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徐达围攻平江城的火器使用情况看，明朝“火铳”一旦碰上欧洲火枪必败无疑
每次当我们看到古今围攻城池战争电影画面时，就会看到城外成百上千的大炮对城墙猛炸乱轰，有不少历史专家也都认同这种打法，1366年的朱元璋围攻平江城战就是这样。某位明史专家写道：“燃烧的箭矢与火箭被用来引燃敌营，并且用制式大炮炮轰城墙。”另一位史家为中国军事史的顶尖专家之一，则是写道，“朱元璋的军队把平江城团团围住，以大炮炮轰。炮轰十个月后，城墙被轰出一个缺口，很少有中国的城墙会出现这种状况”。
不过，若我们仔细检视历史文献，就会发现在攻破平江城城墙的过程中，管形火器如果真有发挥作用，也只是扮演次要角色。管形火器的确是围城战的重要武器，但就像碗口铳在鄱阳湖之战中并非用来摧毁陈友谅的楼船，管形火器也不是用来击破城墙的。跟鄱阳湖之战一样，管形火器也只是瞄准敌方军士。用来摧毁平江城城墙的并非管形火器，而是比较传统的武器：用抛石机抛投的石头与火炮。
想要了解平江围城战，必须牢记两件事：城墙很厚，但管形火器很小。曾有史家表示，平江城的“防御工事很弱”。但这是错误的观念。从各种史料看来，围攻平江城的将领都认为该城的防御工事牢不可破。元末明初士人俞本曾写道：平江“城坚兵锐，屡攻不下”。该城城墙曾于一三五二年（至正十二年）重建过，而且纪录显示，全长十七公里的城墙墙高七公尺多，墙脚厚达十一公尺，墙头厚度也有五公尺。而且城墙的材质是夯土基底，表面以砖头砌成，因为夯土基底可以吸收化解炮弹的撞击力，所以不怕炮击。还有，城墙墙面是从下而上向后倾斜的，倾斜角度很大。这也有助于抵御平射而来的炮弹，因为炮弹威力会偏斜掉，并非直接由城墙全部承受。
就当时中国的城市而言，这三个特色（城墙厚重、以夯土构建而成，还有倾斜的墙面）并非罕见，而且还让平江城很能抵御炮击。许多史家都曾指出，中国的围城战争史上，很少出现像平江城墙被攻破，出现缺口的案例。一直到十七世纪中叶为止，城墙在围城战中出现缺口的案例的确很罕见，但严格来讲，一三六六年的平江围城战并不是城墙出现了缺口。被攻破的是平江城的某一扇大门，而且根本不是管形火器造成的。
朱元璋麾下名将徐达（一三三二～一三八五年）是围城战总指挥，他也知道要把平江城的城墙攻破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把平江城团团围住，用营寨把四周围得水泄不通。俞本是这样描述四周营寨的：“达令各卫列营于城之四周，挑长壕，在在相连接，起敌台以图之，高四丈（相当于十三公尺），下瞰城中，往来男妇，可以辨数。”其他史料则是表示那些敌台“与城中浮屠对，筑台三层”。
据《明实录》所载，这些敌台上都布署了重兵：“每层施弓弩大铳于上。”我认为这里所谓的“大铳”就是管形火器，因为“火铳”已经在明代成为管形火器的通称。其他论及平江围城战的史料则是仍然使用旧称“火筒”。
徐达在围城战期间使用了多少管形火器？俞本表示，“徐达领四十八卫将士围城，每一卫制……大小将军筒五十余座，”等于总计至少有两千四百座管形火器。前面我曾提及史家戴德写道，徐达以“制式大炮”炮轰平江城，并且于最后轰出一道缺口，他认定的“制式大炮”想必就是这里所谓的“将军筒”。后来，“大将军炮”一词的确是用来指称那些重达几百公斤的大炮，到了晚明（即一五五○年以后，约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有些甚至重达一千公斤以上。但在明初时（即一五○○年以前，也就是明孝宗弘治十三年），所谓的“将军炮”都是指吨位较小，机动性较高，适用于野战的大炮。
事实上，从现存的明初管形火器看来（一三五○年～十五世纪中叶），几乎每一尊大炮的重量都在八十公斤以下，而且绝大部分的重量最多都只有两、三公斤。重量只有七十五公斤的，就已经是被当成“大炮”了。唯一的例外是现存的三门大铁炮：其年分是一三七七年（洪武十年），炮管长度一公尺，炮口直径二十一公分，炮管后段两侧各有两根提柄，用以提运炮身。如果需要证据来印证的话，这三门大铁炮就可以证明朱元璋的军备单位有能力生产较大型的管形火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管大型铁炮可说是明初时期仅有的（明孝宗弘治十三年以前），不管是从考古证据或者历史文献都找不到其他同样的例子。这三管大铁炮是特例，因此从十四到十五世纪之间，中国的管形火器仍都是短小轻便的。
就算是用工业时代生产的大炮也很难把传统的中国城墙打穿，所以我们似乎可以确定的是，元末明初的短小管形火器应该无法用来破坏平江城墙。所以，那两千四百多门“大小将军筒”有何作用？就平江围城战而言，我们欠缺宋代那种战争日志可参考，但若是从同一时期的其他文献看来，还是能够了解该场围城战的进行方式。平江围城战的七年前（一三五九年，元惠宗至正十九年），朱元璋的部队也曾围攻过张士诚麾下吕珍镇守的绍兴城。有一本城内居民写的书得以流传下来，也许是因为朱元璋的部队最终没能夺下城池。
该书写道，管形火器是用来攻击部队，而非城墙。例如，守军在城上“以炮石火筒击其前锋”。在另一次攻击行动中，某位守将反击敌军：“以火筒应时并发，大军不能支，退而复合”。但这本书中最为引人入胜的一个段落，是朱元璋麾下将军蔡希仁“铠甲坐胡床，指挥其众”，结果遭敌军以火筒射中，作者如此描述当时情景：“我军以火筒射而仆之，大军径舁之还寨。”这不只意味着管形火器是用来攻击军士，也表示这种武器的准度已经足以从远距离瞄准单一目标。总之，管形火器并非破坏城墙的武器。德国汉学家傅海波撰写了一篇关于绍兴围城战的详细研究，表示管形火器“无法重创城墙或城门”，“用途仅限于人员之间的交战”。
关于七年后的平江围城战，虽然资料数量远远不及绍兴围城战；但从史料也可以看出，管形火器是用来杀人而非破坏城墙。事实上，有些学者宣称，吴王张士诚政权的丞相，亦即其弟张士信，就是被管形火器给击毙的。张士信当时正在平江城城头督军，刚好成为肉靶：据悉他“张幕城上，踞银椅，与参政谢节等会食，左右方进桃未及尝，忽飞炮碎其首而死”。
这是一件大事，甚至被写进了一首名为〈铜将军〉的乐府诗，诗中提及张士诚建立政权，任其弟士信掌政乱政，所谓“铜将军”者乃是指火炮替天行道，除去士信并且消灭张士诚的政权，为世间带来和平：“铜将军，无目视有准，无耳听有神。高纱红帽铁篙子，南来开府称藩臣。兵强国富结四邻，上禀正朔天王尊。阿弟柱国秉国钧，僭逼大兄称孤君。案前大事十妖嬖，后宫春艳千花嫔。水犀万弩填震泽，河丁万锸输茅津，神愁鬼愤哭万民。铜将军，天假手，疾雷一击粉碎千金身。斩妖蔓，拔祸根，烈火三日烧碧云。铁篙子，面缚西向为吴宾。”
据诗看来，士信之死乃是此次围城战之关键，中国史家也认为此事影响极大，从知名的明末大儒钱谦益到中国火器史的顶尖专家王兆春皆然，王兆春甚至引述此一事件，用来印证管形火器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日渐提升。
但张士信真是被管形火器击杀的吗？最具权威性的史料《明实录》表示他是被“飞炮”击毙，听起来比较像是抛石机抛投的石炮，而非火器的炮弹。可资佐证的是俞本的说法：他表示张士信是“颊中石炮而死”。另一可信文献则表示他是“忽战礮碎其首而死”。还有另一份文献则写道，他是“中礮死”。张士信被“铜将军”击毙的说法很可能就是源自于那一首诗本身，不过大儒钱谦益在一六二六年（明熹宗天启六年）前后完成的《国初群雄事略》一书中也说，张士信是“为龙井炮击死”。我们无法确定真相为何，但这些证据都显示他是死于石炮。
总之，管形火器并非朱元璋所属部队用来摧毁平江城的武器，抛石机才是。如《明史》所载，“巨礮……所击辄糜碎。”当然，被砸烂的并非城墙，而是墙头与城内的木造建物，它们才是抛石机瞄准的目标。就连襄阳炮也很难损坏夯土构筑而成的厚实城墙。俞本表示，平江城外布署了四百八十余架襄阳炮，攻势未曾停歇：“火简炮石之声，昼夜不绝。”尽管我们无法确定，但很可能抛石机抛投的不只是石炮，也包括火炮。总之，从各种文献看来，用于平江围城战的抛石机威力惊人，以至于“城中震恐”。
不过，平江城内也有自己的抛石机。守城将领熊天瑞“教城中作严炮以击外兵，多所中伤。城中木石俱尽，至拆祠庙、民居为炮具”。攻城部队的因应之道是“架木若屋状，承以竹笆，伏兵其下，载以攻城，矢石不得伤”。
最后攻城部队还是攻出了一个缺口。但如果管形火器或抛石机都不能对平江城墙造成多大损害，他们是怎样办到的？
他们攻击城门。在中国历史上，围城战的决战关键很少在于城墙是否出现缺口，因为城墙实在是牢不可破。部队的攻城之策，无非是靠强攻登上城头、把城内军民饿到不得不投降，或者是主攻城门。从心理的观点看来，城门也是适切的攻击目标，因为它们是城市力量与权威的象征。但对于西方人来讲，一提到城门，心中浮现的画面都是城堡的开合吊桥，因此有必要调整心态。中国古代城市的城门远比一般西方城市的城门雄伟壮观。
事实上，走进中国的城市，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那些顶着飞簷雕梁的木造城楼，它们矗立在城门上，高度可达八十到一百英尺（二十五到三十公尺）。因为多层的建筑在中国古城里是很少见的，因此这城楼就是城里最显赫的楼宇。这种城楼是整个城市的民政中心与精神象征，里面设有许多官厅，也是举行典礼与布达政令的场所。但如果从墙外看过去，城门只不过是整个复杂建物的一部分。进门后，你会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像庭院的地方，四周都是高墙。你必须穿越另一条很深的门廊才能够进入城内。许多城门外面还有一层被称为“瓮城”的防御工事守卫，以免让人太容易就穿越城门。平江城有六个城门，其中五门兼有陆路与水路的入口各一个，可容小船与驳船进入。在一三五二年（至正十二年）重建城墙时，某些城墙外还搭建了瓮城。
攻城时，敌军会采取的首波攻势之一，就是试着用抛石机与火炮把城楼给摧毁，一方面破坏实体建物，另一方面也是侵犯了城门所象征的权威性。木造的城楼非常容易毁损；但对于攻方来讲，城楼下的城门就比较麻烦了，因为必须先通过门外的瓮城，穿越外层的门，接着从城门内的庭院杀出一条血路，才能抵达内层城门。
平江城军民坚守城门十个月，但是到了一三七六年（至正二十七年）中秋时节，他们渐趋衰弱了。城里的粮食全都吃尽告罄，据闻“一鼠至费百钱，鼠尽，至煮履下之枯革以食”。攻城统帅徐达觉得有机可趁，应可强攻出一道缺口。他自己领军强攻葑门，副将常遇春负责攻击的则是受到新建瓮城保护的阊门。（平江城的城门名称非常独特，都只有一个字，这是该城自古以来的传统。）结果两路部队都把城门攻破了：
九月辛巳，达督将士破葑门，常遇春亦破阊门新寨，遂率众渡桥，进薄城下。其枢密唐杰登城拒战，士诚驻军门内，令参政谢节、周仁立栅以补外城。唐杰不支，投兵降。周仁、徐义、潘元绍、钱参政等皆降。晡时，士诚军大溃，诸将蚁附登城，城破。
从以上引文看来，他们的确是破墙而入，但被攻破的是城门本身，而且很可能就是因为城门门板被破坏了。此外，我们看不到任何文献提及攻城部队使用大炮或者抛石机才破坏出一道缺口。他们很可能是采用传统的埋设炸药或者徒手撞门的方式，因为描述的焦点都在部队与人员身上，并未提及任何器械。总之，朱元璋的大军在瓮城与外门之间的戒护区域杀出一条血路，守城军民在那个区域里与他们交战，最后终于抵挡不住。
朱元璋的部队拿下了城门之后，涌入平江城内。张士诚率领麾下两万部队抵挡了一阵子，最后退回寝宫。他的妻妾自焚身亡，先他而去。他想要上吊但自杀未果，遭带回应天（南京），朱元璋待其若“吴宾”。
透过平江围城战与鄱阳湖之战，我们可以看出明初管形火器与我们想像中的精良管形火器不同。明初的管形火器较小，并非用于破坏船舰或城墙，而是杀人利器。若是要破坏建物，首选的武器还是抛石机，可以抛投石炮或火炮，而且火炮也分成炸弹与燃烧弹两类。
整个十五世纪，甚至到十六世纪已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中国的管形火器还是很小。某些史家深信有一些被称为“周炮”的大炮是由张士诚在一三五○～六○年代（元惠宗至正十四到二十七年之间）铸造的，重量在五十到两百五十公斤之间。但是从晚近的研究看来，它们的年分无疑地应该是在一六七○年代（清康熙十三到十七年之间），而现存所有张士诚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管形火器，还是远比“周炮”轻便短小。
到此时为止，中国尚未研发出足以摧毁城墙的大炮。管形火器的尺寸尚小，是人员之间交战时的武器。相较之下，同期欧洲的管形火器已经都很大，杀伤力更大了。史家向来盛赞欧洲人在大炮的制造上颇有天分，认为是这些大型的管形火器开启了“火药帝国的时代”，也为中世纪晚期开始的欧洲武力强权奠立了基础。
综上所述，明朝“火铳”一旦碰上欧洲火枪（包括火炮）必败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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