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樾亭说杨爱源是阎锡山的外甥，显然是搞错了，后者外甥是梁化之，不过杨是阎的五台同乡，而且为人忠厚老实，所以狠得阎的重用，是其首席助手。
▲杨爱源
1930年1月中原大战前，就与蒋开战与否，阎征询杨的意见，杨向保定同期同学张询问，张说联合冯玉祥讨蒋，从津浦、陇海两线会攻徐州，直捣南京，速战速决，必能取胜！但我个人今天看来觉得张的主意并不高明，首先战争要打经济，阎冯的经济实力远不如江浙财团支持的蒋介石，两家曾在孙殿英处联合竞价购买张钫的人头，结果蒋稍稍跟追就把他们搞定了。还有关外的奉系，为拉拢张学良，冯扣扣索索拿了四百，阎大方出了一千，蒋直接砸了三百万！说到小张就是另外一个考虑不周了，人家趴在关外，平津就在眼前，出兵关内有名有利，背后捅刀子更卤水点豆腐，为啥不做顺水人情给蒋呢？所以从根本上说，阎冯这两个low逼新军阀就打不过买办新军阀的蒋介石。为什么CP赢了呢，人家有信仰有组织有坚持，阎冯能比吗？
▲（左起）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合影
要说蒋介石喜欢拿杂牌军顶缸，冯玉祥、阎锡山一样没少干，中原大战前夕，徐源泉说打不用别打了，张樾亭说如果要打必须速战速决，以精锐会攻徐州，直捣南京。这个危险，蒋也看到了，几乎倾其精锐，把嫡系能打的中央军都顶上来了。但冯却派了孙殿英、万选才和刘茂恩这样的杂牌作为前驱，而把真正能打的孙良诚、吉鸿昌和庞炳勋放在后面，美其名曰败中取胜之计。倘若是我军，如此操作则可行，而新旧军阀这么干，无疑找死，前面的杂牌军明白这是“打死敌军除外患，打死杂牌除内乱”的老套路，所以顶住的决心不坚，倒随时有可能中了银弹攻势而反戈一击，起码崩盘也是分分钟的事。更别说指挥这些杂牌的偏偏又是扣扣索索的九毛九阎老西，刘茂恩军吃喝都成问题，青菜都买不起，搞得刘整晚睡不好觉，只好以酒代安眠药，过一天算一天。此外对积怨已久的万刘，阎不但不促和，还要分而治之。果不其然，孙、万一触即溃，冯认为完全可信的刘茂恩拿了蒋的重金，把万作为见面礼投蒋，战场形势立刻崩盘！
▲刘茂恩
与后来坑杂牌迥异的是中原大战，蒋介石的指挥相当有轻有重，平汉线是辅助战场就以杂牌来填空，而自率德国军事顾问团坐镇徐州，以嫡系精锐在陇海线展开攻势，天子守国门再加上好钢用在刀刃上，气势上就压了阎冯一头。而后者多头指挥，搞得两军将领不知向谁负责，由谁下最后决心，宝贵战机浪费在不断请示和人情世故的酱缸。阎军崩了，冯军战斗力还是相当可以的，危急时刻猛地扑上去撕咬住蒋军主力，以迅雷不急掩耳之势歼灭了蒋军大批有生力量，缴获大量作战物资，蒋军以小胜开始，以大败告终，得胜之师顿时漏出梅兰芳部队的马脚，锐气顿时大减。但问题来了，你冯玉祥早干啥去了？如果当初就抱定速战速决破釜沉舟之心，早点用吉鸿昌拿下徐州，则津浦路一旦打开，南京就唾手可得。反之，冯为跟阎搞好关系，采取了内线作战的保守方针，没有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战机，给阎擦屁股搞成了胶着状态。加上阎冯各部的配合战斗不谐，会师徐州的计划彻底落空，想扳回来局面就很难了。
冯玉祥这个人小算盘扒拉得不比阎锡山少，中原大战几次战机就这样被他白白丢失，蒋VS冯阎桂，蒋能把各路杂牌团结得较好，冯就不行，没钱不说了，还处处想占便宜，处处怕别人捡便宜，说到底新旧军阀都是私军，早晚都逃不过私心作祟这个坎儿。第一次徐州攻势失败，接着会师武汉的计划又浪费了，老天爷也是眷顾，阎锡山觉得再不大干一票就可能完蛋了，紧急送来现款50万和大量面粉弹药，希望冯能对准徐州，再莽一波！但冯却觉得部队此时动员的多是新兵，伤亡不起，搞不好就是替阎做桌菜，于是就拖字诀。拖啊拖，别说阎锡山了，杨爱源都看出来毛病了，觉得冯玉祥要步刘茂恩的后尘，是要坑晋军的节奏。最终两家貌合神离，你防备我，我防备你，便宜了蒋介石。
▲冯玉祥
冯玉祥总觉得阎锡山是九毛九，给钱不利索，还给的太少！其实他不知道，阎不大气不假，关键还是底气不足，跟洋买办江浙财团相比，完全是叫花子跟龙王爷比宝。豫陕甘大旱，穷得冯军上下欲哭无泪，而表里山河的山西情况好一些，但也好的有限，作为反蒋联盟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经济增长缓慢，还得完全负责后勤粮饷弹药，难以支撑这场庞大的战争消耗，军费开支很快超过其他所有开支并占到总收入的90%以上。有资料显示，山西“全月收入计百四十万，每月开支约百七十万，军费约百二十万。”在战争进行的最紧张时刻，阎锡山不惜得罪洋大人，强行接受天津海关，截留关税，其困难可想而知，所以崩盘是早晚的事儿，即便张学良不入关，冯阎也撑不下去。
▲民国十六年发行的山西金库兑换券
马鸿逵虽是某族，但人家自诩“我们不是造反的某某”，汉化程度也较深，在四马驱孙时就反对青马屠杀汉族俘虏兵，参与解西安之围后，还保护三百多被俘的镇嵩军俘虏出潼关回乡。甚至在清党之时，也对我党比较宽容。刘志丹被清洗走，并非冯军嫡系的马部经费困难，所有官兵只发每月45斤面或米及一元五角菜金，马还是给了一百元路费。经保安处长说项，觉得刘失业没工作，衣食住行都要钱，咬牙给了二百元。保安处长明显亲共，多次保护CP，还大剂量引用CP，被人告了，反而继续当做心腹。
▲马鸿逵
登封农民屈西怀在峻极峰发现了武瞾的除罪金简，中原大战后，马鸿逵在泰安蒿里山给阵亡将士修忠烈祠，出土了唐玄宗和宋真宗的封禅玉简。他的保安处长说这两件国宝级文物，都被马鸿逵带去了台湾。我查了下资料，1972年10月，马的夫人刘慕侠把东西献给了蒋介石，后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唐代武则天的除罪金简
宁马最终走出来投奔光明的是马鸿宾，庚子事变阵亡在正阳门的马福禄之子，宁夏军阀马福祥的侄子，马鸿逵的堂弟。马福祥大马鸿宾八岁，但这对叔侄的关系极好，好到让马鸿逵都妒忌的地步。马福禄阵亡时，马鸿宾16岁就跟着四叔马福祥，后者一路栽培不遗余力。再巩固宁夏，进取绥远后，马福祥毫不犹豫就把老根据地给了马鸿宾。马鸿宾这个人相对比较单纯，对人不太玩心眼，所以喜欢他的人不少，比如冯玉祥。冯玉祥在中原大战的时候，马鸿逵叛变，不但坑了冯，还坑了爹，坑了兄弟。但马鸿宾却敢于危急时刻冒死见冯，表白心际：“马鸿速反叛，我有责任，愿将所统部队，全交总司令亲自指挥，鸿宾甘当一名侍从，”最终感动了冯玉祥，重获信任，不仅解救了叔叔马福祥，且还转危为安，被重新任命为宁夏省主席。但马鸿逵不喜欢马鸿宾，觉得他太干净不合群，常讥讽为“我家的圣人”，不断排挤，最终挤到了我党的怀抱。
▲马鸿宾
冯玉祥虽是新军阀，也不断更新思想，算是个进步人士，但在组建抗日同盟军的时候，其手段还是清末那套斩鸡头歃血为盟的玩意，比当年动辄脱裤子打屁屁高明不到哪去。1934年8月上旬的一个晚上，冯玉祥召集二三十人，有吉鸿昌、佟麟阁两烈士，和后来出名的余心清、丁树本等人。深夜12点，开始宣誓仪式。对着冯的照片，下面有香烛，还有一个案板，一把菜刀。宣誓人依次宣誓，面对照片，高举左手，右手持刀，另有两人负责在旁边杀鸡，一人摁着鸡身，一人抻鸡脖子，摁住鸡头，宣誓完毕后，宣誓人负责斩断鸡头。宣誓词也充满了清末范儿：“我XXX，献身同盟，服从领袖，遵守会章，抗日救国，始终不渝，如违誓言，甘受罚典！”当晚参加宣誓的宋聿修就吐槽说；“这个会没有严密的组织，对于会员的行动也很少过问，所以实际上起的作用不大。”
宋聿修提到冯玉祥、程潜就任军委会副长是李烈钧的功劳，“好像一台戏，李在幕后做导演，冯程二人出台主演”。由此看来，李真是国民党的宝，做事踏实低调，党国利益重于私利，护国护法如此，促蒋抗日也是如此。冯搞抗日同盟军失败后，李来找冯去南京，想让抗日派包围蒋，尽量消除亲日派的力量，冯不愿去说蒋出尔反尔，自己去势单力孤不解决问题。李说你要利用好国民党和国府双重委员的发言权，如果我们主张抗日的中委都去南京开会一起发声，这个力量就大了，比分散在各地强得多！经过不懈努力，到了37年2月，国民党举行五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李烈钧等13人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三大政策案，大张旗鼓提出团结御侮。当时张继作为提案发起人签名后又有所顾虑，生怕被右派打击，得罪了蒋介石，要将自己的签名抹去。李烈钧怒斥之:“姓张的怕，我姓李的不怕！”在张继划去名字的地方，堂堂正正签上自己的姓名。可惜协和先生去世的早，不然就能看到新中国了。所以说抗战对我们整个民族，都是一块试金石，爱不爱国，真爱假爱，一试就出来了。
▲李烈钧
李烈钧想拖着冯玉祥、程潜这些抗日派，尽量在蒋介石周围挤掉亲日派的影响，实际上谈何容易？1936年的西安事变是个机会，冯玉祥作为军委会副委员长，由临时国民党中央任命为代理委员长，可当冯夹着公文包去开会时，却发现人走楼空，一个负责的也没，就剩下看门的小官，一打听才知道，管事儿的都去何应钦公馆办公了。半个月时间，南京的军权就掌握在何的手里，何婆婆我们都知道妥妥的亲日派，搞得冯都怕了，偷偷把手枪营调来二十人枪，人换便衣，枪装在白菜堆里，但很快就被何盯着了，要不是蒋介石回来，冯都准备逃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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