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隐龙
对于跻身于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三国演义》，鲁迅曾针对其人物刻画发出了一句颇为犀利的批评：“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从文学水准上来看，《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的确过于完美以至于显得单薄，甚至这一现象并非为诸葛亮所独有，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三国演义》中的主角又有哪一位身上没有些许“纸片化”的倾向呢？
鲁迅的批评从微观的写作手法上可谓真知灼见，但从宏观的文学影响上来看却未免有考虑不周之处。其实《三国演义》的成书过各经过了数代的文人的修订、增删，这种“纸片化”的写作方式与其说是“失”，倒不如说是这些文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之“得”。罗贯中本《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其实颇具复杂性，比如关羽失之于冷酷、刘备失之于浪荡、司马懿不乏忠义……而到了毛宗岗父子手中，这些人物性格中复杂、矛盾的一面被大幅削删，主要角色愈加趋于纯粹。
从罗贯中到毛宗岗，《三国演义》的戏曲美学风格愈加明显，夸张与象征手法达到了顶点——可以说正是这种纯粹，才是《三国演义》得以跻身于“四大奇书”与“四大名著”之列、一经问世便“争相誊录，以便观览”的原因。所以“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之谓，绝非《三国演义》之失，相反乃是《三国演义》的笔法精髓之所在。
《三国演义》人物刻画之精髓的三个极致最终体现在三个人物上，那便是毛宗岗于《读三国志法》中所谓的“三绝”：“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这其中，诸葛亮为“智绝”，关羽为“义绝”，曹操则为“奸绝”。从《三国演义》的影响上来看，三绝所代表的是已经远远不只是某个人，而更近乎于一种性格特征。
《三国演义》通过角色的“失”，达到了整体的“得”；通过文学技巧上的“失”，达到了文化影响上的“得”，这大约便是“三绝”被塑造、被肯定、被传颂的深层次原因吧。然而，从历史到演义，三人又是如何“修炼”的“三绝”，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文化流变呢？
在《读三国志法》中，毛宗岗最先以华丽的笔触铺陈了诸葛亮的“智绝”：
“历稽载籍，贤相林立，而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其处而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流，出而羽扇纶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庐之中，而识三分天下，则达乎天时；承顾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则尽乎人事。七擒八阵，木牛流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测，鞠躬尽瘁，志决身歼，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比管、乐则过之，比伊，吕则兼之，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
《读三国志法》以“三国志”为名，这里的三国志指的是《三国演义》较为原始的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此文讲的是演义，但点评的却是真实的诸葛亮：规划三分天下、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八阵退吴……这些在历史上都确有其事——“七擒”与“六出”之数虽然不全然相符，但平定南中与北伐中原却是事实。相比之下，毛宗岗没有提的另一些似乎更为出名典故，则是虚构出来的。大约毛宗岗是不希望后人将诸葛亮视为欺世盗名之辈，便点点评时避开了所有虚构的情节，其意自在说明纵使只有这些真实的功绩，诸葛亮也堪当“智绝”之名了。
细细而论，《三国演义》中关于诸葛亮虚构的典故还要更多些。这些典故包括但不限于火烧博望坡、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借东风、三气周瑜、骂死王朗、空城计、火烧上方谷、遗计斩魏延……一将功成万骨枯，军事上如此，文学上也是如此。《三国演义》中为了给诸葛亮的智慧层层“加码”，或虚构故事，或将其它人的功绩移花接木，又或让其它人在与诸葛亮的斗智中屡战屡败。“智绝”之谓虽说实至名归，但史分正稗，如果凭心论，诸葛亮之智也很难称得上“近乎妖”，尤其是在人才辈出的三国乱世。
借东风、空城计、火烧上方谷，则为虚构。其实《三国演义》中的借东风也只是诸葛亮预测到会有东风，七星坛只装腔作势为震慑江东。这一点在诸葛亮草船借箭时也有暗示，鲁肃问诸葛亮何以得知会有大雾时，诸葛亮答曰“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利……是庸才也。亮于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雾，因此敢任三日之限”，并非其有“鬼神莫测”之术；而民间的歇后语中，孔明借东风对应的同样也是“巧用天时”或“神机妙算”之类。
诸葛亮有算东风之能，何以又有火烧上方谷之失？这其实依然还是为了衬托诸葛亮之智凡人所不能敌，唯有天数能强压之，正合司马徽“虽得其主，不得其时”的感叹。至于空城计，从春秋时期的叔詹到唐朝的张守圭，历代兵家多有使用，同时代的曹操、荀彧、文聘甚至与诸葛亮同阵营的赵云亦有相关案例，却独不见于诸葛亮。
移花接木者则多见于同时代之人物事件。如火烧博望坡，其主帅本为刘备。是役发生于建安七年（202年），距诸葛亮出山尚有六年时间，怎么会是诸葛亮领导的呢？从中也能看出刘备用兵亦有其独到之处，是以夷陵之战能独自坐阵。草船借箭原型的主角为孙权，其事迹发生于建安十八年（213年）的濡须之战，曹操正是在此战中发出了“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的感叹。而魏延之死则干脆是源于内讧，魏延未必有反意，为了将这一场内讧描写为诸葛亮的遗计，《三国演义》从魏延降刘备时就开始强调其“反骨”，也可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了。
斗智者选取同时代杰出者为敌，以敌之败显诸葛亮之智，主线前期为周瑜，后面为司马懿，均为吴魏两家谋主。如三气周瑜，周瑜本是一代儒将，赤壁之战的功臣，却被演绎成了气量狭小之辈；非但如此，其“羽扇纶巾”的形象也被诸葛亮所夺。事实上诸葛亮有羽扇不假，《太平御览》中亦称其“乘舆葛巾持白扇”，但恐难与周郞的英姿相比。骂死王朗一事则更为“冤屈”。王朗身为曹魏三公、经学大家，只因恰好病逝于诸葛亮北伐的同年，便被硬生生“拉”到祁山前线，让诸葛亮骂得“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这一桩公案，恐怕王朗九泉有知定不会甘休了。至如诸葛亮北伐时与司马懿对阵，《三国演义》更将司马懿在战争中的守势极力描写成其“畏蜀如虎”，而诸葛亮街亭之败、上方谷之失，或源于用人不明，或源于天数不至，其咎终于不在诸葛亮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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