我們的白人兄弟說，我們忍受痛苦的能力絕不亞於你們向我們施加痛苦的能力……即使你們炸燬我們的房子，我們仍然會愛你們……我們呼喚你們的良知和勇氣，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終將贏得你們的心。”
然而不久，金的道德觀便迫使他擔負起超越南方的更加宏大並最終化為悲劇的使命，在美國的驕傲和實力如日中天時，成為整個民族共同體的先知。他的福音主義從反對最初的該隱式的種族主義行為——即否認白人與其他人類的自然聯繫，將其他種族蔑視為物，容許對他們施用任何形式的暴力，不可遏抑地會演變成一種反對他認為整個國家因科技進步而形成的道德麻木。這種道德麻木包括：巨大而墮落的物質主義空虛感、人與人相互之間的疏離、技術人員將人文影響從利益和政策中剝離，以及新型的高科技野蠻主義對美國人生活乃至對世界各地造成的無法估量的破壞（當時最駭人聽聞的表現就發生在越南）。
實際上，金是奮不顧身地與他所處的整個時代開了戰。到最後，他承擔了巨大的社會進擊任務，不僅要為黑人張目，還要為西班牙裔、美洲原住民、白人中的窮人，以及美國社會所有被剝奪、被拋棄和被忘卻的人發聲，以徹底重整整個國家的價值體系和權力體系。時任聯邦調查局局長的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對他的咒罵也許有一定道理：他上足了發條，是美國最危險的顛覆分子。不過最終令他鞠躬盡瘁的是一種宏偉的甘地式的雄心：通過改變南方的那種非暴力群眾性對抗運動，重塑和救贖美國本身。
聚焦馬丁·路德·金1965年組織的“由塞爾瑪向蒙哥馬利進軍”行動的電影《塞爾瑪》（Selma，2014）。
將一個人神聖化
幾乎總是要首先將其掏空
從這個意義上講，在蒙哥馬利事件僅僅十二年後，1968年4月那個柔和的黃昏，當他信步走上孟菲斯（Memphis）他下榻的汽車旅館房間的陽臺時，他的事業的確才剛剛開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金在遇難多年之後，頭上竟罩上了一圈圈光環，成了廣受尊崇的聖人，享受到遊行集會、追思音樂會等紀念，學校、街道和公園也紛紛以他命名，他的生日成了全國性假日，他的形象上了郵票。
然而在這一過程中，人們漸漸得了一種發自善意的健忘症，忘卻了從蒙哥馬利到孟菲斯的那些年，他所取得的進展，和他所發出的具有終極性和真正革命性影響的啟示，實際上是多麼不充分、不連貫和不穩定。而且，金本人也被從他那豐富而複雜的實際狀態中抽象出來，被虔誠地錘打成一種輕飄飄的薄片似的偶像。
將一個人神聖化，幾乎總是要首先將其掏空。真實的情況是，金的靈魂一向比後來人們將他大規模神化時所打造的扁平形象複雜得多、痛苦得多。正如他的傳記作家之一戴維·劉易斯（David L. Lewis）所說的：“在整個國家將馬丁·路德·金追封為聖人的風潮中……我們試圖通過忘記他來記住他。”
威斯敏斯特教堂上馬丁·路德·金雕像，1998年立。從1986年 起，美國政府將每年一月的第三個星期一，定為馬丁·路德·金日，成為美國聯邦法定假日。
在金於孟菲斯遇刺四年前，在佛羅里達州一個佈滿苔蘚的古老小城聖奧古斯丁，曾出現過一個憤怒的夏夜。此前金已經在那裡發動過一系列示威活動，而我被《新聞週刊》派去報道——夜晚，人們唱著歌頌自由的聖歌，從小城的黑人聚居區遊行到曾是奴隸市場的小城廣場，他們將在那裡迎擊從周圍長滿蒲葵的平原不斷湧來的白人佔壓倒優勢的暴力。
我跟隨著他們，穿過了好幾處混戰區域，無意中一眼瞥見，在一個門廊的陰影下，金獨自一人呆立著，顯然沒有任何人注意到他。他穿著襯衫，兩手按在屁股上，紋絲不動地看著示威者們像沒頭蒼蠅一樣從他面前的黑暗中跑過，他們的衣服都撕碎了，身上淌著血，四周到處是哭泣聲和哀號聲——金的臉上滿是悲傷和震驚。
當晚晚些時候，我看到他在另一座房子燈光昏暗的前廳裡，坐在拉下的百葉窗後面，端著一杯冰水，杯底裹著紙巾。他語音含糊地咕噥著，“你的問題——是的，當像今天晚上這樣的事情發生後，你的問題有時候——我們在對這些人做著什麼樣的事情啊？……”即便如此，在當晚早些時候，當他目睹著廣場上的逃亡者踉踉蹌蹌地從他面前跑過時，我看到他臉上不僅有對受他勸勉的這些人的遭遇的震驚，似乎對他的道德視野中善和惡的表演所造成的這場衝突也有一種驚奇和迷戀——與此同時，也有對他自己個人魅力的某種深深的驚駭。
我們還沒有學會
調整我們對這類人物的理解
“我的靈魂在苦惱中”，金曾不止一次承認。的確，在孟菲斯遇刺之前很久，他就陷入了自己心靈的客西馬尼（Gethsemane）之地，不僅為自己的使命讓民眾付出了代價而負疚，也因自認為背叛了自己崇高的公共意義而內心飽受折磨。他總是因尊崇苦行和禁慾的生活而備感困擾，他努力使自己周圍的環境保持簡樸，強迫自己領微薄的薪水，在貧民區租住簡易的小木屋，開破舊的小汽車，穿樸素的黑西裝。
田納西州孟菲斯的The Lorraine Motel，金遭遇暗殺之地。
1963年，馬丁·路德·金在華盛頓特區發表演講《我有一個夢想》。
金也會頻繁譴責“肉慾的罪惡”。他在一次佈道時說：“我們每個人都有兩個自我。生活的重大責任就是永遠讓較高的自我起主宰作用，而不要讓較低的自我佔據上風。”但在他死後沒過多久，關於他婚外情的報道就開始出現，激起陣陣漣漪。這些傳言起初幾乎令人無法相信，因為實在太荒唐，根本不符合他那鐵面無私、莊重威嚴的公共形象。然而，隨著他在旅館房間裡淫蕩嬉戲、與多人發生私情的報道不斷增多，並且來自可靠消息來源的報道也足夠充分，人們再也無法對傳言提出合理的懷疑了。
一些起初為他辯護的人認為這只是一個熱情似火的男人沒能約束住自己的激情。但事實絕不止於此，從金跌入了他本人時常譴責的“低我”這件事，你可以感覺到一個男人異乎尋常的痛苦——既要維持他所領導的群眾性道德鬥爭的崇高精神，又要面對日益增長的死亡威脅，使他終日困於幾乎無法承受的壓力之下——於是他不時地通過肉體上的放縱來尋求釋放。他就這樣經歷著精神的超越與肉體的痙攣之間無窮無盡的循環交替。由於金過度的負疚傾向，他覺得像這樣墮入較低的自我，褻瀆了自己公眾使命的高尚性，似乎只能通過時刻準備著一死來得到救贖——實際上，這種對死的預期，從他最初投入蒙哥馬利事件時，就開始存在了。在某種意義上，金投身的運動所激起的外部擾動，一直伴隨著一種雖然無形卻同樣狂暴的金的內心鬥爭。
約翰遜總統簽署《1964年民權法案》，內容規範了美國境內不得采取種族隔離，也規定對黑人、少數民族與婦女的歧視性作為是非法，是民權運動的里程碑。圖中約翰遜總統身後站立者中有馬丁·路德·金。
歷史上很多普羅米修斯式的道德楷模都有像這樣的陰暗面——據甘地的親友們後來所述，甘地本人報復心極強，對家人和其他與他關係密切的人相當傲慢和冷淡，他“貪得無厭地迷戀權力，不屈不撓地追逐權力”——但陰暗面卻都無損於他們的榮耀。更確切地說，反倒給他們後來風靡一時的膚淺形象增添了極大的人性意味。
但是我們還沒有學會調整我們對這類人物的理解，以領會索福克勒斯、大衛王的歷史記錄者、莎士比亞和塞萬提斯等古代預言家早就明白的道理——惡可以披上最文明、最明智、最可敬、最正直的外衣，善也可能看上去荒謬可疑、剛愎任性、不幸而有缺陷，就像格雷厄姆·格林(Grahm Greene)筆下那些放蕩、卑劣，既像神又像鬼的聖人們一樣。拋開人們對金的所有敬畏和稱頌，真實全面的金最終給我們的啟示應當是，實際展現在我們面前的這位道德英雄——我們的先知——是以怎樣令人痛苦的複雜形式，多麼神秘地將善惡混雜為一體的。
《馬丁·路德·金》
譯者: 李陽
版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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