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教日本留學展現場
自2008年日本福田內閣提出“30萬留學生接收政策”以來，日本留學簽證出現鬆動，簽證問題淡出人們視線已有多年。相較於歐美諸國，日本留學費用低廉，外加中國父母對子女教育重視的傳統，20萬人民幣的擔保資金，對於普通工薪階層，本不是什麼大的問題。
8月末至9月初，是秋季入學者簽證下發的日子。從10月生整體簽證批准率來看，並不盡如人意。特別是就讀語言機構學生的簽證率出現嚴重下滑，以東京地區表現最為明顯。有的學校拒籤率甚至高達30%～40%。說日本留學簽證再遇“滑鐵盧”不足為過。
那麼，日本為什麼會突然收緊留學政策呢？竊以為主要有三個原因。
一是，隨著2020年東京夏季奧運會的臨近，日本需要提前整肅環境。
留學，除了必要的心理、生理、語言及學業準備外，最重要的便是申請者的家庭經濟支付能力。10月生中國學生拒籤的理由多數為6B，即資金形成來源說明不充分。其實，入管追究留學家庭擔保資金來源，並非是什麼新鮮事。早在十年前，即小泉時代，日本曾對去日本留學的中國學生有過嚴格的資金審核：申請者需提交過去三年內資金形成。當年因拿不出定期存單，抑或因為無法提交資金進出“流水單”而遭致拒籤，從而終結東瀛留學夢的中國學生並不佔少數。
此次，日本收緊留學簽證政策，將一些不符合長期留學條件的學生拒籤不足為奇。從外部環境來看，近年來，西方社會恐怖事件頻發，反恐已成為世界共同的主題。今年五月，日本再次將“共謀罪”（テロ等準備罪）提交國會討論，試圖通過監控等手段，抑制犯罪恐怖活動。從內部環境來看，距離東京夏季奧運會尚有不到三年時間，營造安全、安心的環境成為當務之急。而不具備留學條件的學生進入日本，勢必成為日本社會不安定因素。
二是，語言學校生源結構變化帶來管理困難。
由於日語及日本文化的特殊性，使日本大學國際化程度普遍不高。近年來，日本大學努力提高自身國際化水平，最突出的便是增開國際課程，使一些不覺被日語能力的學生，可以憑藉英語成績申請。但由於主客觀等諸多條件的限制，這類國家課程的開設在數量和選擇方面均十分有限。仍有相當比例的學生會選擇通過日本語言學校過渡，然後在日本完成升學。
作為非學歷教育，語言學校長期以來扮演著向日本大學輸送生源預備軍的角色。這其中，中國學生一直佔據語言學校第一的位置。隨著中國學生選擇去日本留學途徑變得越發多樣，從2015開始，日本語言學校中國學生比例開始呈現低走趨勢。為了自身生存，有越來越多的學校，開始將招生重點轉向東南亞地區，使近年來東南亞學生增長迅速，尤以越南學生增幅最為明顯。
根據日本學生支援機構（JASSO)在今年3月公佈的《2016年外國留學生在籍狀況調查》，2016年度日本語言學校越南留學生總人數為25，228人（37%），中國留學生人數則為23，221人（34.1%），語言機構越南學生人數已超過中國學生。
由於本國經濟發展滯後，越南等來自非漢字圈東南亞國家學生中，仍有許多人將打工賺錢作為赴日的主要目的。因打工缺課，出席率不達標，被學校開除，甚至“不法滯在”（非法滯留）人數比例不斷攀升。而按照入國管理法，語言學校不法滯在率超過3%便被判為非優良校。非有良校或管理出現問題學校的簽證審核會相對嚴格，中國學生一旦選擇這類學校就讀，不可避免會受到牽連。
三是，近年來，在日華人惡性事件頻發。
隨著少子化和高齡化的日趨加劇，日本勞動力出現嚴重匱乏。接收外國研修生被認為是緩解上述危機的有效途徑之一，且人數逐年增長。根據日本法務省的統計數據，2015年持有“技能實習”簽證的外國人總數為5803人，其中3116人為中國人。更為嚴重的是中國“技能實習生”人數已連續兩年失蹤人數超過3000人。
分析認為，許多中國年輕人抱著不但能賺錢，還能學技術的目的去日本，但現實與夢想出現了偏差：部分研修環境惡劣，超負荷加班等，讓他們難以忍受。伴隨著互聯網成長起來的一代，多數沒有物質匱乏的經歷，且心靈脆弱，他們不能像上一代在日中國人那樣吃苦。選擇逃避，或失蹤，或輕生……此現象業已引起有關方的高度重視。
在日中國人惡性事件頻發，以研修生居多，留學生只是小概率事件，但同屬中國人，勢必會對整體中國人簽證帶來負面影響。
政策收緊最根本的表現便是對留學申請者資金擔保能力進行嚴審。一些本身不具備留學經濟實力家庭的申請者成為審查的重點。
綜上所述，奧運背景，安全求穩是留學簽證收緊最根本的原因。在筆者看來，在未來二～三年，至少在奧運會舉辦前，日本留學簽證政策不會有太大的鬆動。特別是對於那些選擇非學歷教育語言機構過渡的學生，擇校時一定要謹慎。
此外留學家庭需做好充足的資金準備。按照日本簽證政策，一旦因經濟原因拒籤，再申請時，如果沒有充足的理由，通常難以“翻案”。一些機構和學校甚至不受理因經濟原因被拒籤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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