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连闪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非常有名的著作，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认真读过，黄仁宇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中国明史方面的专家学者。
黄仁宇出生于1918年，今年是他100岁诞辰，他是湖南长沙人，18岁考上了当时很有名的天津南开大学。曾经做过10年国民党的下级军官，后来投入到学术研究中。1964年，黄仁宇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历史学学位，导师是余英时。黄仁宇是一个平民化的史学家，继承了大史学家钱穆的行文特点。主要著作除了《万历十五年》外，还有《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
博士毕业后，黄仁宇曾经在南伊利诺伊大学任教，1968年到1980年曾经任纽约州立大学NewPaltz分校教授。纽约州立大学NewPaltz分校在美国并不是非常出名，是个三流大学，但是却把大名鼎鼎的黄仁宇给解雇了。
在黄仁宇的回忆录中曾经写到这样的细节，1979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参加《剑桥中国史》撰写计划制定的黄仁宇受到了纽约州立大学NewPaltz分校考夫曼博士名的信件，信件上说黄仁宇的教职将于1980年8月31日终止。而之所以要辞退黄仁宇，原因是由于人事缩编所致。根据后来的记述，黄仁宇被辞退的原因第一是因为他不够受到学生的欢迎，选修他课程的学生不多，另外他当时出版的著作不够。说到底，黄仁宇在美国高校的考核制度下并不合格。
当时的黄仁宇已经到了花甲之年，他还要抚养11岁的儿子，当时黄仁宇陷入了困境，虽然他找同事，找学校，找工会，甚至找过失业救济处，上上下下官僚化的语言淹没了他，结果是不可更改的，他被自己曾经称赞的美国理性主义的高效体制所抛弃了。
科坛春秋精选
由一本书的畅销所引发的思考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在中国可算是家喻户晓了，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这本书“卡夫卡式”的梦幻笔法，既让他们读来颇感轻松惬意，也满足了他们对明代历史的好奇心。
（《万历十五年》稳居当当网历史类畅销书榜首）
而伴随着这本书的畅销，本书的作者——黄仁宇也走进了人们的视线当中。
俗话说，每一个人光鲜亮丽的背后，总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隐情。黄公也没能例外，因为就在《万历十五年》这部书于1976年问世的前夕，黄公被他所任教的纽约大学分校辞退了。
而更让他感到苦恼的是，当他试图询问原因时，对方含糊其辞的加以回绝。那么黄公为什么会被美国大学辞退呢？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当时的美国受到了“石油危机”的影响，国内经济不景气，所以才要进行裁员。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可是笔者认为，黄公之所以会遭遇教育生涯的“滑铁卢”，与他个人也有很大的关系。而通过其回忆录《黄河青山》与葛兆光等大师的解读，我们逐渐找到了答案。
（葛兆光先生）
考核不过关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大学，对任教教师多采取一种较严格的考核制度，在这项考核制度中，既有对教师的科研成果作出一定硬性要求的内容（例如在一定时间内要发表几篇论文，写几本书等），也有定期调查学生对教师的评价来作出黜用抉择的相关规定，而黄公毫无例外中招了。
因为，自经余英时先生等指点撰成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后，黄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发表过有影响力的学术研究成果，而黄也隐约感到了这样一种危险。但命运似乎又为他打开了一扇门，机会来了。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他与费正清的相识之后，当他结识了中国史研究学者费正清教授后，经过一段时期的交往，费决定帮助黄。于是，在费等人的帮助下，他们为黄争取到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资金支持，但他必须拿出相应的“东西”来。
黄自然积极准备，他用两年半的时间仔细阅读了《明实录》，并作成了关于明代财政研究的书稿。但是，他有关明代财政的研究并未得到费的认可，这件事也最终不了了之。这些书稿未能及时结集出版，而高校考核的大网也趁势收紧了。
（黄公晚年照）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黄为书稿找不到出版社而焦虑时，学生们又“造起了黄公的反”。黄所执教的大学中，学生们不仅对中国史课程内容兴味索然，还难以理解其晦涩的“大历史”等理论和分析方法。
笔者认为，这或许与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限有关，但它们的确使黄的处境更加艰难了。这场风波没过多久，黄便遭遇了失业的挫折。所以，学术成果未达标与学生抵制的共同作用，无疑是黄被辞退的一大重要原因。
跟费正清等没搞好关系？
葛兆光先生在阅读《黄河青山》的过程中，认为黄之所以被辞退，与他和费正清等存在极大的学术分歧有关。
（“中国通”费正清先生）
黄认为，在与费等共事过程中，他发现其分析问题多喜采用“显微镜式”的研究视角，而缺乏“宏观的眼光”。但黄认为，自己的研究方法，则在二者之间找到了极好的平衡。黄既关注上层政治体制的运转，也重视底层社会与上层的互动。黄期望用“数目字”来管理社会，以避免过多的资源被浪费。这些观点或多或少都与费等产生了一定的冲突，而费对黄有关明代财政研究的一系列观点的反对便是这种分歧最好的反映。
（这些曾被费等冷落的书稿，后汇集成了《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
于是，这种学术上的分歧逐渐波及到了生活，双方关系出现了降温，而这种降温也影响到了其上司对黄的考核，所以在葛兆光先生看来，这也是一间接之作用力。
黄“说了毛主席的好话”
韩毓海教授在他的大作《五百年来谁著史》中曾提及，黄公遭遇解职之辱是因为他“说了毛主席的好话”。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的确，黄在《我相信中国的前途》等书中曾多次阐明自己对当下中国进步与开放的信心。
（韩著《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书影）
而在黄的其它一些研究或随笔中，也不乏有他对于中共组织动员机制的赞叹。可是，笔者认为，黄对中共的认识等，本身还是其“大历史观”研究方法的一种应用，这种研究方法的运用与其支持不支持中共的政策无关。换句话说，“说毛主席的好话”这一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学术上的分歧，所以韩这一观点还需具体看待（但不管怎么说，韩的观点毕竟丰富了我们对于黄被解职这一事的认识，韩的研究也对我们进一步了解黄的治学特点意义极大）。
参考文献：黄仁宇《黄河青山》 三联书店 2013年6月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三联书店 2006年6月
葛兆光《黄河依旧绕青山》——《本无畛域—书评七篇》 海豚出版社 2010年11月
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 九州出版社 2011年11月
历史研习社
美国大学有句话，叫：“不出版就出局”或“不发表就发霉”。黄仁宇先生就对这句话有很深的感受，他就是因为这个受到了“奇耻大辱”，那就是被大学解聘。
据黄仁宇在自己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的回忆：后来爆得大名的《万历十五年》一书1979年12月才被耶鲁大学出版社接受，此时他已被任教的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解聘半年多了。
这是为什么？是黄仁宇的学术水平不行吗？不，这是因为距黄仁宇1974年底在美国麻省剑桥出版《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已经5年多了，期间他一直没出书。按照美国大学的FTE(Full Time Equivalent) 考核来说，这是严重的不合格。此前黄仁宇出版过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但那些偏门的学术论文发行量极少，据黄自己说，他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只卖了850本，哪像在中国一卖就几万本的成绩。
这5年中，黄仁宇不是没写书，他还是很勤奋的。他写了一本《中国并不神秘》的著作，渴望能在出版后吸引那些对中国感兴趣的学生，充当教科书；可是，他失望了，他找了好几家出版社，都没人出版。他把书稿寄给中国学权威费正清，希望费正清能写篇序，促进此书的出版。可是，费正清说，“我比较希望你请杜艾特·柏金斯写序”，等于变相拒绝了给他写序。
1976年，黄仁宇着手写作《万历十五年》一书，他自认写出了新意，可是在出版时又遇到了麻烦：商业出版社觉得这适合大学出版社出版，大学出版社又觉得这内容应该由商业出版社推出。所以，直到1978年6月份他被解聘时，这本书仍未出版。
在20世纪70年代，中美冷战导致中国历史还不是热门学科，美国大学生们选修了黄仁宇的课程，但去上课的寥寥，黄仁宇不得不挨个给学生写信，劝他们要么别选修，要么人按时来。当时的大学生正是自由主义思想盛行，谁听他的呀。
那么，恶果来了。一，黄仁宇已经5年没出版过著作；二，黄的课程很少有人选修。按照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的FTE考核规则，得分很低，所以黄仁宇被解聘。
黄仁宇通过黄苗子把《万历十五年》推荐给中华书局。经过审查和润色，《万历十五年》中文本于1982年5月在中华书局出版，初版就印了27500册，很快就销售一空，轰动了海峡两岸。黄仁宇的思路和文风，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学术书籍写作风格，可谓功不可没。
迷楼
看到这个问题，突然想到现代几位文人、学者在美英的学习、工作生活。
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庚子赔款从清华赴美的闻一多，毕业典礼时，一般都是男女学生并列去领毕业证，可是却没有一个白人女性愿意携手中国留学生。梁实秋在美国遭遇车祸，尽管并非责任方，依然被判付170美金的罚款。
老舍也是这一时期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讲师，饱受歧视。《二马》应是锥心之论。
这些尚未成名的受此待遇也就罢了。六七十年代，张爱玲在美国两所高校短期任职，一是1967年在赖氏女子学院翻译《海上花列传》，很快职位不保；一是在柏克莱加州中国研究中心，一年期满遭解雇，生活再度陷入困顿。她的失业和黄仁宇其实有很大相似处，都比较闲云野鹤，都触及冷战期间中美禁忌，都没有与上司处理好关系，性格都偏怪异加清高自许、目下无尘。
胡适晚期在美国也是穷困潦倒，懊悔当年没有储蓄的习惯，终日以茶叶蛋为主食。后来连图书馆馆长的职务也没有保住，他还维持着自己一贯的绅士风度，将工作事无巨细地交接给后来者。张爱玲在回忆胡适先生晚年的文章时，也是流露出对他苍凉运命的惺惺相惜。
纵观黄仁宇被解雇一事，兹以为和以下几点相关：
首先，它是中美关系的阴晴表。黄仁宇以《万历十五年》闻名，其意义在于影响了国内人文学者的研究。他开启的研究范式缘于个人的历史经历及后来的美国深造。在《黄河青山》这部个人回忆录中可知，黄仁宇是中央大学的学生，参加了中国远征军。中国远征军是世界二战中的一个格局，启动于1942年，中美英三方联动，那也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期。飞虎队、史迪威，这些都是熟悉的历史名词。西南联大也有很大一批学子作为翻译官加入远征军。它可以抵扣学分，而且美方还为参加远征军的中国大学生提供求学深造的便利。但是，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动，《别了，司徒雷登》，留在域外的华人境况非常不佳。
其次，与黄仁宇的个人研究领域有关。作为人文学者尤其是历史学者，它很难像工科一样保持中立，而需要阐述个人立场。在冷战思维下，美国各个基金会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稍不谨慎，即会触雷。作为冷门学科，研究基金本来有限，处理各种纠杂的关系也非常不易。
知识分子个人的原因。目前国内也有不少流走的学者，体制内的问题古今中外皆然。黄仁宇个性有很大的问题，虽然在国外受教多年，其实思维模式还是脱不掉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至于所谓没有通过高校的各种考评，没有专著之类的，个人认为对一个教授而言，都只是借口。国外教授本身就是终身教职了，如不出意外（性侵、剽窃之类）。
又是乌鸦的杂酱面
其实黄仁宇之所以会被美国的大学辞退，主要还是与他自己的生平作为有关。我们不妨从黄仁宇的生平说起。
黄仁宇1918年出生于长沙。18岁以前，黄仁宇都是在家乡度过，后来，他就读于长沙很有名的一所中学。1936年，十八岁的黄仁宇考进天津南开大学工程系读书。
第二年，也就是1937年，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军队开始全面侵略中国。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黄仁宇没有继续读他的工程系，而是决定去中央军校读书，成为一名军人，保家卫国。1943年，黄仁宇加入了著名的中国远征军，开始在云南同日本军队作战。但不幸的是，他在缅甸的一次战役中身负重伤。年轻时候的黄仁宇，本来打算成为一名职业军人，发誓想做中国的拿破仑。可是，因为这次负伤，黄仁宇只好离开军队。
心灰意冷的他决定去美国继续读书深造。1964年，也就是黄仁宇46岁的时候，他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之后，黄仁宇开始在美国大学里教书。不过，因为黄仁宇早年当过军人，上过战场，这些经历让黄仁宇意识到，作为历史学者，他的职责不能仅仅是给学生上课，还要注重历史对现实的影响。所以，黄仁宇花费大量的时间，用一般美国老百姓都能看得懂的写作方式，为报纸写专栏文章，还四处到各地方为大众进行演讲。这些经历，锻炼了黄仁宇的文字写作的能力，所以，他晚年才能写出《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这样有份量的作品。
可是，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黄仁宇花费大量精力写专栏文章，就不可能有很多时间去做历史研究。因为长期没有出版自己的研究著作，1979年夏天，黄仁宇被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解聘。已经61岁的黄仁宇瞬间失去了生活的来源，也让黄仁宇在美国学术界抬不起头来，被人歧视。
为了赢回尊严，黄仁宇加快了《万历十五年》作品的写作，而且，他下决心要让自己的作品既有思想，也可以吸引人读下去。1980年，《万历十五年》正式出版，出版之后立即在美国成为畅销书。后来被翻译引进中国，人们甚至把黄仁宇和写《还珠格格》的台湾作家琼瑶相提并论，称他是“历史界的琼瑶”，可见他的书流传之广。
我们设想一下，假如黄仁宇在61岁的时候，没有被美国大学解聘，可能他的《万历十五年》还要拖延很多年才能出版。黄仁宇的经历告诉我们，人的一生很长，我们不能在乎一时的得失，只要一个人愿意朝着一个方向努力，不放弃自己的目标，总有一天，他能有所成就，赢得大家的尊敬。我想这也是黄仁宇坎坷的一生，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兮兮说事儿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高育良特别推崇的《万历十五年》又一次火了起来，作为《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却曾被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解雇。
有人说是当时美国遭到了“石油危机”，但是为什么不解雇别人，要解雇黄仁宇？据黄仁宇的回忆，自己是正教授，已在纽约州立大学连续任教十年，一般称为“终身”教职。著作曾在多个国家发表还受邀到名校演讲，还有获得了很多权威单位的研究经费。所以就算要解雇裁员也轮不到自己。
在黄仁宇的一片文章中他这样写到。
我被解聘了。这是侮辱，也是羞耻。这个事实会永远削弱我的尊严
还有
无论我到哪里，似乎都贴着不名誉的标签，我被迫采取守势，但又没有反驳的机会。
从这些只言片语中我们或许可以猜测出某些东西。黄仁宇虽是美国国籍，但是是黄种人的事实无法改变，他是大学里唯一一位教中国历史跟日本历史的老师。而且在他的学术中曾有过毛主席的赞扬，还有就是与“中国通”费正清在学术上有些分歧。
不得不说这次辞退对黄仁宇造成很大的影响
磬桑
换个角度看这问题。黄的万历这本书第一次看满有兴趣的，自己干的久了就觉得有点欠妥。
他的思路如果在美国这种本来人类学为主导的环境下并不具有太大新颖性，也就是在国内，和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研究方法差异较大的环境中有吸引力。
黄的方法如果在史料文档更丰富得多的清代末期到中国大陆台湾近现代史研究中可能可以更好的发挥，因为各种史料的充足，应该能够做到相互应证，或者可以从不同来源数据有出入的地方入手挖出新的研究方向来。但这种方法对资料要求多，对于年代较远史料留存不够的明代，从学术上可能只足够提出证据有限的结论。手段工具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啃上过硬的骨头。
在美国大学教学，必然要接受学生的挑战质疑，即便是教本科生；从他的文字中有点怀疑对此能否接受并从容应付呢？接下来的就是面对更苛刻的同行质疑了，如果个别同行质疑，可能是有私人矛盾，如果多数人质疑甚至连本科生博士研究生都在质疑却没得到言之有物的回击，那么教授这个职业是不合适他。
最后，他应该可以写成更好的《明朝那些事儿》啦，说不定是入错行了。
好怕V天
生不逢时又因祸得福。《万历十五年》的笔法后来史景迁等借鉴运用，在美国着实火了一把，听众挤暴讲堂，类似当今网红。黄老虽丢了在美工作，但在国内曾一度声名鹊起，比余英时、杜维明等风光多了。他的人生使我想起另一位大师--南怀瑾，都是脱下戎裝改做学问而足以留名后世的学者。说他失业是亲共造成的还不如说他的前国军身份造成的。当时美国正在转向、要与中国经历邦交蜜月期，给港台学者的职位正在逐渐空出，以迎接大陆的学者与新观点。大陆的史学敘事正被美国学界主流接受，只要看在美国汉学界一言九鼎的费正清就可以证实。他有关中国历史的论著与大陆观点已经很接近，甚至有关现当代的也如此。因此，黄仁宇既贴了港、台标签，而学朮层次与身份经历又不足以动视听，只好拍拍粉笔灰走人啰。
天伦35
1.他的宏观历史解读法（大历史观）在西方史学届属于新鲜事物，而且是草根特色的非主流，虽然有利于解读大洲级的中国历史，却很难被主流学术认同，所以达不到论文出版的指标，他又不愿意妥协，认为西式的纠缠细枝末节无法看透中国历史
2.他为人过于正直，他教授的东方史，应该属于好混学分的冷门，选学的也大多是混学分混日子的亚非拉权贵或者精英子弟，怎么样的水平可以参见中国大学里的洋垃圾……但他又不打算糊弄学生，总以自己国民党的亲身经历，告诉这些学生:“美国学生不好好学习，最多失业，你们的国家花大价钱让你们上学，是为了你们这些未来的总理和部长能治理好国家……你们混日子未来可能被反政府武装吊死……”——结果这些学生混子不但没听进去，干脆不来了……他的教学任务也完不成了
总之，除了华裔移民的不容易，性格决定命运也是原因吧
代打酱油_73590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的代表作。
回头来看，以这样“创新”的方法研究历史，终究会是一场广告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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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历史的方法、工具很多。各有长短。自认为自己的方法特别正确————要么是井底之蛙，头脑发昏；要么是哗众取宠，欺世盗名。
二、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非科学领域的问题，本身就是用错了方法。（当然，有些研究内容还是有辅助存在价值的————就像股票走势图对操盘手的作用————看一看而已，别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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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盛行的年代，科学有一层无所不能的光环（比如说，前一段，有人居然可以无视宗教、文学、艺术、音乐……的存在，质问天下：有什么问题科学不能解答？），借用科学的名头，借用科学的方法（不能说一定就是全错了），不过是顺风车，谈不上什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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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任何领域）起码应该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如果黄的方法在中国的历史界大行其道，将是历史界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