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隱龍
對於躋身於中國古典四大名著的《三國演義》，魯迅曾針對其人物刻畫發出了一句頗為犀利的批評：“至於寫人，亦頗有失，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從文學水準上來看，《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的確過於完美以至於顯得單薄，甚至這一現象並非為諸葛亮所獨有，劉備、諸葛亮、關羽、張飛，《三國演義》中的主角又有哪一位身上沒有些許“紙片化”的傾向呢？
魯迅的批評從微觀的寫作手法上可謂真知灼見，但從宏觀的文學影響上來看卻未免有考慮不周之處。其實《三國演義》的成書過各經過了數代的文人的修訂、增刪，這種“紙片化”的寫作方式與其說是“失”，倒不如說是這些文人集體智慧的結晶之“得”。羅貫中本《三國演義》中的人物其實頗具複雜性，比如關羽失之於冷酷、劉備失之於浪蕩、司馬懿不乏忠義……而到了毛宗崗父子手中，這些人物性格中複雜、矛盾的一面被大幅削刪，主要角色愈加趨於純粹。
從羅貫中到毛宗崗，《三國演義》的戲曲美學風格愈加明顯，誇張與象徵手法達到了頂點——可以說正是這種純粹，才是《三國演義》得以躋身於“四大奇書”與“四大名著”之列、一經問世便“爭相謄錄，以便觀覽”的原因。所以“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之謂，絕非《三國演義》之失，相反乃是《三國演義》的筆法精髓之所在。
《三國演義》人物刻畫之精髓的三個極致最終體現在三個人物上，那便是毛宗崗於《讀三國志法》中所謂的“三絕”：“三國有三奇，可稱三絕：諸葛孔明一絕也，關雲長一絕也，曹操亦一絕也。”這其中，諸葛亮為“智絕”，關羽為“義絕”，曹操則為“奸絕”。從《三國演義》的影響上來看，三絕所代表的是已經遠遠不只是某個人，而更近乎於一種性格特徵。
《三國演義》通過角色的“失”，達到了整體的“得”；通過文學技巧上的“失”，達到了文化影響上的“得”，這大約便是“三絕”被塑造、被肯定、被傳頌的深層次原因吧。然而，從歷史到演義，三人又是如何“修煉”的“三絕”，這背後又隱藏著怎樣的文化流變呢？
在《讀三國志法》中，毛宗崗最先以華麗的筆觸鋪陳了諸葛亮的“智絕”：
“歷稽載籍，賢相林立，而名高萬古者莫如孔明。其處而彈琴抱膝，居然隱士風流，出而羽扇綸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廬之中，而識三分天下，則達乎天時；承顧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則盡乎人事。七擒八陣，木牛流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測，鞠躬盡瘁，志決身殲，仍是為臣為子之用心。比管、樂則過之，比伊，呂則兼之，是古今來賢相中第一奇人。”
《讀三國志法》以“三國志”為名，這裡的三國志指的是《三國演義》較為原始的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此文講的是演義，但點評的卻是真實的諸葛亮：規劃三分天下、六出祁山、七擒孟獲、八陣退吳……這些在歷史上都確有其事——“七擒”與“六出”之數雖然不全然相符，但平定南中與北伐中原卻是事實。相比之下，毛宗崗沒有提的另一些似乎更為出名典故，則是虛構出來的。大約毛宗崗是不希望後人將諸葛亮視為欺世盜名之輩，便點點評時避開了所有虛構的情節，其意自在說明縱使只有這些真實的功績，諸葛亮也堪當“智絕”之名了。
細細而論，《三國演義》中關於諸葛亮虛構的典故還要更多些。這些典故包括但不限於火燒博望坡、舌戰群儒、草船借箭、借東風、三氣周瑜、罵死王朗、空城計、火燒上方谷、遺計斬魏延……一將功成萬骨枯，軍事上如此，文學上也是如此。《三國演義》中為了給諸葛亮的智慧層層“加碼”，或虛構故事，或將其它人的功績移花接木，又或讓其它人在與諸葛亮的鬥智中屢戰屢敗。“智絕”之謂雖說實至名歸，但史分正稗，如果憑心論，諸葛亮之智也很難稱得上“近乎妖”，尤其是在人才輩出的三國亂世。
借東風、空城計、火燒上方谷，則為虛構。其實《三國演義》中的借東風也只是諸葛亮預測到會有東風，七星壇只裝腔作勢為震懾江東。這一點在諸葛亮草船借箭時也有暗示，魯肅問諸葛亮何以得知會有大霧時，諸葛亮答曰“為將而不通天文，不識地利……是庸才也。亮於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霧，因此敢任三日之限”，並非其有“鬼神莫測”之術；而民間的歇後語中，孔明借東風對應的同樣也是“巧用天時”或“神機妙算”之類。
諸葛亮有算東風之能，何以又有火燒上方谷之失？這其實依然還是為了襯托諸葛亮之智凡人所不能敵，唯有天數能強壓之，正合司馬徽“雖得其主，不得其時”的感嘆。至於空城計，從春秋時期的叔詹到唐朝的張守圭，歷代兵家多有使用，同時代的曹操、荀彧、文聘甚至與諸葛亮同陣營的趙雲亦有相關案例，卻獨不見於諸葛亮。
移花接木者則多見於同時代之人物事件。如火燒博望坡，其主帥本為劉備。是役發生於建安七年（202年），距諸葛亮出山尚有六年時間，怎麼會是諸葛亮領導的呢？從中也能看出劉備用兵亦有其獨到之處，是以夷陵之戰能獨自坐陣。草船借箭原型的主角為孫權，其事蹟發生於建安十八年（213年）的濡須之戰，曹操正是在此戰中發出了“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的感嘆。而魏延之死則乾脆是源於內訌，魏延未必有反意，為了將這一場內訌描寫為諸葛亮的遺計，《三國演義》從魏延降劉備時就開始強調其“反骨”，也可謂“草蛇灰線伏脈千里”了。
鬥智者選取同時代傑出者為敵，以敵之敗顯諸葛亮之智，主線前期為周瑜，後面為司馬懿，均為吳魏兩家謀主。如三氣周瑜，周瑜本是一代儒將，赤壁之戰的功臣，卻被演繹成了氣量狹小之輩；非但如此，其“羽扇綸巾”的形象也被諸葛亮所奪。事實上諸葛亮有羽扇不假，《太平御覽》中亦稱其“乘輿葛巾持白扇”，但恐難與周郞的英姿相比。罵死王朗一事則更為“冤屈”。王朗身為曹魏三公、經學大家，只因恰好病逝於諸葛亮北伐的同年，便被硬生生“拉”到祁山前線，讓諸葛亮罵得“氣滿胸膛，大叫一聲，撞死於馬下”。這一樁公案，恐怕王朗九泉有知定不會甘休了。至如諸葛亮北伐時與司馬懿對陣，《三國演義》更將司馬懿在戰爭中的守勢極力描寫成其“畏蜀如虎”，而諸葛亮街亭之敗、上方谷之失，或源於用人不明，或源於天數不至，其咎終於不在諸葛亮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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