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 刘筝 图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家庭的衣食住行极大改善。上世纪80年代温饱问题大大缓解，90年代各种家用电器进入寻常家庭，进入新世纪以后住房和出行大幅改善。仅从大众商品消费而言，中国今天的城市居民与高收入经济体的三城市居民生活差距大幅收窄。
生活水平改善来自生产能力提高，生产能力提高背后是一连串的制度和政策变革。变革的主要内容是政府放权和对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这带来了企业和居民生产积极性的极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改善，以及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中国从封闭计划经济逐渐转向开放市场经济。
引发变革的根本力量是观念的变化。上世纪70年代末，一边是政府全面管控经济时代的深刻教训，另一边是东亚四小龙、四小虎的成功经验，促使中国的官员和学者不得不改变观念。中国主流社会开始相信开放和市场经济能带来更富裕的生活和更强大的国力，对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践行不断地证实了这个信念带来的巨大变化。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所想和所做的不仅是开放和向市场放权。开放不必然带来贸易双方的福利改善，发育良好、功能健全的市场也不是政府放权以后就会从天上掉下来。中国政府扮演的角色更加丰富，不仅是改革开放理念的倡导者，也是很多经济活动的引领者和实践者。政府对工业部门发展的普惠性政策、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至少在特定时期对于培育市场和打破增长瓶颈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针对特定产业的支持政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方面学术界很难达成共识，实践上依靠政府力量支持的特定行业发展不尽人意。
四十年的经济发展成绩有目共睹，不足之处众说纷纭。众说纷纭是因为经济增长会带来新的问题和烦恼，有些烦恼会随着增长自行消失，有些烦恼则越来越成为发展的瓶颈。改革还有欠账，新的挑战也迫在眉睫。
一种普遍的担心是中国的产业不够强，与世界一流有很大差距。这是事实，也是增长的烦恼。更有意义的不是水平的对比，是增长和变化的对比。中国的产业升级进步状况一直还好，从投入环节看中国的研发投入在GDP中的占比超过了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富国俱乐部的平均水平，专利保持很高的增速；从生产环节看制造业的专业化和分工更加细密，残酷的优胜劣汰竞争留下了效率更高的企业；从产品环节看，国产品牌从小商品到家电、再到手机、汽车，市场占有率节节上升。
支撑中国产业升级的是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这个环境逼迫企业付出最大的努力，也给予了企业优厚的回报。今天的中国经济还享有独特的规模经济优势，依托于广大的国内市场，中国企业有了更多试错和创新的机会，有了更多分工和提升效率的机会，这些机会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国际竞争中的独特优势。
近年来越来越多人担心金融风险，尤其是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债务杠杆率过快增长。2017年随着物价水平上升，名义GDP大幅上升，债务杠杆率上升势头显著缓解。未来如果不发生严重通缩，债务杠杆率有望稳住。在没有明显外债压力的情况下，政府凭借自身的信用有足够能力应对国内的问题债务，除了政府能动用的资源相当可观，平均算下来仅是每年来自（不引发通胀的）基础货币发行和外汇储备投资收益就有2万多亿，现在还不到用这笔钱的时候。
债务问题中，最突出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和僵尸企业的收入不足以偿还债务利息，靠着借新钱还旧账过日子。这些难以偿还的债务背后是加速重组的产业格局和城市分布格局，被淘汰企业多和人口净流出的地方难以避免债务问题，债务问题还会越拖越严重。如何妥善对待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的企业和城市、如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是政府面临的真挑战。
比较中国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经历，中国最突出差距在三个方面：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偏高，高出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10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就业占比则偏低；城市化率偏低，其它高收入国家工业化高峰期的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中国2012年前后就过了工业化高峰期，至今城市化率也不到60%；服务、尤其是公共服务在GDP中占比偏低。
这些差距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真正短板。高收入国家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绝大多数农民未来生活的出路只能在城市，而在户籍制度限制、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不到位等众多约束条件下，城市还不能让他们放心安家。
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不到位，不仅想要进城的农民得不到服务，现有的市民也被深深困扰。新时代生活的三大难题：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和高房价，前面两个反映的是医疗和教育服务不到位，高房价背后也是城市公共管理和服务不到位。
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不到位，不仅是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最大欠账，也是未来美好生活的最大挑战。政府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的开支在增加，也在想办法解决城市病问题，但收效不算理想。政策不对头不仅在于部门利益，更大的问题是观念跟不上时代变化。观念不改，政策也难改，即便好的政策出来在执行中也会变形。
政治学里面讲到两种价值观，一种是在低收入阶段，大众更接受物质文明价值观，它强调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维持秩序、强大国防等；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进入中高等收入水平后，大众的价值观会从物质文明价值观逐渐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它强调公众对政府更大的话语权、言论自由、更多的工作话语权、更人性化的社会、美丽城市和乡村等。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于解决中国当前最突出的服务业短板至关重要。后物质价值观强调的内容当中，公众对政府更大的话语权和言论自由意味着对政府时时刻刻的问责机制，这些问责机制不仅告诉政府哪些地方更需要公共服务，也激励政府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不仅如此，后物质价值观的盛行也会让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社会信任程度提高，这会减少对于政府的管制需求，减少不必要的管制政策，给市场留下更广阔的服务业发展空间。
随着新生代不断成长，后物质价值观会更加流行。政府需要与时俱进，看重后物质价值观的各种诉求，接受更广泛的问责和监督。做不到这一点，政府提高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就缺少了根基。高高在上，引领社会发展甚至身先士卒搞建设的政府终将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放低姿态、在各种监督之下小心谨慎做好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政府，这是潮流也是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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