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二战时期的日军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奇怪综合体，上下级之间既壁垒森严、等级鲜明，又有着所谓“下克上”的传统。1942年12月，在中国的鲁西北，山东临清附近的馆陶县，发生过一起“下克上”的典型事例的“馆陶事件”。这是侵华日军士气低落、风纪败坏的代表，让侵华日军丢尽了面子。
（鬼子扫荡）
1942年，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2军第59师团第53旅团独立步兵第42大队驻守在以临清市为中心的东临道北部，其下属的第5中队驻扎馆陶县。当时正值日军于1942年9月末至12月下旬对山东半岛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日军的档案记载：“1942年12月27日，独立步兵第42大队第5中队长福田通知金丸军曹、金子兵长、向里、冈田、铃木上等兵、田边一等兵六人调往大队本部，并于次日到临清的大队本部报到。除此六人外，还有四名不在军营驻地的士兵也在调离名单中。”
这六名日军士兵刚刚调离过，对再次被调动甚为不满。当晚，六名日军士兵外出饮酒时，辱骂并殴打了上级，中队长也遭到殴打威胁。之后，闹事士兵违反内务条例，夜宿酒店不归。
（下克上，鬼子军官遭了殃）
这还不算完。次日，这几名日本兵继续在外饮酒。根据调出者行前需进行装备和军装检查的规定，中队长派人通知他们回营，但却遭到殴打。下午，数名日军士兵闯入中队办公室，谩骂殴打上级，甚至拔出军刀做劈砍状威胁上级。中队军官逃离了办公室。于是闹事的日本兵手持武器大肆破坏营房，肆意开枪和投掷手榴弹，日本军营顿时大乱。接着，这六名反了天的日本兵又闯到大街上哄砸抢烧，馆陶县城人心惶惶，局面一时失去控制。中队向大队部紧急发报，请求向馆陶县增派兵力维持秩序。当日傍晚，六名日军士兵到大队部报到时立即被扣押。
出了这样大丢面子的事，日军马上开始调查。第5中队等所有馆陶驻军都被编入预备队，中队长感到责任重大而自杀。经过日军第12军军法会议审判，“馆陶事件”的最后处理结果是：判处六名闹事士兵二人死刑、一人无期徒刑、三人三至六年有期徒刑，事发时驻守在馆陶的士兵全员受到一周时间的“重营仓”处分。
（敢下克上，死啦死啦滴）
对于“馆陶事件”发生的原因，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认为是“队长统率不利、上级监督不明等”，然而，“馆陶事件”只不过是侵华日军众多“下克上”事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例。由于侵华日军战线过长、兵力分散，日军不得不通过大量动员来弥补兵力上的不足，这也使得军队素质急剧下降。比如日军中经常有这样的记录：“浅草出身的某一等兵，原本是该地区赌场的大头目，进入军营后无法管理，是不可救药的坏蛋。某少尉入伍前是在乡军人，是在该一等兵的地盘上再次应征入伍的，他就像下人一样受该一等兵支使，充当其赌博的帮手。”
侵华日军中赌博现象司空见惯，毁坏公物及偷盗公私财物的情况也很普遍，冈村宁次曾无可奈何地说：“不爱护公物，丢弃和损坏兵器、物资的现象屡见不鲜，行军帐篷使用半年便报废，防毒面具当枕头用，以致失去了防毒功能，日本人缺乏公德的缺点在战场上表现得更加严重。很多邮包和补给品被偷走，通信部队建立的每根电线杆上都挂着‘日本军用’牌子，以防止被别的部队盗走。”
（1959年的日本电影《独立愚连队》，讲述了华北日军内部的不少丑事）
在日军中，上级欺压下级的现象司空见惯，下级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无条件为上级服务。日军记录：“班里的兵卒要为班长打洗脸水、清扫房间、洗衣服、去酒店打酒，为班长检查保管枪支。班里人要轮流为班长执勤”。上级对士兵稍有不满，便拳脚相加，还美其名曰“父亲关爱儿子”。这种状况在侵华日军士兵的家信中也可窥知一斑：“每天晚上都有科目，每次都被扇10个至20个耳光，完事还要向打人者道一声辛苦。第四天被扇了13个耳光，哭着睡着了。这种事每天都发生，脸已变形，饭都吃不了。有的被打得过重，有下巴骨折住院的，有鼻子骨折住院的，还有眼球充血返回日本内地的。每天都有两三人昏厥，昏厥后就往头上浇上两三杯水，让其自生自灭。”
（鬼子军官用餐，勤务兵伺候得不错）
（普通鬼子兵扎堆吃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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