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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石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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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高山族，是指生活在台湾高山地区南岛语系各族群的统称，所以说，高山族非指某个单一民族，而是不同族群的合称。
高山族
提起高山族，许多人脑海中都会闪现一个名字：张惠妹。
张惠妹（后排右二）穿原住民服装与家人合影
不错，台湾歌手张惠妹的族群卑南族，就被视为高山族的一份子。所以在大众心目中，她也成了高山族的代言人。通过她，我们得以见识高山族群的热情奔放，以及这个族群与生俱来的万种风情和神秘魅力。
此外，台湾导演魏德圣创作的史诗级电影《赛德克巴莱》，也让我们认识了高山族中的赛德克人勇敢的气质，他们的血性，通过电影中赛德克人迎头痛击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惨烈战斗场面，展现得淋漓尽致。
电影《赛德克巴莱》海报
实际上，在20世纪台湾人民奋勇抗击日本殖民统治的战争史中，高山族群一直以来都是台湾本土的主要力量之一。
在这种抗争的背后，支撑他们勇敢战斗的主要信念，无疑是他们基于对中华大家庭的心理归依感和精神认同度。
电影《赛德克巴莱》剧照
众所周知，自秦汉以来，台湾自古就在中华版图之内。
但我们也要看到，立足于中国内地的古代各时期中央朝廷，在清代以前，对台湾的管理主要仅限于防卫管辖而疏于大规模开发；直到清代中期，朝廷中央才开始着手对台湾各地区进行较大规模的拓荒、开垦、移民、建设等开发活动。
也就是说，历史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台湾高山族群并无强烈的中华意识，他们的“家国”情怀，很大程度上只着眼于高山族群社区或部落内部；他们甚至对台湾非高山族的其他“生番”族群，也抱有天然的敌意。
那么，高山族群的中华意识，缘起于何时？他们身上基于大中华文化范畴的家国情怀，以及对于中华大家庭的精神认同感，又是如何崛起的？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名字：刘韵珂。
刘韵珂是清道光年间的闽浙总督。正是他的出现，迅速拉近了台湾高山族群跟其他族群的心理距离，并由此建立起了深厚的民族感情，激活了他们内心深处的中华意识，以致高山族群对于中华大家庭的精神认同越来越强烈。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随着清政府对台湾的开发越来越深入，台湾各地区的农耕、水利、城建等民生事业有了极大的发展，台湾居民的生活水准得到提高，许多“生番”族群（土著）自愿融入 “熟番”族群（新近内地移民）。
清朝统治下台湾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居住于偏远山地的高山族群也希望他们所在的地区，能得到清政府的帮助，进行深度的开发，从而彻底融入中华大家庭的氛围中去。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高山族群通过台湾本土的清政府衙门渠道，向朝廷表达了社区开发请求。于是，朝廷中央命闽浙总督刘韵珂派员赴台调查，以为开发高山族社区打前站。
实际上，对于开发高山族社区，刘韵珂此前早有准备：因为台湾隶属于福建省管辖，开发台湾显然在他这个闽浙总督的职责之列。
所以，早在一年前（1845），刘韵珂就先行奏请朝廷，将江西南昌知县曹士桂调至台湾北路，也就是著名歌手罗大佑作品《鹿港小镇》所吟唱的鹿港地区，任理番同知（即处理台湾“番人”事务的官职），为将来开发高山族社区铺路。
从个人的先行预测，到朝廷中央的明令开发，闽浙总督刘韵珂终于等到了开发台湾高山族地区的时代浪潮。
历史的机缘巧合，注定了刘韵珂要在台湾高山族群拥抱中华大家庭的过程中，发挥居功至伟的作用。
2
刘韵珂对开发高山族社区，虽然早有预测，但他万万没想到，高山族群竟然主动请求朝廷开发。
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清政府在开发台湾边远地区的过程中，在“生番”族群中，或多或少总有些人会跳出来反对，以致于朝廷为避免激化族群矛盾。
高山族人旧照
对于高山族等民风较为粗犷的族群社区，尽量持“保持原状”或“族人自治”的态度，以免过多地干扰原住民。
但如今高山族群主动请求开发，对于清政府和原住民双方来说，无疑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好事。
话说刘韵珂派出的调查员回报总督衙：“禀报总督大人，台湾高山族人对于开发边地，的的确确热情高涨，翘首以盼。”
听得此言，刘韵珂喜出望外，当即跃跃欲试，决定亲赴台湾拜访高山族群，一方面是进一步沟通感情，以利开发建设；另一方面，他要亲自到现场督促和部署开发建设工作，确保不出差错，避免发生族群矛盾。
跟林则徐一样，刘韵珂是一个中华大家庭意识相当浓烈的人，早在1840年前后的鸦片战争期间，时任浙江巡抚的刘韵珂就跟林则徐一道，坚定地站在主战派的立场上不动摇，根本原因就是：他不愿看到中华版图内的一寸土地缺失或游离于中华大家庭之边缘。
此外，身为山东人的刘韵珂，深受孔孟儒学和周礼文化之影响，礼贤下士，待民和蔼可亲，他坚信：“我以礼待人，人必以礼待我。”
以上两点特质，决定了刘韵珂必然要亲赴台湾，亲自指导高山族社区开发工作，以及深入高山族群中间联络感情。
于是，他择取良辰吉日，登船飘洋过海，来到台湾后，便马不停蹄地奔赴高山族群居住的山村。
实事求是地说，大凡台湾“生番”族群，对于清政府官员的来访，总有个别人暗藏叛逆之心，恨不得寻机击杀之。
台湾生番族
因此，出于安全保卫的需要，刘韵珂的随行人员精神高度紧张。反观刘韵珂，则一路乐滋滋的，对个人安危不以为意。
来到高山族村社，眼前的景象让刘韵珂本人也大吃一惊：众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高山族人，围在路边，笑脸相迎，显然他们对于刘韵珂的来访抱有殷切期盼之心。
刘韵珂当下大为感动，大步上前，向众高山族人行拱手礼：“高山族同胞们，我刘某人来晚了呀。”
高山族人先前几乎没见过朝廷大官，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部落头人或领袖才是德高望重的“领导”，所以他们天然地对朝廷官员不持等级观念，以致于当他们毫不见外地拉着刘韵珂的手嘘寒问暖的时候，随行的安全人员都为之捏了一把汗。
高山族群的热情和朴实，让刘韵珂心里仅存的一丝不安也放下了，他毫无芥蒂地深入他们的中间，恨不得与每一个人交谈。
情到深处，刘韵珂动容地说：“天子龙恩，我大清政府一定尽全力帮助高山族同胞们开荒拓耕，发展生产，兴建美好家园。只要我刘某人在位一天，我就是你们可以信赖的朋友。”一番宣讲下来，高山族群也纷纷动情了，一时间，场面甚是温馨。
攀谈过后，高山族群纷纷杀鸡杀鸭，按照当地风俗，要以最高标准招待刘韵珂。刘韵珂留下来吃饭，本已超出随行人员的意料，眼看留食不可避免，安全人员便退而求其次，在刘韵珂耳边密语：“就餐之时，总督大人切不可与众民同食，以防宴席中暗藏杀机。”
谁知刘韵珂不以为然，他眼见家家户户都在张罗美食打算招待他，轻薄了哪一家都不合适：“此情不可拂，此境不易得也”。于是他干脆招呼大家把食物端齐，在户外拼成长龙流水席，这样大家都在同一场宴席上吃饭了。
就餐的时候，刘韵珂被围坐在中央席位，高山族群纷纷向他敬酒，他仗着山东人酒量大，亦是来者不拒，举碗痛饮，再一一回敬过去。
一时之间，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迈宴景，在高山族村社中隆重上演了。一番觥筹交错之后，刘韵珂又略带酒意地宣布：“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酒后，高山族群又按照当地的风俗，男女老少齐上阵，在村社空地上兴起了歌舞。不仅如此，他们还拉刘韵珂加入踏舞的行列，而刘韵珂本人亦是饶有兴致地加入其中。
只见刘韵珂身着总督官袍，扭扭歪歪地在草地上踏起了四不像的舞步，甚是滑稽，全然没有了大清总督的威严形象。
然而此情此景，却是刘韵珂与高山族群打成一片、官民关系和谐融洽的最真实写照。
3
在台湾停留的数日时间里，刘韵珂不仅与高山族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还事无巨细地授意台湾本地官府如何协同高山族群搞好开发与建设工作。
尤其是对于新近从鹿港地区调至淡水厅任同知一职的曹士桂，刘韵珂更是千叮万嘱：“高山族社区开发建设，事关高山族人对我大清朝廷的信任，以及他们对中华大家庭的感情，你务必鞠躬尽瘁，谨慎行事。”
在刘韵珂的努力下，后来，清政府对高山族社区的开发工作果然井然有序，虽时有小纠葛、小插曲发生，但总体是顺利的，融洽的。而曹士桂等官员，亦遵从刘韵珂的意愿，在高山族社区开发过程中，尽心尽力，负累前行。
刘韵珂放眼看世界浮雕
就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曹士桂累倒在岗位上，猝死于任上，可惜，可敬。曹士桂也由此被高山族人长久铭记。
当然，这都是后话。让我们的视线重新回到刘韵珂的赴台经历中来。
刘韵珂在临行返回福州总督衙前，特地设了官宴回请高山族的各社头人，以进一步巩固和增进双方的感情。
你以为刘韵珂就此忘却了高山族的普通族人和老老少少们吗？并没有。
刘韵珂命官府备置了许多大坛酒，又准备了丰盛的菜肴，一并送到高山族各村社，招呼全体高山族群一起开怀畅饮。
由此，各村社又掀起了别开生面的官民联欢活动。这样的一幕幕景象，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值得被铭记，因为它们是高山族群心理上归依、精神上认同中华大家庭的重要见证。
就在刘韵珂准备登船离开台湾的时候，许多高山族群自发前来送行：他们真心把刘韵珂这个闽浙总督当朋友来看待。
面对黑压压的送行人群，刘韵珂心里感慨万千，不仅湿润了眼睛，据史料记载，刘韵珂“恻恻然欲泪”。
就此一别，刘韵珂再无机会跟高山族群相见，反之亦然。
但历史不会忘记：正是因为刘韵珂亲赴台湾，深入高山族群中间沟通感情，不仅促进了台湾高山族社区的开发建设，更增进了高山族群对以内地朝廷中央为标志的中华大家庭的认同，并在相当程度上使高山族群加速融入以孔孟儒学和周礼为标志的大中华文化社区。
如果没有这个人，也许……
文：石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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