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說，此生幸運，是在還年輕時，親歷了八十年代的文學革命；是在還年富力強時，又親歷了一個媒體崛起的時代。
當一切都成為過去時，每一個時代，都成為了生命中的一段座標。八十年代是什麼？我曾寫過這樣一段文字，在網上到處流傳——
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學的時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電影錄像帶、看世界盃轉播的時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樣“軋”著馬路，從張承志家裡走到李陀家裡，在李陀家樓下買了西瓜，在路燈下邊吃邊聊，然後又沿著朝陽門外大街走到東四四條鄭萬隆家裡的時代。從卡夫卡、福克納到羅布·格里耶到胡安·魯爾福到博爾赫斯，從薩特到海德格爾到維特根斯坦，那是一種飢渴的囫圇吞棗。黃子平說，大家都被創新的狗在屁股後面追著提不起褲子，但大家都在其中親密無間其樂無窮。
那時，我和何志雲住在白家莊，張承志住在三里屯，李陀住東大橋，李陀坐兩站路公共汽車就到我家了。鄭萬隆住東四四條，史鐵生住雍和宮大街，阿城住廠橋，在一個城市裡，彼此距離都很近，騎著一輛自行車，說到就到了。更重要是，那時的親密無間，彼此是可以不打招呼，隨時敲門都可進去的；是可以從早到晚，整日整夜混在一起的。我還清楚記得，早晨我騎車去阿城家裡，他總在被子裡甕聲甕氣說：“催命鬼又來了？”傍晚去，他則總不在，桌上有留言：“麵條在盆裡。”
整個八十年代，我的文學履跡，就是騎著一輛自行車，每週一遍遍地巡查全城每一家書店，搜尋書架上能跳入眼簾的新書的過程，幾乎每一家書店，都留有如獲至寶的記憶。然後就是，騎著自行車從一個作家家裡，去見另一個作家，從相識到相知，媒介都是讀書的話題。因此，我的八十年代記憶中，滿是那輛綠色的鳳凰牌自行車的印象。那原是我太太孃家以很多張工業券買下來的產權，結婚時我太太從家裡騎過來，成為我們小家的財產，因是男車而成為我的交通工具。我騎著它穿過一條又一條衚衕，避開警察，送兒子去幼兒園。冬天的寒風中，那雙小手緊緊抓在車把上。一次他的腳沒蹬住竹椅，捲進了前輪，我倆一起被緊急制動摔出去，他的腳卷在輪裡，臉被凍硬的路面蹭破，幸無大礙。騎自行車的冬天總是格外刺骨，下雪化過又結上冰，路上就是縱橫交錯的一道道淺淺深深的冰坎。我記憶深刻是，那一個夜晚我騎車從白家莊去和平里，給影協的陳劍雨送剛寫完的《紅高粱》的電影劇本初稿。那時的自行車已是老年，處處毛病了：車把是松的，每在冰弄裡遇到坎，隨時都像要摔倒，但硬是在冰坎中歪歪扭扭地走了過去。還有的騎自行車記憶，則是編《東方紀事》時，我騎著它，到阜成門外找錢剛，到薊門橋找李零，再到北大找陳平原，那是八十年代末了，居住範圍擴大，相距已經遠了，騎在自行車上，從最東端到最西端，已經覺得累了。有時，騎著騎著，睡著了，一個激靈，嚇一大跳。這輛自行車陪伴了我整個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送兒子上補習班停在樓下，它終於被偷走了。
那正是些年輕而值得回味的日子。
有人說，這其實是一部，一個個人經歷的，八十年代文學史。我想，也許，再花幾年時間，涉及的作家更廣泛些，才能形成系統與規模。且，一部文學史，還必須對八十年代各階段社會背景的烙印作出反應，因此，這本書，只能算一個開端，一個基礎。
總是心有餘力不足。時間總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故能完成的總是有限，這是我一直的嗟嘆。
是為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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