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山東省寧陽縣實驗幼兒園陽光親子早教中心，寶寶們正在玩滾大龍球的遊戲，該遊戲能鍛鍊他們的手眼及四肢協調能力，刺激運動神經元，促進大運動能力的發展。 左金勇 攝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把“幼有所育”作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內容。當前0—3歲兒童托育服務的癥結在哪裡？有哪些破題思路？應該建立怎樣的托育服務體系？ 當前，孩子誰來帶的問題已嚴重影響到生育意願。2016年，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在北京、上海、廣州等10個城市進行3歲以下嬰幼兒托育服務需求調查，在被調查的已生育一孩而不打算生二孩的母親中，有六成是由於孩子無人照料。
什麼造成了無託可入的現狀
下午5點多，剛下班的辛莉來到位於北京北四環外的一家社區日託班接回了自己26個月大的女兒。辛莉家是典型的雙職工家庭，自己的母親在把孩子帶到1歲多時生病回了老家，帶孩子的重任一下子落到夫妻倆身上。“去年我面試了幾個育兒嫂，還是感覺不太放心，價格也貴，剛好打聽到這兒新開了一家託兒所，離家不遠，就來看了看。”辛莉說。
這是一家日託機構，開在一樓，三居室被分為主活動區、閱讀區、嬰兒活動區、臥室、遊戲室等。辛莉最關心的是師資，“幾個年輕老師都有幼師證，還有一個比較有經驗的育兒嫂。還可以看視頻監控。缺點是沒有院子，沒有戶外活動的空間。”辛莉購買了5天日託，看孩子是否適應。“孩子正是認人的時候，剛開始非常難，她哭我也偷偷哭，但沒辦法。”
辛莉的情況是很多職場媽媽的真實寫照。家中隔代老人由於年紀大、身體差，帶孩子往往有心無力，而且在育兒觀念上與年輕父母有不少衝突；保姆、月嫂素質參差不齊，找到稱心的保姆難上加難，而動輒七八千的工資，也讓相當一部分家庭難以承受。
送去托育機構成為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然而供父母選擇的托育機構非常少。根據國家衛計委針對3歲以下嬰幼兒托育服務需求進行的調查，我國近80%的0—3歲嬰幼兒主要由祖輩負責看護，托育服務嚴重短缺，0—3歲嬰幼兒在各類托育機構的入托率僅為4.1%，與發達國家50%的入托率相去甚遠。近八成受訪家長期望孩子能上公辦的托育機構。
二孩政策落地，公共托育服務的短缺愈加暴露出來。一方面，公辦托育機構數量不足。隨著上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深入，企業逐漸剝離其社會職能，作為單位福利的託兒所被裁減，農村、街道託兒所也不復存在。計劃生育帶來的生源不足加速了這一過程。
另一方面，社會托育機構缺乏監管。目前托育機構沒有明確的主管部門，也沒有具體的申辦標準。申辦托育機構參考的是幼兒園建設標準，手續煩瑣。與發展較為成熟的早教產業相比，主營托育服務的機構並不多。提供托育服務的早教公司和托育機構，大多僅持有“教育諮詢”的工商營業執照，打的是政策擦邊球。更不用說那些開在社區、靠口耳相傳的家庭式托育機構，其場地、消防安全等大多不達標，師資參差不齊，隨時可能關停。
當前各地有哪些嘗試
事實上，為滿足0—3歲嬰幼兒養護的需求，不少地區開始了有益探索。
“小蘑菇，大蘑菇，變變變，變成了一隻河狸，它的名字叫河狸。”週一上午10點，北京手帕口南街社區的社區兒童中心，二十幾個孩子和家長圍坐在一起，來自附近幼兒園的老師正拿著繪本帶孩子們認識小動物。
“我們的課程一上線就被‘秒沒’。”北京市廣渠門外街道辦主任張振琴介紹說，由於每堂課最多隻能容納16個孩子，課程一放出來就被“哄搶一空”。該社區兒童中心每週四、五、六上課，由第三方機構提供課程，社區轄區內的一所幼兒園負責提供師資。其活動區域和繪本則向所有嬰幼兒開放。
從提供服務的模式來看，大多數地區採用政府購買服務、引入第三方專業機構的方式。同樣是依託社區，上海市在去年年初啟動了社區幼兒託管點項目，由上海市婦聯牽頭，市教委、市衛計委、市民政局共同承擔。上海市社區託管點為公建民營，政府提供場地，專業組織負責日常運營。
前不久，上海市還出臺了《關於促進和加強本市3歲以下幼兒托育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及配套的托育機構的設置、管理政策，探索構建“政府引導、家庭為主、多方參與”的托育服務體系，回應了群眾的強烈呼聲。
南京市於2013年、2014年分別出臺了針對0—3歲嬰幼兒早期教養機構和保育機構的設置管理辦法，明確了早教機構、保育機構的主管單位為人口計生部門，釐清了民政、工商、衛生、食藥監等部門的工作職責。
2017年年初，南京市出臺《0—3歲嬰幼兒早期發展工作提升行動計劃(2017—2020年)》，提出要用4年時間，探索建立嬰幼兒早期發展服務管理模式，完善家庭、社區、機構“三位一體”的服務網絡。
托育癥結如何解
從國家層面出臺相關政策，明確托育機構的主管部門，制定行業標準，規範各方權責，讓一切有章可循，已成為研究者和從業者的共識。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菊華表示，我國托育服務的供給長期處於“部門缺位、市場失靈、社會失職、家負全責”的失衡狀態，由於涉及面太多，當務之急是要確定主管部門，才能使政策法規和行業規範得以建立。
今年兩會期間，國家衛計委副主任、中國計生協常務副會長王培安透露，國家衛生計生委、財政部、教育部、民政部等相關部門正在加緊調研，將在廣泛深入調研的基礎上，制定我國0—3歲嬰幼兒發展規劃、行業標準及推動和支持嬰幼兒事業發展的政策措施，預計年內能夠出臺。
“政府的角色是什麼？政府既是運動員也是裁判員，應該承辦一部分公立托育服務機構，起到示範引領作用，同時也要引導社會、企業、家庭等多樣化的托育服務協同發展。”楊菊華說。
四川省婦聯主席吳旭認為，完善的幼兒公共托育服務體系應該是多元化的，可以採取多種模式。比如，規範現有的市場化托育服務機構；鼓勵幼兒園和早教中心的招生向3歲以下延伸；建立社區幼兒托育點，提供平價、便利的保育、教育、托育等服務；購買服務引入專業機構來承接項目，開展小規模、喘息式的嬰幼兒照看服務。
由於0—3歲嬰幼兒的出行特點，社區成為完善托育服務體系較為理想的單元。“現在想要回到過去單位辦託兒所的時代已經做不到了。那個時候為什麼能做到？因為單位就在你家旁邊。現在來看，便捷、就近、以社區為基礎的社會托育服務，應該是主要的發力方向。”楊菊華說。
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劉中一從國際視角分析說，進入21世紀，許多西方國家托育機構出現了類型多樣化、職能專業化的特點，如出現“殘疾兒童中心”，同時逐漸發展出“家庭式托育”的形態，通過制定各項法律、服務政策，支持嬰幼兒在家庭中獲得全面照顧。這些對更好地滿足群眾的托育需求提供了一條更廣闊的思路。
科學托育需要專業化的隊伍，而在0—3歲階段，師資是短板中的短板。當前0—3歲師資培養分為學校教育和職後培訓兩種。2011年，早期教育專業才第一次出現在高職高專系列專業目錄中，仍處於起步階段。而在本科層次，早期教育一般為學前教育的下設方向，未獨立形成專業。培養規模本身不足，而由於待遇地位低，進入本行業的人才數量少之又少。從職後培訓看，育嬰師、早期教育指導證等認可度低，含金量不高。
北京市計劃生育協會也在招募和培養專業化的隊伍，北京市計劃生育協會秘書長嚴進認為，對老師的要求應該是綜合性的，“他應具備必要的教育理論知識，還應具備兒童營養健康、兒童心理等跨學科的知識，隨著兒童成長，需要了解兒童發展的窗口期，有一定的實操能力。而且很多時候老師需要教看護人怎麼養育孩子。”
楊菊華認為，一方面應給予早教老師應有的待遇地位，另一方面應廣泛吸收志願者、家長的力量，共同努力提高托育機構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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