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曾大聲疾呼：“美育可以代替宗教，美育是最重要、最基礎的人生觀教育。”
自古以來，中國從不缺乏對“美”的闡釋和審美的培養。《禮記》中寫道：“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又講，“德音之謂樂”。“聲”“音”“樂”反映了三個不同的層次：“聲”是人的生物性本能表現，“音”是經藝術修飾且符合社會規範要求的，而“樂”是在“音”的基礎上，承載了道德教化的內容。這是從符合社會規範到通往道德高度的要求，是美育的最高境界。
今天所談“美育”，是指西方美育概念。這一“美育”概念自清末民初引入中國以來，到如今已逐漸由書齋走向大眾。在現代學科體制下，美學雖是專門之學，但自創立之初，美學家們就重視其在教育實踐中對於人格的塑造和完善意義。同時，由於美學進入中國之時正處國家憂患頻仍之際，因此，各方對美育的重視歷來又與改造國民性和振興國家的宏大命題相關，美育在中國的發展，走過一段不平凡的歷程。
“美”從何處來
“美育”一詞在中國的首次提出，源於1906年王國維《論教育之宗旨》一文。在王國維看來，精神之能力，包含“真、善、美”三個層次，總稱為心育，即德育、智育、美育三者協調發展，而美育不但可以促進德育、智育發展，且能促使人的情感“達完美之域”。蔡元培繼王國維之後，把美育提出來，與德、智、體併為四育，不僅從理論上進一步提升了美育地位，而且付諸實踐，讓美育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至於什麼能夠成為“美的對象”，蔡元培在《美育代宗教》中指出，美育的範圍不僅限於繪畫、建築等視覺藝術，而是“包括一切音樂，文學，戲院，電影，公園，小小園林的佈置，繁華的都市（例如上海），幽靜的鄉村（例如龍華）等等，此外如個人的舉動（例如六朝人的尚清談），社會的組織，學術的團體，山水的利用，以及其他種種的社會現狀，都是美化”。可見，他所劃定的美的對象範圍頗為寬泛，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任何引發美感的事物都被涵括在內。
這一時期具有美育意義的著作，可舉朱光潛的《談美》為例。《談美》寫於1932年，在此之前朱光潛已完成《文藝心理學》，該書是為專門研究美學之人而寫，而《談美》則是以向一位朋友談話的口吻寫就，力求明白曉暢。在表明此文寫作的目的時，朱光潛也從對時代的關切出發，認為中國社會的糟糕狀況不全是因為制度，大半是由於人心之壞，而人心之壞則是因為不能超脫於現實的利害關係之外，不能保有一種“無所為而為”的精神。因此，為淨化人心，最重要的在於使人生美化，而在他看來，藝術之中正具有這樣的精神，他希望將自己在研究美學時所得的關於審美活動的經驗寫出來，啟發青年朋友們能夠在對藝術以及一切具有美感事物的觀照中養成一種審美的態度，並將這種審美經驗推廣到對人生世相的思考中去。在國家積貧積弱的時代，美育的意義不僅在於個體人生的完滿，更在於以此為基礎實現國家和社會的療救。
近代中國，贊成和提倡美育的，還有魯迅、梁啟超等人。他們雖然沒有像王國維、蔡元培那樣撰寫倡導美育的專題論文，涉及美育的思想是零散的，但他們都是堅定的美育論者。梁啟超在他的論著中特別強調了情感的陶養作用，並提出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魯迅在教育部任職時，就熱忱支持教育總長蔡元培倡導美育。他寫的《摩羅詩力說》，極力推崇“精神界之戰士”的藝術的“美偉強力”，認為可以影響人的性情和思想，其最終目的可以引達到社會的變革。1930年前後魯迅翻譯的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論》和普列漢諾夫的《沒有地址的信》，不僅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美學思想在中國的傳播，而且對人們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去理解美育，啟迪了思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經歷了三次“美學熱”，分別是二十世紀50年代的“美學大討論”、二十世紀80年代的美學熱以及二十世紀90年代至今的“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思潮。相比較而言，“美學大討論”主要是學科內部的討論，而直到上世紀80年代，美學才躍升為顯學，顯示出其創造性和活力，併產生了一定的社會效應。在這一熱潮中，有兩部著作曾產生過較大影響，其一是李澤厚的《美的歷程》，另一是宗白華的《美學散步》。李澤厚在當時具有青年導師的身份，作為其代表作之一的《美的歷程》風靡一時。與當時許多著作試圖建構起系統化和體系化的美學一樣，這部書“是對中國數千年的文學藝術所作的鳥瞰式的宏觀美學把握”，並提出了諸多具有獨創性的美學觀念。
通往生命境界的路
蔡元培一生都在倡導美育，他最早譯出“美育”一詞，也就是美感教育。他認為：“美育者應用美學之理論於教育，以陶冶感情為目的者也。”“人人都有感情而並非都是偉大而高尚的行為，這由於感情推動力的薄弱。要轉弱為強，轉薄為厚，有待陶養。陶養的工具，為美的對象；陶養的作用，叫做美育。”
儘管現在看來，美育並不完全應用美學理論，美育的作用比陶冶情感更廣泛，但將美育從美感的培養上升到富於深刻的心理學內涵來研究這一更高層面，正是美育心理的一個關鍵問題。最終將美感產生所需要的感知、理解、想象納入人的情感中去，是多種心理功能共同活動的結果。情感在這裡處於核心地位，是一種深刻的心理學思想。用這種思想去討論和分析兒童的美育，也是有價值的。回望其美育思想，根源在於他認識到中華民族的復興不只是在物質層面開拓強國之路，更應在精神層面培育符合時代精神的價值觀。這一美育理念，對於今天堅定文化自信，推動文化繁榮發展仍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在致力於推進全民素質教育的今天，如何確立美育在教育中的地位、在什麼層面推進美育等問題的探討，應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
作為一種不可替代的人文教化力量，美育依賴的是實際生活中的心靈體驗和感受，指向的是精神、人格，其獨特作用如蔡元培“完全人格”的教育思想，是在培養人審美能力和創造能力的基礎上，塑造完善的人格，滋養人文情懷。尤其是在文化多元化的當下，社會上充斥的一些低俗文藝作品，很容易腐蝕人特別是青少年的心靈，使其價值觀錯位，這就更需要通過美育來培養、塑造、激發其人格美。美育就是要提高人的生命素質，讓精神得到滿足，這既是每個人追求的生命境界，也是培養造就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學校教育所致力的方向。
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兼副秘書長，民進中央副主席，中國教育學會第八屆理事會學術委員會顧問朱永新曾提出“生活美育”的概念，並談道：“我所理解的‘生活美育’，就是將學生審美的目光引向生活本身，讓學生在平凡的生活中感受美，進而熱愛生活併產生創造更美好的生活的慾望。但是，我們現在的美育恰恰忽略了生活美育。”
李範等在《美育的現代使命》一書中曾高度評價“生活美育”對於提高人的生活質量的意義：當生活成為最好的藝術品之日，將正是生活成為人生最好的享受之時，生活不再是苦役，不再是痛苦。即使有痛苦、有挑戰，甚至面臨災難，人們也不會逃避，而是充滿勇氣，充滿堅定的信念。此時，“痛苦和災難將成為顯示人性尊嚴、證實和發展人的本位力量的最佳舞臺，從而呈現出它積極性的一方面，人生將成為藝術的人生，這種人生將是生活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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