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中美關係，最近有一個在我國國內重新流行起來的關鍵詞應引起注意，值得商榷，那就是“脫鉤”（decouple）。美國在2007年其國內金融危機爆發時提出這個詞，到2013年前後影響到中國國內對中美關係的看法，最開始是經濟範疇，現已擴大到秩序範疇。
經濟範疇的觀點大體是：美國經濟好壞對中國經濟的相關影響並不再像過去那樣突出。金融危機頭三年，美國經濟嚴重下滑，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並不突出，中國經濟仍保持較高增長。近年，美國經濟復甦向好，但中國經濟卻在趨緩。似乎美國對中國經濟的帶動作用已不復存在。近些年中美經濟“脫鉤”既源於美國自身模式調整所產生的“進口替代”效應，也源自美國加大從其他經濟體進口的“進口轉移”效應。這種觀點認為，美國經濟復甦的新邏輯在弱化中美經濟關係，美國經濟復甦將越來越表現為中國經濟的風險性，而不是機遇特徵，所以中國經濟要大膽同美國“脫鉤”。
秩序範疇的大致觀點是：二戰後驅動全球化的“美國秩序”本身正在發生變異，現行國際秩序已經不可持續。以WTO為代表的全球貿易正在被更多區域貿易體系所解構、重構。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美國與不同國家談判新標準、設置新邊界的新貿易體系自然會加劇中美“脫鉤”，所以中國要勇於扛起領導全球自由貿易秩序的責任，與美國的“去全球化”措施相抗衡。
問題是，中國擴大自美進口、削減對美貿易順差，把原來從其他方向上進口的商品轉移到美國方向，同意鼓勵雙向投資、完善企業合規化管理、創造公平競爭營商環境，怎麼會加劇中美“脫鉤”？隨著中國供給側改革的深化，金融和服務市場的進一步開放，未來中美在經濟、人文上的聯繫恐怕只會越來越緊密，兩國雖然無法避免長期化的摩擦——有時這種摩擦會很激烈，但也會在摩擦中艱難尋找新的平衡。
秩序“脫鉤”論也嚴重脫離兩國仍然將繼續同處一個經濟全球化體系的事實，這與當年美蘇在世界上各領導一個國際體系相互競爭與對抗有著本質的不同。就算中國真的可以領導一個體系與美國主導的體系並存競爭，人民幣在多長時間內可以國際化到能夠在國內債務負擔已明顯超過警戒線的情況下支撐這個體系內那麼多國家的財政預算？
任由這種兩個層面的“脫鉤”論影響我們的思維有害且無益。2007年美國高盛公司提出“脫鉤”概念，講的其實是美中經濟增長態勢轉向迥異、利率走勢相左、匯率變化相反，進而得出全球經濟需要再平衡的結論。把這樣一種強調週期背離性質的“脫鉤”概念偷換成中美經濟應該“分道揚鑣”，彼此互不需要，不僅是學理上的不嚴謹，恐怕也是另有考慮。它背後所隱含的心理暗示是對當前影響中美關係穩定發展的結構性問題放任自流，不加管理，是要從根本上削弱乃至瓦解維繫中美關係穩定發展的溝通和協調動能。
習近平主席2015年9月訪美期間曾說：“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中美目前正站在這樣一種相互戰略誤判的十字路口，造成誤判的推手是多方面的，雙方必須思考在彼此溝通中存在哪些誤傳和誤解，兩國關係是否已經陷入“相互刺激的循環”，是否存在對一些現象匆忙下結論的問題。
儘管中美關係當中的競爭與摩擦因素正在無可避免地增多，美國更已將中國定性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負面認知開始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長期調整，但美方並沒有形成對華實施全面圍堵的戰略態勢，並且相當多的美國人認為這樣做為時已晚，他們更多思考的是如何在未來世界秩序中協調美中兩強的利益。美國的這個討論尚未產生結論，其所將產生的結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今天的應對。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重思對美關係應該成為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重要方面。我們需要回歸事物發展的本真，堅持“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和“積極有為”的方針，在集中精力做好自己事情的同時，尋求在世界上發揮應有的作用。這樣的冷靜和謹慎在當下中美圍繞貿易問題的艱難協調中更顯必要。
就中國的整體對外政策而言，我們需要做的，是儘量維護中美關係的穩定發展，為中國的發展強大爭取時間；是腳踏實地推進“一帶一路”戰略，使之服務於中國自身的產業升級和與沿線國家的互利共贏；是真正從中國切身利益出發參與處理朝核問題，全面評估、妥善應對朝鮮融入亞洲發展圈可能給地區形勢帶來的變化，誠心實意地營造和諧周邊，並在此過程中培育真正可為鄰國認同的中國價值理念；是全方位地發展、恢復同歐盟、日本、澳大利亞等國的戰略互惠關係。同時，也要進一步加強同世界溝通的能力建設，讓外界更好地瞭解、理解我們的真實意圖。
雖然困難重重，我們仍需要做好21世紀中美兩強並存，在競爭中協調、協調中合作、合作中互惠的大文章。對雙方來說，都需要在立足自身的同時又超越自我，構築新的世界觀。
20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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