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現在,文在寅的記事本里都夾著一張泛黃的紙片,永遠帶在身邊。
“沒有特別的理由,就是不能扔。”他說。
上初中時的一天凌晨,母親輕輕喚醒熟睡中的文在寅。
“跟我一起去釜山火車站。”
“我稀裡糊塗地跟著母親走。”文在寅回憶道。
天實在太早了,四周一片漆黑,母子倆摸索著前行,足足走了七公里。
到了火車站,他們就在售票窗口邊乾站著。
“開始售票了,母親在旁邊看了好久。”
然後,卻對他說:“回去吧。”
多年以後,文在寅問母親,當年為什麼要辛苦地趕到火車站,但又那麼回來了?
原來,那時母親聽人說,特急(特快)列車車票很稀缺,提前把票買了,再加價轉賣出去,可以賺些錢。
“但情況和聽到的不一樣。”母親沒做太多解釋。
那次做“黃牛”未遂的經歷,深深地刻在了文在寅的記憶裡,
“現在每當遇到生活困難的人,我就會想起當年我們母子倆。”
貧窮,幾乎貫穿了文在寅人生的前半段。
1950年,朝鮮戰爭進行得如火如荼,
父母抱著還在吃奶的姐姐擠進美軍運輸船,從北方逃到今韓國的巨濟。
1953年,文在寅就出生在巨濟的難民營裡。
背井離鄉,舉目無親,
父親只能靠幹體力活掙錢,母親則從鄉間收點雞蛋,再背到釜山市去販賣。
文在寅到了上小學的年齡,靠著一點積蓄,舉家搬遷到了釜山的影島。
破鐵皮搭起了小學的教室,
由於地勢低窪,一下大雨孩子們的小腿就像插在水稻田裡的秧苗。
但能讀書,文在寅已經覺得很開心了。
然而一場大臺風卻將本已殘破不堪的教室也颳得無影無蹤了。
所以直到六年級,文在寅再也沒有在有牆壁和屋頂的教室裡上過課。
有人說,貧窮和自尊是歃血為盟的拜把兄弟。
雖然貧窮會使人的自尊心格外敏感,而這種敏感能將人引向何方卻不一而同。
交不上學費,文在寅會被老師攆回家向父母要錢,
“被老師攆出來的孩子幾乎沒人真回家,因為回家也解決不了問題,只能讓大人們傷心。”
窮孩子只能吃學校的伙食,沒有碗,他就向別人借來飯盒蓋盛粥喝。
沒有玩具,文在寅自己做,卻不小心被刀削掉三分之一的手指甲,
血流如注,他就忍著痛用破布頭兒包上,也不跟大人講。
“再苦再累也要自己先嚐試著去解決!”
這是他的感悟。
貧窮對於文在寅來說,不是造就自卑的催化劑,而是成就自強的奠基石。
由於學習成績優異,他考上了釜山市最好的中學——慶南中學。
從影島那樣的貧民窟裡,能蹦出如此有靈氣的“小秀才”真是不容易,
父親高興極了,特地帶他去國際市場的校服店訂做校服。
店老闆聽說了他的“壯舉”,也是嘖嘖稱讚。
“當時父親無比自豪的樣子,現在我都記憶猶新。”
不過那時的文在寅怎麼會預料到呢?
十年之後,今天的“小秀才”會被大學無情地開除學籍,
而他的父親也在那段最灰暗的日子裡突然辭世。
坎坷一生,父親至死也沒有看到他有出息的那天。
“就算是再正確的事,為什麼非得是你去做呢?”
趕去看守所探視的母親,此刻已泣不成聲。
文在寅深深地埋著頭,無言以對......
儘管中學期間有點小叛逆,
但他還是順利地考入了韓國著名學府——慶熙大學法學院,
成了家鄉人們心中的“天之驕子”。
然而那時,靠軍事政變上臺的韓國總統朴正熙(朴槿惠的父親)正不遺餘力地推行所謂“十月維新”,
謀求終身獨裁統治。
這樣下去,法律還算是一門學問嗎?
法學還有什麼意義?
諸如此類的問題,像鞭子一樣抽打在每一位法學院學生的身上。
1973年,以首爾大學為起點,抗議活動迅速席捲全國大學。
作為學生會總務部長,文在寅不僅負責起草了慶熙大學反對維新的宣言,
還在學生會主席被警察提前拘捕的情況下,扛起了帶領5000名學生舉行抗議的重擔。
那一天,如臨大敵的警察們早有準備,甚至開來了最新引進的胡椒噴霧車。
文在寅走在隊伍的最前面,剛出校門,一股強勁的胡椒噴霧就擊中了他的臉,
頓時,鼻涕、眼淚、汗水,幾乎身上所有的液體都一下子湧出來了。
文在寅昏倒在地......
學生與警察的對峙一直持續到當天下午,
按照“慣例”,總要有三四名帶頭的學生要被拘捕。
於是,清醒過來的文在寅就和另外兩名同學一起,主動走到警察們面前,伸出了攥著拳頭的雙手。
緊隨其後,學校做出了對他及其他15名同學開除學籍的處分。
在被從警察局轉押至檢察院的囚車上,
透過硬幣大小的窟窿,文在寅突然看見蒼老的母親正跟在車後狂奔,
她拼命地揮著手臂,嘴裡還喊著:“在寅!在寅!......在~~~寅~~~”
一切已無法挽回,對不起,我含辛茹苦的父母。
在檢察院的囚牢,獄友們聽說文在寅是法學院的高材生,都很尊敬他。
宣判的那天,大家用塑料繩編織了一個五顏六色的花瓶送給他,還囑託道:
“以後,當了法官或者檢察官,也不要忘記世上這麼多冤屈的人,
把花瓶放在書桌上,多想想生活的艱難。”
那天,他就是抱著那支花瓶走入法庭的。
法官重重地敲響法槌:
“文在寅,有期徒刑兩年,緩期10個月。”
可是,回到家的文在寅屁股還沒坐熱,入伍通知書就接踵而至了。
(應該把這些“刺兒頭”們,扔到軍隊裡多吃苦頭!真是好主意!)
體檢視力時,文在寅故意看左右而言上下,
但醫生還是“撲哧”一笑,在檢查單上穩穩地蓋了一個“甲等”。
就這樣,他被強徵入伍到了特戰司令部下轄的第一空降特戰旅。
作為精銳部隊,訓練的殘酷和危險可想而知,
一位戰友就因降落傘包沒正常打開而活活摔死了。
有些人就是那樣,在某些地方,他是“害群之馬”,而在另一些地方,他卻是“香餑餑”。
軍隊太適合文在寅了,大家都說他是典型的軍人體質,不但訓練從不受傷,
射擊投彈、戰鬥泅渡、空降跳傘,他樣樣優秀。
服役期間,大韓紅十字會頒發給他《高級救生員資格證》,
頂頭上司全斗煥還親自授予他“生化訓練最優秀士兵”的獎章。
等一下。
全?鬥?煥?他可不是一般人,
在不久的將來,此人會以一場軍事政變的霹靂手段登上總統寶座,
而四十年後,此刻正筆挺挺立正,向他敬軍禮的小兵哥,也會成為韓國總統。
只能說命運真是匪夷所思地糾纏啊!
然而,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
在文在寅退伍後不久,總統朴正熙卻以被親信暗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十七年的獨裁統治。
而他這個慶熙大學反抗運動領袖,也奇蹟般的被學校恢復了學籍。
隨著作為鳳毛麟角的人物通過司法考試,文在寅即將遇到徹底改變他一生的人——盧武鉉。
由於檔案上的“汙點”,文在寅沒有當成法官,於是大學老師引薦他去做實習檢察官。
雖然人們普遍認為檢察官的職能可以維護社會正義,但做起處罰的工作,他卻有種天生的不適感。
比如違反食品衛生法的案子,
那些違法的人確實應該處罰,但是當事人的實際情況也很可憐,
“要麼是殘疾人,要麼是為了養家餬口,我總是很難下決心對他們進行處罰。”
文在寅的心太軟,除了做律師,他別無選擇。
那時,首爾的幾家知名律師事務所向他拋來了橄欖枝,待遇也是相當優厚:
不僅提供轎車,三年後還可以去美國法學院深造,
未來不是成為光鮮亮麗的國際律師,就是成為連大財團社長都禮敬三分的企業專職律師。
換了別人,一定會翻72個筋斗,再來他個100次蹦極不可,
但他是文在寅,
是從釜山影島貧民窟走出來的自強少年;
是被獨裁政府胡椒噴霧劑麻倒在地的學生領袖;
是抱著獄友送的手工花瓶步入法庭,耳邊迴響著“多想想生活艱難”的民主主義“刺兒頭”。
“我應該深入到普通百姓之中,幫助那些有冤屈的人。”
文在寅默默地帶著新婚妻子回到家鄉釜山,
經朋友引薦,進入了盧武鉉剛剛開設的律所,成為了他的合夥人。
盧武鉉1978年開始當律師,是釜山地區通過司法考試最早、最年輕的律師。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文在寅記得他們面前各擺了一杯清茶,
盧武鉉比他年長六歲,但非常率真而親善,
“做一名乾乾淨淨的律師。”談到理想,盧武鉉如是說。
直到真正當了律師,文在寅才明白,這個“乾乾淨淨”有多難。
那時,法院、檢察院的職員,甚至是警察給律師介紹案子,按照“慣例”都要以受理費的20%作為回扣,
更不用提那些請法官、審判員吃吃喝喝的“家常便飯”了。
盧武鉉想獨善其身,談何容易?
“他確實是一位既有道德感,又有意志力的人!”
文在寅這樣評價盧武鉉的同時,也意味著他們能接到的掙錢案子越來越少。
隨著全斗煥軍政府的上臺和韓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涉及刑訊逼供的人權案件和勞動糾紛案件與日俱增。
因為這類案子辯護起來既辛苦,又無錢可賺,甚至還有可能遭遇當權者的迫害,
所以,根本沒有律師願意接。
而“律師盧武鉉&文在寅法律事務所”卻對這類案件來者不拒。
在法庭上,看到被告人被捆綁、帶著手銬站著聽審,
盧律師和文律師就會按照《刑事訴訟法》,義正言辭地要求:
“請打開手銬!”,“請解開繩索!”,“請準備椅子,讓被告人就座!”
舉動雖小,卻為被告人爭回了做人的基本尊嚴。
製鞋廠的女工們也找到他們。
那時製鞋業是釜山的支柱產業,女工們經常加班,微薄的工資常被拖欠,
更有甚者,她們還不時遭受僱主的人格侮辱和性騷擾。
對於此類案件,盧律師和文律師也都是免費辯護,竭盡全力為女工們抗爭。
不知不覺,他們已成了以釜山為中心,涵蓋附近蔚山、昌原、巨濟等地最具代表性的勞動、人權律師。
1987年1月,發生了首爾大學學生樸鍾哲被刑訊致死案件,
負責警察的解釋簡直荒謬:
“調查人員‘當’敲了下桌子問他話,他‘呃’了一聲突然就倒地死了。”
所有國民都憤怒了!
在樸鍾哲的追悼會上,釜山的大學生們聚集起來高喊“還我鍾哲!”
盧武鉉當場朗誦了悼詞,並和文在寅等律師一起擋在警察和大學生中間,保護學生們,
為此,他倆雙雙被拘留。
由韓國著名影星宋康昊主演的電影《辯護人》,豆瓣評分高達9.1,
其故事原型正是盧武鉉。
1987年8月,大宇造船工人李錫圭在街頭被催淚彈擊中身亡。
盧武鉉為其家屬提供法律援助,卻被檢查機關以“妨礙葬禮”的惡法起訴。
當時釜山市註冊律師共120人,而包括文在寅在內共91名律師一起組成了辯護團為盧武鉉辯護,
創造了韓國司法史上空前絕後的奇觀。
“現在想來一切彷彿還在昨天。”
時至今日,文在寅回憶起那個激情澎湃的年代,仍感慨萬千。
然而,他的夥伴盧武鉉,已不在人世了。
2002年4月,倍受韓國人民愛戴的盧武鉉當選了韓國總統。
當選後,盧武鉉夫婦請文在寅吃飯,席間,力邀他出任青瓦臺民政首席秘書官。
(民政首席秘書官,是總統秘書室的核心職位,負責監督公職人員等法律相關問題;同時負責管理高級公職人員的人事考核。)
可文在寅卻面露難色:“政治的世界我不懂啊。”
看他這樣含含糊糊,盧武鉉有點不高興了,說道:
“是你們讓我搞政治的,還讓我當上了總統,你們是不是要負點責任啊?”
文在寅心想:也罷。
兩眼一閉就當我這一兩年死了,幹完之後,再回到律師老本行不就行了。
這個想法有多天真,他很快就會意識到了。
首當其衝的就是金錢問題,
他把釜山自己300多平米的房子賣了,來首爾一看,居然連個100平的房子也買不起,
所以,一家人只能在平倉洞租了一間小房子。
韓國就是這樣,除了總統警衛室職員有公寓,即便是政府部長都不提供官邸。
文在寅還不算最慘的,至少他做律師時多少有點積蓄,
而幾位之前在外地大學做教授的部長,甚至連房子都租不起。
對此,盧武鉉曾對他說:
“如果說高官生活跟普通人不一樣,正說明我們的社會還沒到一個理想狀態。”
真不愧是盧武鉉啊!
文在寅面臨的另一個巨大挑戰就是忙。
以前規律的生活作息完全被打破,各種瑣碎事務令他焦頭爛額,晚睡早起成了常態。
但文在寅心裡有個疑問,盧武鉉總統比自己還忙,為什麼總能精神百倍呢?
問起緣由,盧武鉉說:“如果這些都是你的工作,你就不會困了。”
可是總統又何嘗不是在挺著呢?
盧武鉉總統第一個上場,一查,居然血液不合格。
原來由於過度疲勞,盧武鉉的血漿濃度太稀了。
“我來!”文在寅覺得怎麼說自己也比總統年輕,但他也居然不合格。
“不可能,我一輩子血壓都沒高過!”
那天,他喝了幾大杯涼水,可血壓還是倔強地高高在上。
2009年5月23日清晨,文在寅家響起了刺耳的電話鈴聲。
他拿起電話,“什麼?!”頓時眼前一片漆黑。
盧武鉉,這位畢生都在為國民人權和民主主義事業奮鬥的平民總統,
那天清晨從家鄉峰下村的貓頭鷹巖縱身一躍,
結束了自己如焰火般光輝的一生。
“盧武鉉總統在任期內是鞠躬盡瘁的,人們可以說他能力不足,但他非常努力,絕無半點私心雜念。”
在擔任總統的五年裡,盧武鉉經歷了什麼,沒有人比文在寅更清楚的了。
卸任後,調查人員抓住他家人和上屆政府官員的所謂經濟問題,窮追猛打。
而盧武鉉把所有的責任都攬在自己身上,他對文在寅和朋友們說:
“最終都是我的錯。
我這麼長時間以來都不會賺錢,不能給她們任何保障,
所以我妻子與鄭相文秘書才會那麼做。”
2009年4月30日,盧武鉉被迫前往首爾大檢查廳接受調查。
儘管文在寅和所有辯護律師都認為檢方根本沒有確鑿證據,這場官司盧武鉉贏定了,
但是像盧武鉉這種對自己道德要求達到近乎潔癖程度人,要接受這樣的羞辱談何容易。
最終,他拒絕了人間的審判,而選擇了歷史的法庭。
事實上,盧武鉉卸任後所住的房子還是他貸款買的,
去世後人們才發現他的負債竟比財產多了4億韓元(約236萬人民幣)。
“ 受惠於很多人,卻讓很多人因我而受難,往後將還有承受不完的痛苦。”
這是盧武鉉遺書中的第一句話,
作為處理盧武鉉善後事宜的負責人,文在寅把這份遺囑打印了很多份,分發給媒體。
而最早打印出來的那份,他放在了自己懷裡。
直到現在,他的記事本里都夾著那張遺書,永遠帶在身邊。
光陰荏苒,歲月遠去。
紙,泛黃了,字,模糊了。
“沒有特別的理由,就是不能扔。”文在寅說。
盧武鉉生前總愛說一句話:“人活著的世界。”
什麼是“人活著的世界”?就是韓國的“福利國家之夢”。
它不僅指經濟上的人民幸福,更要不分貧富貴賤,讓所有人都能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對於歷史,事實上很難還原。
然而如今的我們,更喜歡用泛審美的眼光看待歷史,以小資範兒的情調活出人生。
這並非歷史的本來面目,也並非人生的終極意義。
只要願意尋找,歷史中總有某個人成為你的知己,感覺他就像你的前世,給予你做人的真正指向。
2017年,文在寅當選韓國第19屆總統,他的經歷是這個國家一筆寶貴的財富。
眼前的世界和“人活著的世界”還相去甚遠,他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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