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社会主义岛国的信仰,就像呼吸一样自由

这个社会主义岛国的信仰,就像呼吸一样自由

罗昌平|文

停车坐爱,拾级而上,巴耶宫入室地板上有BAV三个合叠字母,由马赛克拼凑,表意“巴耶与安娜的爱”。宫殿另一侧,面朝大海,冬暖花开。

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巴耶,爱上了穆斯林女孩安娜。因为宗教势力的反对,他们远渡重洋私奔古巴。1902年,巴耶在加勒比海边为安娜建造了巴耶宫,顶上三个阁楼分别象征爱情、财富和权力,内饰融合不同宗教建筑风格。

这个宗教爱情故事以悲伤收尾,巴耶宫落成第四年,安娜病重去世,万念俱灰的巴耶弃之返欧,古巴政府将此改成国营饭馆,同时免费观光。在楼顶露台,和着加勒比海风喝上一杯朗姆酒,这段爱情才不至于那么苦!

这个社会主义岛国的信仰,就像呼吸一样自由

多数时候,古巴这个群岛之国以沙滩、阳光和拉丁歌舞示人。当共产党人的宗教信仰都能像呼吸一样自由时,那些关于宗教的历史悲剧,即使代价再大,场面激烈,开始变身美好的传说。

当然,这与生俱来的自由,并非坐享其成,是一代又一代人以血泪争取来的。

Chango,听起来就像马云背后女人们所热衷的“抢购”,他是古巴黑奴信奉的一尊战神。殖民者不乐意了,强行指定黑奴叩拜天主教圣女。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Chango作为天主教神像背后的影子存在。

参观巴耶宫之前,刚刚品味一个名叫Chango的黑人餐厅,大堂重现了当年黑奴家中的场景——外立一尊圣女雕像,背后墙上则是挥舞着斧头的肌肉男神Chango。

曾以海盗闻名的加勒比海上,古巴宛若一尾绿色鳄鱼,坐西朝东,盘踞南北美洲之间。巴耶宫所在的西恩富戈斯,接近于鳄鱼的前爪,因法国殖民者留下独特的建筑元素,入列世界文化遗产。

作为现存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朝鲜、古巴、越南、老挝)之一,古巴不可思议的当属首都古城墙上,那个仅次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美洲第二高耶稣立像。由共产党人执政的越南,也有类似之处。

你可能不了解古巴的政体,你也许陌生于古巴的经济,但是,我打赌你一定听过古巴音乐。从黑白电影里的曼波(Mambo),到老式舞厅的伦巴(Rumba)……那些病毒般传播的拉丁音乐,正是源自古巴。

在1959年革命胜利以前,音乐可谓古巴最大宗出口产品,曼波与伦巴的风靡,加上蔗糖、雪茄的热销,带动了颂(Son)、萨尔萨(Salsa)、恰恰恰(Chachacha)等舞曲升级。

音乐之于古巴人,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他们可以忍受社会主义食物配给的匮乏,却无法忍受生活里没有歌舞的滋润。

这个岛国的历史可以简化为四段,以哥伦布发现古巴岛为界,印第安原住民自1510年西班牙远征军入驻后,屠杀几净;1898年,美国赢得对西班牙的战争,成为幕后操盘者;直至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胜利,开始与美国人进入从政治、军事、经济的全方位漫长对峙。

唯一没有界限的隐秘通道,只有音乐!这背后有宗教文化的力量。

溯及西班牙人对古巴数百年的殖民统治,当印第安原住民被斩尽杀绝,殖民者从西非贩来黑奴,以解劳动力之需。不同族裔带来各地宗教,混合各方文化传统,反倒成就了古巴目前盛行的圣教,就连卡斯特罗也是追随者。

与黑奴随之而来的歌舞文化,源头正是非洲宗教仪式和祭典,与殖民者的野心和狂热不谋而合。

比如每年12月4日,古巴有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的节庆。她是适用于女子的天主教圣名,还是美利坚一座城市的名字。在古巴,却是一位与Chango相结合的圣人,正是不同宗教在对立与融合之后的产物。

时至今日,由Santa衍生的音乐成了古巴音乐的骨干,有乡村歌谣女王之称的Celina Gonzalez,曾经唱过一首礼赞Chango的《Santa Barbara》,可视为两者密切关联的佐证。

当然,古巴音乐并非只有强烈的节奏,来自底层的黑奴文化固然是音乐传统的基础,地位较高的混血儿也受到殖民者古典音乐洗礼,催生出少节奏多旋律的Danzon。

赋予艺术和宗教美好解释的黑奴,对古巴民族文化的影响不仅在音乐上,诸如烹饪和衣着等均有贡献,进而决定性影响为人处事等,甚至基因。

虽说音乐力量如此强大,并不意味着古巴宗教没有黑暗时期,尤其是在政体变化之时。

在漫长的政教更迭过程中,省略诸多细节,这里的信仰窒息史至少可简化为两块,一是西班牙人(仅西恩富戈斯有法国殖民者)对待黑奴;二是革命党人在夺取胜利之后。

古共是古巴唯一合法政党,共和国宪法规定,古共“是马蒂思想和马列主义先锋组织,是古巴社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力量”。早在1902年,即古巴自西班牙治下独立后,就有了一些共产主义组织出现。布拉斯•罗加等人在1920年代创立了共产党,作为第三国际的成员接受莫斯科领导,后因选举需要定名人民社会党。

在首都哈瓦那,有人告诉我,他心中的布拉斯就是“国父”,但这从未进入官方语境。城市的雕塑与课本的主角,大都被一个叫何塞•马蒂的先驱占据,连国际机场都以他命名。

何塞•马蒂青少年时代即投身解放运动,后来被捕流放西班牙,1892年创建古巴革命党,三年后再次发动独立战争,在马背上中枪身亡。

卡斯特罗之前,尽管古巴的革命领袖不少,却只有何塞•马蒂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著作与体系,他是卡斯特罗的精神导师,马蒂思想写入党章,其本人却非马克思主义者。卡斯特罗执政之后,人民社会党就对此持怀疑态度。

1961年,卡斯特罗将古巴三个党派合并为革命统一组织,1965年10月3日更名为古巴共产党,彼时仅5.5万人,不到古巴总人口的1%,是世界上最小的执政共产党。如今1100万人口中,也仅90万党员。

1975年“一大”伊始,党纲和党章都明确宣称,古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宗教迷信和其他旧思想遗迹开展有力的斗争”“向群众宣传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过去接近半个世纪里,菲德尔•卡斯特罗曾一直担任党魁,直到2011年让位给胞弟劳尔。

比起越南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古共更执著于马列主义传统和计划经济模式,尽量避免经济改革。至于信仰,无论是西班牙的殖民史,或是古共成立的特殊基因,都为其日后的变化提供了基础。

马克思曾这样评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列宁将此称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石,批判其中的“顺从和忍耐”,并补充阐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资本的奴隶饮了这种酒就毁坏了自己做人的形象,不再要求多少过一点人样的生活。”

宗教“鸦片论”,深远影响马列思想的实践者,古共没有例外,初期实行管控与打压。

比如革命胜利后的1961年9月,新政府驱逐了133名天主教教士和一名主教。次年,又强行关闭400多所天主教学校,而党校获得大规模发展。1969年,古巴废除了圣诞节,并宣布为无神论国家。

这不仅加大了古共与信教群众的距离、削弱了执政党的社会基础,而且客观上为国际社会围绞新政权提供了炮弹。如何处理党和宗教的关系,成了能否让古巴打开一条生路的实际问题,同时事关建党原则。

1970年代后期,坚定反美的卡斯特罗就“鸦片论”发动讨论。1985年,他首次表态:“宗教既不是鸦片,也不是灵丹妙药。它可以成为鸦片,也可以成为灵丹妙药,这要看在怎样的程度上用它来保卫压迫者和剥削者,还是保卫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取决于对影响人类的政治、社会和物质问题采取何种处理办法。”

他用了一个巧妙的方式化解了难以逾越的意识形态,即承认宗教信徒在古巴革命中的作用。比如民族英雄何塞•马蒂领导古巴革命时期,队伍中就有许多虔诚的宗教信徒;自己领导的起义中,没有因为宗教信仰影响革命者的信念。

卡斯特罗的这一策略,与地球另一端的邓小平何其相似。那些阶段历史性重大改革的推动者,与其说是总设计师,不如说成总许可师更恰当。因为他们手中握有解释权。

此时,因美帝封锁而沉寂良久的古巴音乐,有了机会光复那些曾经失去的版图。

一艘装有八万余本西班牙语圣经的轮船,在2015年3月驶向古巴,这些圣经后来在鳄鱼的头尾分放。自1999年以来,共有50万本圣经进入这个社会主义岛国。

“非常感谢古巴政府为圣经打开了大门,为此我们进行了大量协商。”美南浸信会教会古巴战略领导者库尔特说。

这个社会主义岛国的信仰,就像呼吸一样自由

同在这一年,教宗方济各将首次访美的前一站放在古巴。作为第一任来自拉美的教皇,此行旨在缓和美国和古巴间的关系,并鼓励古巴给予天主教会更多自由。

教宗在首都哈瓦那的革命广场讲道,呼吁古巴人民不要为意识形态服务,而是要为彼此服务。将近百万人参加了这场弥撒,古巴最高领导人劳尔出席。

这是古巴的政治中心,相当于我们的天安门广场。大型耶稣像与革命领袖的肖像并列,三名异见人士走近教皇专车,高呼自由和反政府口号,试图散发传单,随即被警员带走。

弥撒之后,教宗到访菲德儿•卡斯特罗府邸,两人进行“非正式但友好”的低调会面。菲德儿被以天主教徒的方式抚养长大,领导古巴将近半个世纪。在双方交换的书籍中,有一本著作源自70多年前教导过卡斯特罗的教士之手。

如此强烈的画面,为政教史上精彩一幕。

回溯1990年,古共“四大”召开前夕,教徒的优秀分子能否入党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当时有声音称,这是一种歧视。次年10 月,古共“四大”决定,允许信仰宗教的先进革命分子入党,党员应从先锋分子中挑选,“不把宗教信仰作为障碍”。

随后修订的共和国宪法,宣布古巴为一个世俗国家,告别无神论,这为宗教活动的成长和繁荣提供了空间,正如库尔特说言,“经历着不可思议的增长。”

当时的背景是苏联解体,古共中央宣布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性调整,“挽救国家是优先目标”。用当地一名华人的话说,古巴不比中国,鳄鱼不像恐龙,体量较小,调头灵活,自我纠错和适应能力强。

古共“四大”之后,宗教外交成为古巴在国际舞台的一个重要工具,除了天主教盛行的拉美地区,甚至包括欧洲主要西方国家。

1996年与1998年,菲德尔•卡斯特罗与梵蒂冈教皇完成了互访。最近一次,他的胞弟、古巴现任最高领导人劳尔甚至表示,与教宗方济各交流深刻印象,他可能考虑重新皈依天主教。

“思辨的结束,就是信仰的开始。”齐克果的这句话,或许为古巴的未来做出了注解。信仰是对现在与未来的一种深挚的安全感,有了这,就有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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