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靖康之耻和明朝土木堡之变,过程差不多,结果为何大不相同?

牟海峰

首先必须纠正一下,北宋“靖康之耻”和明朝“土木之变”,过程何止是“差不多”?

以危急程度说,“土木堡之变”堪称更严重——不止是赔上个皇帝的事儿。

北宋“靖康之耻”,虽说都城汴京沦陷,宋徽宗宋钦宗两位蠢皇帝,外带满朝文武全被人打包抓走,整个汴京城惨遭浩劫,但以实力损失说,北宋最精锐的西军部队依然主力犹存,富庶的东南半壁也在手中。中原大地更是反抗四起,以至于刚拿下汴京的金人,连乘胜追击都顾不上,急火火扶持了傀儡政权就跑了路。

可以说,如果南宋的开国皇帝赵构,能够正确认清当时的形势,果断整合一切力量,南宋何止能守住半壁江山,光复山河甚至洗雪国耻,都是指日可待的事。可惜的是,这位长腿皇帝的主流表现,就是敌人来了跑跑跑,简直是搭上亲儿子也要跑。就这样连跑带求饶,还能有岳飞韩世忠等精兵强将脱颖而出,杀得金人乖乖议和。
除了说明南宋命够好,也说明家底够厚实。

那么“土木堡之变”后的明朝呢?乍一看去,形势似乎比“靖康之耻”后要好,毕竟京城没有丢,敌人似乎还离得远。但看看家底呢?“土木堡之变”前,明军的精锐部队,几乎都南调到西南与福建地区,一场“土木堡之变”,又把京城周边的留守部队赔了个精光。临危受命的兵部尚书于谦,调来的援兵也多是“备操军”“运军”“备倭军”这样的三线部队,实战能力少得可怜。

更不要说一个活的皇帝就在瓦剌手上,别管是“太上皇”还是“皇上”,总归是人家手里扣的人质。而且比起短期里滚雪球崛起的金人来,瓦剌可汗也先却是苦心经营了两代,当时瓦剌的势力范围,已经涵盖了包括整个蒙古草原在内的大漠地区,战争潜力十分巨大。一旦明朝方面继续稀里哗啦,中原的浩劫不可避免!

可以说,以沦为半壁江山的可能性说,“土木堡之变”后的明朝,绝不比“靖康之耻”后的南宋低!

但为什么危急面前的明王朝,能够熬过这个危局?关键就是明朝一大“命好”之处:拥有一个以兵部尚书于谦为代表的,能力卓越的核心决策团队。

作为一位力挽狂澜的大英雄,明朝军事家于谦的丰功伟业,早已被史料大书特书。这位铁汉在国家危难时慷慨站出来,先手把手将监国朱祁钰扶上皇位,再拍板给沦为俘虏的明英宗定了“太上皇”名分,然后冷静调兵遣将,终于在极短时间里,把乱作一团的北京城整合成铜墙铁壁,迎头痛击了志在必得的瓦剌大军。
他做到的事,北宋汴京城哪怕做到一半,也断然不会有“靖康之耻”。

如果说得遇大英雄于谦,属于明王朝“命好”,那么后面一个重要原因,却不止是命好。挽救危局的于谦,也并非一个人战斗。与他默契配合的,是当时明朝北京城里,一个强大的人才团队。

在瓦剌大军压境,国家生死一线时,出名爱掐架的明朝官员们,却果断放下了恩怨。无论是坚守辽东的王翱,还是朝堂上胖揍锦衣卫的王竑,甚至后来同于谦反目的跋扈将军石亨,这些或文或武的骨干,都是当时一等一的英才。在接下来的残酷战争里,他们更是各个挺身而出,互相通力合作,这才令遭受重创的明王朝,重新捏紧了拳头,向瓦剌大军挥出愤怒的铁拳。

这万众一心的景象,比起靖康之耻前夜,汴京城里的北宋文官们,
诸如何栗唐恪之流依然不忘互相拆台的丑陋场面,甚至北宋官员们不思团结抗战,反而找后账报私仇的丑陋闹剧,可以说高下立判。“土木堡之变”前的明王朝,虽说也遭遇“王振乱政”,但整个国家的吏治选拔,依然相对清明。慷慨担当的士风,依然在明朝官员中深入人心。朝堂上的英才们,能力或有差别,但绝大多数人,都依然是负责任的政治家。

北宋之亡,不是亡于“满万不可战”的金人,却更亡于这看似繁华的王朝,早已沦丧的责任心!


历史风云录

靖康之变和土木堡之变有很多的不同:

一、靖康之变是国都被包围,土木堡之变不是国都被围。国都被围,可以达到一锅端,彻底铲除一朝君臣的目的,让所有有能力、有威望的君臣都一网成擒。土木堡之变只抓住明英宗,明朝的大臣还在北京城,这就给了明朝另立新君的机会。北宋汴梁被围,北宋大臣面对自己和家人的生死,哪里有机会另立新君?

如果也先从大同直接南下包围北京,明英宗和明朝大臣都被包围在北京城,明朝只有一个选择:靠外来援军击败也先军,或投降割地赔款。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明朝割地赔款,原因请看第二点。

二、于谦之所以能孤在北京保卫战中击败也先军,不是在于于谦的高明或者北京军民的团结,关键只有一个:新君刚立,明朝军政大权被于谦控制。如果明英宗在北京城内,于谦等主战派不会占据上风,根本没有机会掌控朝局。

新君刚立,国都就被围,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控制朝局。但如果明英宗在北京城就不同,宗庙存亡将会成为是战是和的关键——失败的风险太高,大多数人无法承受国破家亡的风险,因此主战派不会取得控制权。

这相比北宋宋钦宗战和不定、主战派和议和派无人能控制大局的情况完全不同。

三、北宋的靖康之变,金国扼杀了北宋其他地方的救兵来救的可能性,汴梁只有自己靠自己,金宋一旦在汴梁开打,血流成河已经不足以形容战况的惨烈!

明朝时,也先并没有能够扼杀其他地方明朝援军来援的机会。也先在没有占据大同的情况下,孤军深入包围北京,这和北宋时金国攻下太原才能够杜绝关中援军的情况不同。

事实上,也先在土木堡胜利、俘虏明英宗后,就不应该继续进军包围北京城——这逼迫明朝不得不另立新君,自己手上的明朝皇帝就没有价值。也先应该回军,要求明朝割让大同一带的地方,以换回明英宗。只有占据了山北一带的汉地,明朝国都北京随时暴露在也先军之下,北京就如同囊中之物。这个情况如同蒙古对金国一样的情况。明朝只有一个选择——迁都南京!

一旦明朝迁都南京,黄河以北不再属于明朝!

挟持明英宗包围北京,是也先最大的战略错误。


历史哨声

这两件事情,其实不太一样,土木堡是朱祁镇御驾亲征,自动出击,而靖康之难则是女贞主动围困了汴梁城。

  靖康之变时北宋立国167年,土木之变时明朝立国81年,按照“国无三百年之运”的极限,两者都是青壮年时代,都无亡国迹象,起码比崇帧时代好的多,而且宋的内政较好,文化发达,经济繁荣,国家富庶,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宋的外交和战略非常糟糕。澶渊之盟后,先是无视西夏这个民族国家存在的现实,企图效仿攻灭十国的先例灭之,结果元气大伤后才承认现实。接着联金灭辽,自毁藩篱,灭辽后又出卖降将,逼得郭药师投金南下,爆发第一次东京危机,在花钱消灾,答应割让三镇后金人北撤,宋又突然反悔,拒绝交割三镇,并命令种大帅率军追击金军,结果惹火女真人,当年八月秋高马肥,金军再次南下,轻易攻下开封,二帝被俘。直到这时,金人仍然公开宣称不想占领中原,并勒索钱财准备北撤(跟耶律德光一样),立张邦昌为帝,这时宋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若多尔衮穿越到这时,必不会放过这征服全中国的机会(实际上金的中原本位心理是很久后才形成的),到金熙宗时甚至曾主动归还河南陕西(接着就后悔了),这种矛盾心态导致金人视中原为鸡肋,十余年中,屡立傀儡,却没有自己建立基层政权,因为他们随时准备回老家(所以也不重视对中原的争夺,不想下血本,稍遇挫折就想北还),不然的话也不会出现岳飞的好手气。金一直到完颜亮时代才放弃黄龙本位主义,迁都北平,到宣宗时代才很不情愿的迁都开封(哪象多尔衮一拿下北京就车驾入关以老大自居,哪象蒙古人发现国家就想征服),终金一朝,对全中国感兴趣的仅完颜亮一人而已。赵构政权的建立,很大程度是金人故意网开一面,从金兵当年追击赵构直到温州的凶悍程度,我认为他们是有能力消灭赵构政权的。

  再说明朝,土木之变,主力覆灭,皇帝被俘虏,当时的形势是亡国在即,若把也先换成拓拔珪、多尔衮或忽比烈,明会怎样下场?土木之变前,也先能够动员的蒙古骑兵据称可达十二万,这跟窝阔台、多尔衮征服中原时的本部兵力一样多,比金占开封的兵力(6万)还多,这支军队从战力上比明军高的多,土木之战前,也先仅以三万骑兵,消灭郭敬率领的明军四万,又让成国公朱勇数万人马全军覆没,接着又在土木堡全歼明军主力,生得明帝。对手都是明的正规军,而也先打的很轻松,可见取胜绝非偶然。就单个战役而言,土木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败仗,紫禁城的宝坐其实已经在等着也先了,如果也先在北京城下再使点劲,或者象金国攻开封一样,增兵再攻北京,北京已经筋疲力尽了,所谓的勤王军只具有理论上的威慑力,全中国甚至全东亚这时都已经没有也先的对手了。但是,兴许是胜利来的太突然,兴许是没有祖先那样远大抱负,兴许藏传佛教真的让蒙古人变乖了,兴许他对统治中原根本没有兴趣(又一个耶律德光),他竟然没有获得什么利益就撤军放人,回了草原。


大胡子说史

不是,这事儿,谁跟你说了过程差不多的,这二者之间可以说整个过程是天差地别,硬要说中间到底什么东西一样,也就是皇帝被人给抓了。

北宋靖康之耻,这件事情我就简单的描述一下,宋徽宗时期,当时北方女真人开始崛起,击败了契丹人建立了金,这个时候为了夺回北方的幽云16州,宋徽宗款待了金国的使者,但是却让金国的使者误认为。北宋极其富裕,应该率兵过来抢劫,并且在收复幽云16州的时候。宋国的军队战斗力低下,让当时的金国感到很看不起。

因此,次年金国率领大军前来进攻北宋,并且顺利的抵达了大宋的首都汴京,宋徽宗将自己的位子让给了自己的儿子宋钦宗,然后自己率领大军回南方过冬去了,宋钦宗哭着上位,结果宗泽,帮助他率领着。当时汴京的人民一起将金国的士兵给赶了出去。

宋徽宗由于护送他的士兵都跑光了,然后没得办法回到了汴京跟宋钦宗住在了一起,但是后来金国的军队又来了,这个时候宋钦宗听信了一个方士的说法,他说我有办法,一夜之间将外面的军队全部变走,宋钦宗听信了他的话,让他去主持这个事情,结果他命令把城门打开,然后,他让周围的士兵全部把眼睛闭上,自己主持法术,最后,金国的士兵鱼贯而入,将汴京给占领了。

金国的士兵在当时宋朝的首都烧杀掠抢,最后裹挟着所有的金银财宝,包括两位皇帝和数万的王室贵族宫女,一起去了北方这就是靖康之难。

说到这里,很多人都会说了,这两皇帝还真的有点傻,确实。傻,昏庸,好逸恶劳,这是这两个皇帝共同的拥有的三个特性。可以说真的是一对父子,此时的宋朝对付北方的游牧民族虽然进攻不足,但是自保有余,可是偏偏想弄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只有九皇子赵构当时在边关卫军,因此没有被抓住,其余的皇子还有王室贵族全部被一起抓到北方去了,在这之后,由于皇帝在其他人手里,赵构也不敢在北方登基,因为如果说这个时候,金国将当时的宋徽宗或者是宋钦宗给放出来,让他们在北方称皇的话。九皇子赵构,这相当于谋朝篡位了,出于无奈,他只能够去南方当皇帝,而且也不能够让自己的军队逼迫金国太急,金国的统帅完颜兀术曾经对自己的皇帝说过如果说当时的赵构逼你逼得太急了,你就直接把宋钦宗给放出去。因此,南宋只能够偏居南方一隅。

反观明朝的土木堡事件,当时的明英宗,由于看不惯北方人,一直在北方嚣张跋扈,也为了自己的够建功立业,力排众议,主持军队进攻北方,但是此时此刻,明朝手里仍然还是有资本的,朱棣死了没多久,这个皇帝以前在对付北方的作战行动,里面仍然还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了。明朝此时的战斗力仍然还没有到后期那种低下的水平。

结果军队在土木堡遭到了敌方的打击,军队溃散,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就是统帅部对于实际战场的不了解和瞎指挥,但是无论过程如何,明英宗被敌人给俘虏了,并且代表着明朝起家的一大批的武勋贵族遭到了屠杀。

但是由于不是自己的首都被其他人给包了饺子,因此朝廷仍然还是存在的。朝廷的,大部分的行政机构仍然还是存在的,并且皇室贵族,尤其是挑一两个人当皇帝,这东西没啥问题,此时此刻,明朝的文官以于谦为代表开始崛起,并且在北京城下击败了来犯的敌军。并且拥立的新君。整个明朝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帮助明朝度过了这最大的一次危机。

总的来说,二者经历的差别挺大的。你不能说这皇帝被抓一样,所以说这两个事情过程差不多,这不可能,之所以能够造成这么大的差异,可能最终还是得讲到,事在人为,这四个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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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清水空流,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

北宋靖康之耻和明朝土木堡之变,都是两个朝代的最重大的事件,都是面对亡国之危。但其中又本质的不同,靖康之变导致北宋亡国,二帝被俘,宗室后妃惨遭凌辱。而明朝土木堡之变,差一点变成南明。而由于于谦主战派的力挽狂澜才使得大明转危为安。

靖康之 耻发生在公元1127年。大金入侵北宋,一路南下所向披靡。而北宋则是一溃千里。望风而逃。根本组织不起来有效的抵抗,第一次围攻开封撤兵,后二次围困北宋都城开封。而宋徽宗第一次南逃。禅让帝位给钦宗。二次开封失陷、二帝被俘。可以说,北宋的靖康之耻完全是北宋的战略失误造成 。先是主动背信弃义于大辽,这个近乎蠢猪似的的做法彻底地惊醒了大金。让大金看清 了北宋的外强中干。二是对大金防范不足,可以说。北宋的靖康之耻完全是不能认清自己实力而造成的,所谓乌鸦落在猪身上,只看见别人黑,看不见自己黑。也就是说,是自己造成的。

土木堡之变发生咋公元1449年,但不同的是,大明是主动出击。这样就在战略上有了主动性。但由于太监王振干预军务,胡乱指挥。不入居庸关。导致瓦剌出击成功,活捉明英宗。跟随明英宗的所有军队朝臣丧失殆尽。瓦剌主力部队长驱直入,直扑北京,在北京的朝臣经过紧急协商让朱祁钰登基,然后各地军马火速进京勤王,发动北京保卫战。彻底扭转战局。化解危机。而使得大明转危为安。

二者的最大不同是。北宋亡国之战。当时已经是北宋末期,内无良相。外无良将,任何一个危机都有可能让北宋亡国,北宋没有危机意识。缺乏战略眼光。而大明的土木堡之变的时候,大明刚刚度过仁宣盛世,是大明最鼎盛的时候。土木堡的失败实际上就是一场战役的失败,对于大明没有造成创伤性伤害,战事主要发生在边境。而非大明腹地。瓦剌围困北京的也是强弩之末。驻守北京的大明君臣虽然有所动摇。但一旦做出决定。立即组成以于谦为首的领导层,全力抵抗,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在就是大金是在消灭了北宋军队主力以后进逼开封的,北宋已经丧失的再战的机能,而大明的国土基本没有丧失。军队主力还在。北宋和大明的自身性质和条件不同。而大明幸而得遇一代贤臣于谦,而北宋却是蔡京童贯的奸佞。对比之下显而易见。


清水空流

这怎么能一样呢?

土木堡之变是明英宗朱祁镇受到太监王振的蛊惑北征瓦剌,结果被人家给团灭了,自己也被抓去做俘虏,除此之外三大营也完蛋了,大明精锐损失殆尽,诸位大臣战死了66个(其实是被人家撵上给宰了),然而国都尚在,大明尚在,皇帝虽然被抓了,然而大明能臣都不把这太当回事,重新立一个便是了,朱祁钰隆重登场,接着也先带着大队人马过来妄想恢复大元,不料被于谦于少保打了个落花流水(替少保吹一下),其实也先战斗力极为强悍。

再看靖康之耻。

金人两次攻打开封,城破,徽钦二帝被俘虏,连后宫带前朝3000多人一同被俘,北宋灭亡了,其中这两位皇帝的下场,凄惨无比,后宫佳丽亦是如此,不想言表。

两次国难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则是不同之处,过程也不同,结果也不同。

1,朱祁镇是作为进攻的一方而徽钦二帝是防守的一方。

朱祁镇是北征瓦剌,按明朝大臣的说法应该是北狩,去北方玩耍去了,而徽钦二帝则是固守开封代援,虽然后来也先也曾攻打北京,但最初的挑事的是大明,是王振,这位老兄想扬名立万,结果弄砸了。

2,对政治的影响不同

虽然大明和大宋都是封建制国家,然而二者区别很大,对待皇帝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大宋对待皇帝是极为看重的,岳飞就是因为想迎回徽钦二帝而获罪,这在大明根本不算事,只要是姓朱的王爷谁当都一样,也先带着朱祁镇去叫城门,都没人搭理这位太上皇,皇帝被俘对大明政治的影响其实并没有多大,最多也就引起了一场朝堂斗殴事件,帝国该怎么运转怎么运转,这也许是大明能臣吸取了靖康之耻的教训而做出的改变,都不拿皇帝当回事,送你一个,我们这里有的是。

3,国都是否陷落

大宋的国都被金攻破,而大明的国都险象环生不过幸存了,其实就算北京陷落,对大明的影响也没有大宋深,因为大明在南京有全套的班组,恐怕这还是这帮大臣与之前的大明皇帝未雨绸缪之举,毕竟天子守国门风险还是很高滴,徐有真之流甚至一开始就主张跑到南京去。

4,主角结局不同

徽钦二帝受尽侮辱,最后客死他乡,然而朱祁镇可是安然无恙而归,不但如此临走的时候,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痛哭流涕千里相送,起初还不同意归还,理由是怕朱祁镇回去遭到不公正待遇,事实上也真受了些苦,不过通过夺门之变,朱祁镇再次重回帝位,差距大吧?

5,有无力挽狂澜的狠角色

北京保卫战其实比东京(今开封)更为艰难,靖康之时,钦宗只要固守一段时间,各地的勤王军队也就到了,而北京保卫战之时,大明已无可用之兵,于谦把各地备操军都调集到京城,然而这些老弱病残作战能力十分有限。

实际上钦宗的表现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比徽宗强万倍,自己亲上城头,冒雨督战,然而他还不够狠,起码没于谦狠。

“凡守城将士,必英勇杀敌,战端一开,即为死战之时,临阵,将不顾军者,立斩,临阵,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敢违军令者,格杀勿论。”这就是著名的军战连坐法。

大宋固守城墙,大明出城墙与瓦剌死磕,军队出城之后,城门关闭,想回来除了被抬回来,那就是胜利归来,于谦以身作则也是一样,这样的狠角色,在大明除了王守仁,于谦可谓第一人。

事实上,这种把国家的命运与每一个人相连的做法,成功挽救了大明江山,瓦剌都没想到还有这么狠的人,虽然瓦剌士兵单兵作战能力极强,又士气高涨,处于进攻的一方,但是败给了这一群敢拼命的人。

总之,大明与大宋虽然各自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然而在政治,军事上的表现大相径庭,其结果也是不同的,北宋灭亡了,大明依然坚挺,即便皇帝被捉了,大明还是用自己的行动维护了尊严,最后不得不说的是朱祁镇在瓦剌光吃饭不干活,也先忍无可忍,数次要求把他送回来,多少给点赔偿金也行,就这小小的条件都没答应,直到朱祁镇北狩结束,也先也没捞到什么好处。

我烟雨醉逍遥,这是我的一点浅见,不值一驳!


烟雨醉逍遥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首是《石灰吟》,整首诗歌,读起来,让人觉得一股正气油然而生,力量满满。这首词的作者,于谦,正是那场北京保卫战中的关键人物!


“怂恿迁都者,该杀”一声响亮的怒吼,响彻了整个朝堂,刚刚还是乱哄哄的朝堂,顿时安静了下来。皇上被也先劫持,十几万大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了京城,引起了极大的恐慌,皇太后立刻召集了留守的官员开会讨论,有的官员建议迁都,有的官员只是着急,却拿不出主意,有的官员,在大骂王振,等等。官员们七嘴八舌的,场面甚是混乱。皇太后,虽说她有一定的从政经验,但她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重大的变故,心里也是没底,一时半会也拿不定主意,很是着急。于谦的到来,让皇太后看到了希望,空荡荡的心里有了个底。于谦反对迁都,第一:明朝的宗庙陵寝等东西都在北京,这些是迁不走的。第二:皇室迁了,而让百姓留下来受苦,寒了百姓的心,第三:北宋南渡的悲剧将会重演。

我们都知道,土木堡之变后,也先的战骑也只能折在北京城下,望城兴叹,终究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北宋的靖康之耻,汴京城破,整个北宋皇室被一锅端,上至皇帝,下至宫女,太监,平民百姓,被掳去北方草原放羊去了。在都有强大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北宋和明朝的结局,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


第一:皇家文化,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战争的关键是人。”,封建王朝中,皇帝是最为重要的人。看其大宋一朝,除了宋太祖勉强可以称英明神武,其他的皇帝,就没有一个是硬气的,几乎都是文弱怕死型,整个宋朝,上至君王,下至朝臣,都是一个调调,“花钱买平安”,以前几乎是外族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而宋朝却是相反,送钱给别人,然后买个平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而促使宋朝的统治者开动大脑,多钻研赚钱之道,所以,宋朝是整个封建朝代中应该算是最富的。看看大明朝,硬气,骨气的君王真不少,“不称臣,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是对大明一朝的一个中肯的评价,在对待外敌的态度上,两个朝代的君王是截然不同的。

第二:于谦,作为北京保卫战中的关键人物。他力挽狂澜,扶大夏之将倾,他用自己的信念和意志,感染了很多人,用自己的决心和意志,向军队和百姓传达了朝廷的决心,用自己的眼光和智慧,大胆的用人和做事,最后,终于没让也先的阴谋得逞,也先美梦到头来也只是黄粱一梦而已。

第三:体制的原因:明朝的政治力量,分为三派:一个文官集团,一个宦官集团,一个是皇权。当明英宗被劫持了,也先带着他以皇上的名义扣关,如此的危局下,文官集团和皇权连手,重新立了个新皇帝——景帝,明英宗名义上已经不是皇帝了,那些个边关将士,只需要效忠于新的皇帝了。而北宋的靖康之耻,则是皇帝,大臣被一锅给围住了,这个时候,主要是看皇帝的态度了,很不幸,这皇帝是怕死鬼,皇帝都不硬气了,那底下的大臣,估计也没有什么硬气的大臣了。


总有话说到你的心里头

土木堡之变和靖康之变,无论从当时的国情还是战斗经过,以及发生原因、战后处置过程都是完全不同的。“靖康之耻”乃是宋朝灭亡的标志事件,“土木堡之变”则仅是一次大型战役失败。

(1)“土木堡之变”和“靖康之变”的性质完全不同

两者的过程完全不同,前者属于野战、后者属于守城战。

“靖康之变”属于两个糊涂的皇帝,在一大群奸臣、骗子、神棍的忽悠下,进行的一场在“敌强我弱”下还要破罐子破摔的战斗。

“土木堡之变”则是,一个糊涂皇帝,在一群太监的忽悠下,进行的一场表演,结果,演砸了。

(2)“土木堡之变”的失败程度比“靖康之变”轻多了

大明经此一劫,朝廷根基未产生天崩地陷的触动;北宋政权经此一劫则可以说灭亡了。南宋只是地方政权而已,与北宋不是一个层次。经过“靖康之耻”宋朝已经没了。大明则因为代宗迅速即位,新的领导集体立刻搭建,对于明朝政权层面来说并没有触动。

(3)“土木堡之变”和“靖康之变”结果的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大明在思想上没有混乱,北宋“靖康之耻”前就已经人心大变。更具体地说,“靖康之变”时的北宋的国家气氛和晚明“天启崇祯”时期相同:人们不再以朝廷、皇帝为尊,而以“党派利益”为尊、以“个人利益”为尊

“土木堡之变”(1449年)距离朱棣第五次亲征漠北(1424年)不过25年。从大明的整个环境上说,因为明英宗独宠王振,确实造成朝廷在各方面的问题较多。但从王振的个人作为看,比宋徽宗时的“六奸”和众多投降派的作为对政权和百姓的危害性小得多。

例如唐恪、耿南仲等投降派大臣,金军刚撤退就解散各地勤王之军,造成第二次围困开封时,天下勤王军没有时间前来救援。守卫开封时,宋徽宗、宋钦宗不信将军信鬼神,让神棍郭京、杨适、刘无忌等人开城拒敌。

相反时,“土木堡之变”发生时,各地勤王之军包括北京附近地区的兵马都没有受到损失,为了免遭蒙古骑兵蹂躏,在保卫京师问题上的战斗意志非常高。代宗将自己和国家的命交给了于谦,于谦和当时的朝廷内的文武也非常同心同德,因此,“北京保卫战”打得有骨气而且最终胜利。


坐古谈今

我觉得这要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继位者的心态不一。北宋的继位者赵构一方面对岳飞等抗金名将十分忌讳,怕功高盖主。一方面又怕迎回二圣自己的位置不保。所以对金国是万般妥协,宁可出点钱割点地,眼睁睁看着数千亲人在北边受苦也不会去解救。

二是明朝这边,土木堡之变发生以后,瓦剌人看明朝新君也已经立了,明朝上下一心在北京保卫战中取得了胜利,想想还是捞点金银财宝算了,也没什么好要挟的,最后只能放了明英宗。明英宗最后居然复辟成功,又登上了皇帝宝座。


春风得忆3

北宋的靖康之耻和明朝的土木堡之变其实从性质来说区别很大。靖康之耻是灭国之战,首都被攻破,包括皇帝和太上皇在内的所有皇室宗亲以及王公大臣,数千人都被掳走,社稷断绝,北宋彻底灭亡了。而土木堡之变虽然英宗兵败被俘,几十万大军全军覆没,但是这是野战,首都北京依然安然无恙,政府中枢依然可以正常运转,于是很快于谦可以拥立景泰皇帝,并成功组织了北京保卫战击退了不可一世刚刚俘虏英宗的也先。大明虽然遭受重创,但是还没有亡国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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