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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石祿生
1
臺灣高山族,是指生活在臺灣高山地區南島語系各族群的統稱,所以說,高山族非指某個單一民族,而是不同族群的合稱。
提起高山族,許多人腦海中都會閃現一個名字:張惠妹。
不錯,臺灣歌手張惠妹的族群卑南族,就被視為高山族的一份子。所以在大眾心目中,她也成了高山族的代言人。通過她,我們得以見識高山族群的熱情奔放,以及這個族群與生俱來的萬種風情和神秘魅力。
此外,臺灣導演魏德聖創作的史詩級電影《賽德克巴萊》,也讓我們認識了高山族中的賽德克人勇敢的氣質,他們的血性,通過電影中賽德克人迎頭痛擊日本殖民統治者的慘烈戰鬥場面,展現得淋漓盡致。
實際上,在20世紀臺灣人民奮勇抗擊日本殖民統治的戰爭史中,高山族群一直以來都是臺灣本土的主要力量之一。
在這種抗爭的背後,支撐他們勇敢戰鬥的主要信念,無疑是他們基於對中華大家庭的心理歸依感和精神認同度。
眾所周知,自秦漢以來,臺灣自古就在中華版圖之內。
但我們也要看到,立足於中國內地的古代各時期中央朝廷,在清代以前,對臺灣的管理主要僅限於防衛管轄而疏於大規模開發;直到清代中期,朝廷中央才開始著手對臺灣各地區進行較大規模的拓荒、開墾、移民、建設等開發活動。
也就是說,歷史上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臺灣高山族群並無強烈的中華意識,他們的“家國”情懷,很大程度上只著眼於高山族群社區或部落內部;他們甚至對臺灣非高山族的其他“生番”族群,也抱有天然的敵意。
那麼,高山族群的中華意識,緣起於何時?他們身上基於大中華文化範疇的家國情懷,以及對於中華大家庭的精神認同感,又是如何崛起的?
這就不得不提到一個名字:劉韻珂。
劉韻珂是清道光年間的閩浙總督。正是他的出現,迅速拉近了臺灣高山族群跟其他族群的心理距離,並由此建立起了深厚的民族感情,激活了他們內心深處的中華意識,以致高山族群對於中華大家庭的精神認同越來越強烈。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隨著清政府對臺灣的開發越來越深入,臺灣各地區的農耕、水利、城建等民生事業有了極大的發展,臺灣居民的生活水準得到提高,許多“生番”族群(土著)自願融入 “熟番”族群(新近內地移民)。
在這種情況下,居住於偏遠山地的高山族群也希望他們所在的地區,能得到清政府的幫助,進行深度的開發,從而徹底融入中華大家庭的氛圍中去。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高山族群通過臺灣本土的清政府衙門渠道,向朝廷表達了社區開發請求。於是,朝廷中央命閩浙總督劉韻珂派員赴臺調查,以為開發高山族社區打前站。
實際上,對於開發高山族社區,劉韻珂此前早有準備:因為臺灣隸屬於福建省管轄,開發臺灣顯然在他這個閩浙總督的職責之列。
所以,早在一年前(1845),劉韻珂就先行奏請朝廷,將江西南昌知縣曹士桂調至臺灣北路,也就是著名歌手羅大佑作品《鹿港小鎮》所吟唱的鹿港地區,任理番同知(即處理臺灣“番人”事務的官職),為將來開發高山族社區鋪路。
從個人的先行預測,到朝廷中央的明令開發,閩浙總督劉韻珂終於等到了開發臺灣高山族地區的時代浪潮。
歷史的機緣巧合,註定了劉韻珂要在臺灣高山族群擁抱中華大家庭的過程中,發揮居功至偉的作用。
2
劉韻珂對開發高山族社區,雖然早有預測,但他萬萬沒想到,高山族群竟然主動請求朝廷開發。
因為根據以往的經驗,清政府在開發臺灣邊遠地區的過程中,在“生番”族群中,或多或少總有些人會跳出來反對,以致於朝廷為避免激化族群矛盾。
對於高山族等民風較為粗獷的族群社區,儘量持“保持原狀”或“族人自治”的態度,以免過多地干擾原住民。
但如今高山族群主動請求開發,對於清政府和原住民雙方來說,無疑是一件皆大歡喜的好事。
話說劉韻珂派出的調查員回報總督衙:“稟報總督大人,臺灣高山族人對於開發邊地,的的確確熱情高漲,翹首以盼。”
聽得此言,劉韻珂喜出望外,當即躍躍欲試,決定親赴臺灣拜訪高山族群,一方面是進一步溝通感情,以利開發建設;另一方面,他要親自到現場督促和部署開發建設工作,確保不出差錯,避免發生族群矛盾。
跟林則徐一樣,劉韻珂是一箇中華大家庭意識相當濃烈的人,早在1840年前後的鴉片戰爭期間,時任浙江巡撫的劉韻珂就跟林則徐一道,堅定地站在主戰派的立場上不動搖,根本原因就是:他不願看到中華版圖內的一寸土地缺失或遊離於中華大家庭之邊緣。
此外,身為山東人的劉韻珂,深受孔孟儒學和周禮文化之影響,禮賢下士,待民和藹可親,他堅信:“我以禮待人,人必以禮待我。”
以上兩點特質,決定了劉韻珂必然要親赴臺灣,親自指導高山族社區開發工作,以及深入高山族群中間聯絡感情。
於是,他擇取良辰吉日,登船飄洋過海,來到臺灣後,便馬不停蹄地奔赴高山族群居住的山村。
實事求是地說,大凡臺灣“生番”族群,對於清政府官員的來訪,總有個別人暗藏叛逆之心,恨不得尋機擊殺之。
因此,出於安全保衛的需要,劉韻珂的隨行人員精神高度緊張。反觀劉韻珂,則一路樂滋滋的,對個人安危不以為意。
來到高山族村社,眼前的景象讓劉韻珂本人也大吃一驚:眾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高山族人,圍在路邊,笑臉相迎,顯然他們對於劉韻珂的來訪抱有殷切期盼之心。
劉韻珂當下大為感動,大步上前,向眾高山族人行拱手禮:“高山族同胞們,我劉某人來晚了呀。”
高山族人先前幾乎沒見過朝廷大官,在他們的心目中,只有部落頭人或領袖才是德高望重的“領導”,所以他們天然地對朝廷官員不持等級觀念,以致於當他們毫不見外地拉著劉韻珂的手噓寒問暖的時候,隨行的安全人員都為之捏了一把汗。
高山族群的熱情和樸實,讓劉韻珂心裡僅存的一絲不安也放下了,他毫無芥蒂地深入他們的中間,恨不得與每一個人交談。
情到深處,劉韻珂動容地說:“天子龍恩,我大清政府一定盡全力幫助高山族同胞們開荒拓耕,發展生產,興建美好家園。只要我劉某人在位一天,我就是你們可以信賴的朋友。”一番宣講下來,高山族群也紛紛動情了,一時間,場面甚是溫馨。
攀談過後,高山族群紛紛殺雞殺鴨,按照當地風俗,要以最高標準招待劉韻珂。劉韻珂留下來吃飯,本已超出隨行人員的意料,眼看留食不可避免,安全人員便退而求其次,在劉韻珂耳邊密語:“就餐之時,總督大人切不可與眾民同食,以防宴席中暗藏殺機。”
誰知劉韻珂不以為然,他眼見家家戶戶都在張羅美食打算招待他,輕薄了哪一家都不合適:“此情不可拂,此境不易得也”。於是他乾脆招呼大家把食物端齊,在戶外拼成長龍流水席,這樣大家都在同一場宴席上吃飯了。
就餐的時候,劉韻珂被圍坐在中央席位,高山族群紛紛向他敬酒,他仗著山東人酒量大,亦是來者不拒,舉碗痛飲,再一一回敬過去。
一時之間,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豪邁宴景,在高山族村社中隆重上演了。一番觥籌交錯之後,劉韻珂又略帶酒意地宣佈:“從今往後,我們就是一家人了。”
酒後,高山族群又按照當地的風俗,男女老少齊上陣,在村社空地上興起了歌舞。不僅如此,他們還拉劉韻珂加入踏舞的行列,而劉韻珂本人亦是饒有興致地加入其中。
只見劉韻珂身著總督官袍,扭扭歪歪地在草地上踏起了四不像的舞步,甚是滑稽,全然沒有了大清總督的威嚴形象。
然而此情此景,卻是劉韻珂與高山族群打成一片、官民關係和諧融洽的最真實寫照。
3
在臺灣停留的數日時間裡,劉韻珂不僅與高山族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還事無鉅細地授意臺灣本地官府如何協同高山族群搞好開發與建設工作。
尤其是對於新近從鹿港地區調至淡水廳任同知一職的曹士桂,劉韻珂更是千叮萬囑:“高山族社區開發建設,事關高山族人對我大清朝廷的信任,以及他們對中華大家庭的感情,你務必鞠躬盡瘁,謹慎行事。”
在劉韻珂的努力下,後來,清政府對高山族社區的開發工作果然井然有序,雖時有小糾葛、小插曲發生,但總體是順利的,融洽的。而曹士桂等官員,亦遵從劉韻珂的意願,在高山族社區開發過程中,盡心盡力,負累前行。
就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曹士桂累倒在崗位上,猝死於任上,可惜,可敬。曹士桂也由此被高山族人長久銘記。
當然,這都是後話。讓我們的視線重新回到劉韻珂的赴臺經歷中來。
劉韻珂在臨行返回福州總督衙前,特地設了官宴回請高山族的各社頭人,以進一步鞏固和增進雙方的感情。
你以為劉韻珂就此忘卻了高山族的普通族人和老老少少們嗎?並沒有。
劉韻珂命官府備置了許多大壇酒,又準備了豐盛的菜餚,一併送到高山族各村社,招呼全體高山族群一起開懷暢飲。
由此,各村社又掀起了別開生面的官民聯歡活動。這樣的一幕幕景象,在歷史的長河中也值得被銘記,因為它們是高山族群心理上歸依、精神上認同中華大家庭的重要見證。
就在劉韻珂準備登船離開臺灣的時候,許多高山族群自發前來送行:他們真心把劉韻珂這個閩浙總督當朋友來看待。
面對黑壓壓的送行人群,劉韻珂心裡感慨萬千,不僅溼潤了眼睛,據史料記載,劉韻珂“惻惻然欲淚”。
就此一別,劉韻珂再無機會跟高山族群相見,反之亦然。
但歷史不會忘記:正是因為劉韻珂親赴臺灣,深入高山族群中間溝通感情,不僅促進了臺灣高山族社區的開發建設,更增進了高山族群對以內地朝廷中央為標誌的中華大家庭的認同,並在相當程度上使高山族群加速融入以孔孟儒學和周禮為標誌的大中華文化社區。
如果沒有這個人,也許……
文:石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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