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湘征程程记
挥师南下 饮马湘江
我人民解放军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国民党军队154万,把战线推进到了长江北岸。1949年1月初,我东北部队第九纵队集结于京南之霸县休整。
在政治整训的基础上,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正式改变番号,改称“中国人民解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下设12、13、14、15四个兵团;原“纵队”番号改称“军”,分属四个兵团。我第九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6军”,与40军、47军等同属第12兵团建制,兵团司令员为肖劲光,政委黄克诚。46军军长仍是詹才芳,政委还是我,杨梅生调来我军任副军长。我军下辖136、137、138、159四个野战师,总计兵力6万余人。
4月11日,部队开始南下进军。我46军与38军、39军为第四野战军的中路纵队,沿(北)平大(名)公路南下。138师、136师、军直为我军右路纵队,159师、137师为我军左路纵队,全军指战员情绪饱满斗志昂扬。
4月20日,企图靠“和谈”苟延残喘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公然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暴露了其坚决与人民为敌的真面目。于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签署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继4月下句我军第二、第三野战军西起九江、东至江阴横渡长江、解放南京之后,我第四野战军亦进抵长江北岸,12、15两个兵团及归四野指挥的二野四兵团共10个军决定从武汉至九江间横渡长江,对湘赣之敌发起攻势,围歼白崇禧之力。
7月7日,我军由武汉登船出发,我立在船头,目睹千帆竞渡的壮观场面,不由得想起三国赤壁大战时曹孟德“舳舻千里,旌旗蔽空”的雄伟气势和“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壮志豪情。不过,我们绝非失败的曹操。
渡江后,我军奉命协同40军围歼长寿街、官渡的敌人。为便于部队展开,分为3个行军纵队前进:以137师尾随40军向长寿街前进,138师向仙人桥前进,136师向测阳前进。16日,当我越过幕阜山进抵长寿街、官渡附近时,敌已望风南撤,我遂转为追击。18日占领平江,于泪罗江南岸歼敌58军310余名。7月20日,进抵金井、春华同山、柏嘉山一线,直通长沙城下。
在我军饮马湘江、兵临长沙的情势下,经过政治争取,由长沙缓靖公署主任程潜指挥下的陈明仁兵团3个军及湖南保安部队3个旅,表示愿意接受我军和平改编。7月27日开始将其部队调往长沙附近集结,8月4日率部起义,长沙遂宣告和平解放。我军奉命以138师进驻长沙担任警备任务,并将159师调归湖南军区建制。8月5日21时,138师入城,金明等同志率省机关大批干部随我军入城开展工作,省委书记黄克诚、省政府主席王首道随后到了长沙。
衡宝战役 解放衡阳
为掩护四野主力休整,扩大解放区,创造继续进军的有利条件,我军奉命以136师、137师执行先遣任务,向衡阳、郴州及其以南地区前进。136师为左翼,沿醴(陵)、攸(县)公路南进,预计在郴州切断白崇禧部之退路;137师为右翼,沿粤汉铁路南推,驱逐敌人,保护沿途桥梁。
南方的三伏暑季,气候酷热,阴雨连绵,道路泥泞,使我北方将士吃尽了苦头。但我军发扬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与白匪之48军、58军数次激战,歼灭了大量的敌人,攻克了攸县、安仁、茶陵和湘东广大地区,将敌人逐至洣水、水乐江以南。此时,白崇禧利用我四野休整之机,完成了所谓“湘粤联合防线”的部署,并将主力集结于衡(阳)宝(庆)地区,摆出了与我决战的架势。据此,四野司令部命令我46军停止前进,将136师撤回至水乐江北岸东岸,137师停止于洣水北岸,组织防御。
白崇禧是国民党的最后一张王牌,他在湘、桂、粤境内重新部署防御,妄图阻止我军向华南、西南挺进;将桂系5个主力兵团撤至湘南的衡宝公路两侧与粤汉铁路衡山至郴州一线,依靠有利地形修筑防御工事;并勾结广东余汉谋集团和湘鄂川黔边绥靖主任宋希濂与其协同动作,总兵力约约40万人。桂系系部队约约20万人,战斗力较强为保存其实力,总是避免与我军正面冲突;其兵源又多为湘、桂人,适应南方气候,有山地、水网地带作战经验。
8月下旬,白崇禧完成“湘粤联合防线”的部署后,背靠广西老巢,以衡阳、宝庆为中心,沿湘江、洣水、永乐江和资水,在湘南地区布置了一条东起粤北之乐昌、西至湘西之芷江的半弧形防线。其桂系部队的主力主要集结在衡(阳)宝(庆)地区。白崇禧不但摆出了与我决战的架式,且妄图寻机在衡宝地区向我军出击。
9月9日,中央军委命令经过暑期休整的四野各部队继续向中南广大地区进军,并指示我军在衡宝地区抓住白崇禧主力迫其决战。毛主席曾指出:白崇禧本钱小,极机灵,号称“小诸葛”,用兵谨慎,非万不得已决不会与我决战。并指出: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的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应准备第一步在湘南即衡阳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毛主席还明确提出:无论在茶陵,在衡阳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迁回方法,大包围作战动作,断其后路,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能掌握主动。…
为实现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战略意图,由四野司令员林彪和第二政委邓子恢统一指挥四野主力部队53万余人,采取重点进攻、各个击破的原则,大迂回、大包围的办法,分三路向白崇禧拼凑的“湘联合防线”展开突击。以陈赓、邓华两兵团之5个军组成左路军,由赣西南作战略迂回,首先占领曲江、翁源地区,直取广州,断敌海上逃路。尔后邓华率15兵团留粵,陈赓率4兵团入桂,协同中路军肖劲光12兵团和右路军包抄白崇禧集团。以程子华指挥的13兵团为右路军,从常德出发,取道沅陵,突破敌芷江地区防线,首先配合正面兵团围歼衡宝之敌。尔后向广西柳州、百色进军,与左路军形成对白崇禧集团的大钳形包围,切断敌逃往云贵的退路。以肖劲光指挥的我12兵团和二野5兵团的18军为中路军,向衡宝地区之敌展开正面进攻,求得在湘南抓住敌人主力予以消灭。尔后留46军、47军在湖南执行工作队任务。其余部队向广西追击残敌。杨勇指挥的二野5兵团主力为战役预备队。
9月13日,衡宝战役开始。我四野右路军浩浩荡荡向伪湖南省流亡政府所在地——芷江挺进,很快占领了沅陵、溆浦、泸溪等城镇,10月1日夺占怀化;2日晨又进占芷江,解放江口。四野左路军也同时在赣粤边境突破敌人防线,分路挺进至广东境内。当敌人注意力集中于西线时,我中路军主力分三路秘密向敌后运动。我46军奉命于洣水、永乐江一线向敌佯攻,在湘东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运动。10月1日,主力顺利地渡过湘江,隐蔽地完成了战役集结和战斗准备。这时,友邻部队40、41、45军也分别进至湘乡、湘潭附近;我46军解放安仁、茶陵、攸县后,同西进的二野18军会合,向敌发起佯攻。
10月1日,我们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获悉,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这一特大喜讯使征战中的我前线指战员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大家欣喜若狂,纵情欢呼,决心打到广西去,活捉白崇禧,解放全中国!
10月2日下午4时,我四野中路军兵分三路,向衡宝线之敌发起攻击。10月3日突破敌第一线阵地,并乘胜追击,占领了白果市、新桥、狮子桥等阵地。10月4日,各部队继续向纵深发展,至5日拂晓控制了湘江至界岭一线阵地。此时,我46军136师攻占了羊际,49军147师逼近新化。老奸巨滑的白崇禧害怕其主力被困,急令其7军、48军沿衡宝公路西进。敌97军、46军乘火车从郴州、乐昌北上,于10月4日先后抵达衡宝线上,妄图乘我立足未稳,对我反击。10月5日,敌48军、7军沿(湘)潭宝(庆)公路向我军进攻,被我击退。白崇禧见反击不成,遂将主力东调,企图打击我进到湘江地区的40军;以5个师兵力从东西两面向我军进行攻击;以两个师集结衡阳充当预备队;另以两个师西调武网、常宁一带,以阻挡我右路军东进,保护其右翼安全。
这一新情况出现后,我四野司令部当机立断,于10月4日23时命令我12兵团各部“就地停止”;5日10时,又命令各部“暂勿南击”;5日18时,又命令12兵团各师以一部分兵力节节抗击敌人,大部队主力渐渐后移,以诱敌北进,制造聚歼敌军的有利战机。并令西路军东进宝庆、祁阳地区参战;18军越过粤汉路,向常宁、祁阳挺进,夺占湘江南岸各渡口,控制船只,防敌渡江;令我46军积极向耒阳、衡阳城进攻,斩断郴州通向衡阳敌之铁路公路交通,直通宝庆,以箝制敌人右侧;命令二野之16、17两军集结于湘江地区,准备参加会战。
正当我欲诱敌北进,聚歼其主力之时,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我四野45军135师由于在前进途中未接到四野司令部10月5日10时发出的“暂勿南进”的电示,仍然向敌后猛进,已于5日夜晚越过衡宝公路,孤军插入敌后的余田桥正南的沙坪、灵官殿地区。135师的这一行动,使以机警谨慎著称的白祟禧顿感狐疑,揣度不透我军有的后退、有的前进是何用意,急令准备推进与我决战的第7军收缩兵力退守连县、新宁、零陵、嘉禾一线,一面企图集中部分主力突然西进武网地区,袭击我西路军之突击部队,以掩护其部队撤退时的左翼安全。我四野司令部获悉敌的企图后,当即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命令全线部队向敌迅速推进,勇猛追击;命令已插人敌后的135师坚决截击南撤之敌,右路军迅速占领武网一线堵歼溃逃之敌;命令我46军主力迅速越过湘江,直向衡阳进攻。
我46军抵达湘江岸边后,经一夜渡江准备,8日凌晨即兵分几路强渡湘江。一路趁黎明前的黑暗,在江岸的猛烈火力掩护下,突然强渡过江,进占了衡阳发电厂;一路沿湘桂铁路大桥向西岸强攻,守桥之敌畏我来势勇猛,弃桥向城南逃窜。当我军打过铁桥时,敌265师已闻风离城远逃,但守备衡阳的警察部队和自卫大队却刚刚跑出10多公里。我军立即组织追击,将其包围全歼。8日上午我军向衡阳发起进攻,首先攻占了车站,尔后向市区进攻。至当日下午,衡阳这座湖南省第二大城市与有名的战略要地,被我46军一举攻克,取胜之快,真有“席卷”之感。同日,我军136师之408团也占领了耒阳。我们留411团担任衡阳警备任务,主力日夜兼程,冒大雨西进追歼逃敌。
为了大量歼灭敌人,四野司令部命令各路部队勇猛穿插,分割包围敌人。凡遇敌团以上的兵力,即首先断其退路,围而不攻,待主力到达后聚歼;凡未抓住敌人的部队,立即向已抓住敌人的部队靠拢,合力聚歼被围之敌。我插入敌后的135师奋力战斗,毙俘敌1200余名,打烂了敌第7军的指挥系统。我40军及41军将敌南逃、西退之路切断,至9日晚8时,中线敌人除一个师部带1个团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我军合围在文明铺至石珠桥一块约100平方公里的地区内。敌数度全力突围,均被我军击退。10月10日凌晨,我四野以7个师的兵力向被我合围之敌开始了总攻击。敌欲战无力,欲逃无路,大部被歼。最后,残敌一部溃入深山,企图乘雨夜潜逃。当晚,秋风呼啸,细雨濛濛,我46军和兄弟部队指战员不顾连续行军作战与昼夜不息的疲劳与饥饿,冒雨搜山剿捕。战至11日上午,白崇禧赖以起家的四个号称主力的精锐师,包括一名副军长在内的2.98万余人,悉数被歼,7名将级军官被俘。
与此同时,我右路军也积极向武冈、新宁一线推进,我鄂西地区之47军、42军也对敌出击,分布于武网、新宁、邵阳、大庸、桑植及川东之开江、开县、达县等地的敌人相继被我军大部歼灭。至10月13日,经过整整一个月激烈战斗的衡宝战役全部胜利结束。衡宝战役的胜利,大大震动了各线敌军,为进军广西,全歼白崇禧集团,解放华南、西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经营湘南 奉命剿匪
衡宝战役后,根据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的指示和四野首长的决定,以部分主力部队留在新解放的地区,担负建设政权、剿灭匪患的任务。1949年11月12日,我46军奉命经营湘南(47军经营湘西)。接受任务后,我们当即进行思想动员,把指战员原来准备入桂作战的高昂战斗情绪转到经营湘南、执行剿匪任务上来。
湘南是指衡阳邵阳、零陵、郴州4个地区,共辖32个县,人口约1000余万;地处湘桂、粤汉两大交通要冲,水陆交通方便,在主要战场转入广西后,成为我进军大西南的重要补给基地。国民党反动派撤走时,曾有计划、有组织地潜留了大批所谓“敌后武装”,与恶霸、惯匪相勾结,烧杀抢掠,破坏交通,杀害我工作人员,破坏我革命政权的建设。当时活动于湘南地区的匪特约3.5万名;另外还有1万余名游杂武装,为患甚大。
11月中旬,我46军军部进驻衡阳市,成立了衡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警备司令部;由我兼任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副军长杨梅生兼任警备司令员,衡阳市长毛远耀兼任警备司令部政委。为了加强湘南地区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奉中南局指示,由我军军党委和部分地方党政领导同志组成湘南党政军委员会,由我担任书记,负责全面领导湘南地区党、政、军各项工作。此外,为了加强对剿匪工作的领导,还成立了湘南剿匪指挥部,由军长詹才芳任司令员,我任政委,杨梅生任副司令员,段德彰任副政委。
四野前线指挥部离衡阳返回汉口前,司令员林彪召集我军团以上干部开会,就我军进驻湘南后的工作讲了话;四野肖克参谋长、12兵团司令员肖劲光,也到衡阳对我们讲了话。
在湘南这样广大的区域内,负责领导党、政、军各项工作,我深感责任重大。湘南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由于官、绅、兵、匪的长期蹂躏,到我们接管时已经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城乡一片凋敝景象,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在大批匪特血腥恐怖的恫吓和谣言煸惑下,些群众对我党政策一时认识不清,不敢接近我军。人民政权尚未普遍建立,土豪劣绅仍然横行乡里,封建势力和各种反动组织依然很猖獗。在这极其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着建立政权,打开局面,剿灭土匪和支援前线等极为繁重的任务。
11月16日,我们召开了党委会议,分析了湘南的形势和民情,做出了经营湘南的决议。21日,我主持召开了党政军委员会会议明确提出了在剿匪中要以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密切结合的方针,分为军事进剿大的股匪,收编游杂武装;分散驻剿,开展政治攻势;发动群众,消灭残匪3个阶段。
军事进剿是从12月初开始的。为了首战必胜,打击匪特的器张气焰,我们选择了势力最大、危害人民最深的国民党军统“交警总局东南办事处”中将主任王春晖及”“湘南纵队”中将司令谢声溢匪部为首要目标。这股土匪,以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所领导的交警部队为骨干,与当地反动地主武装相勾结,盘踞在嘉(禾)、蓝(山)、临(武)地区,在匪首王春晖统一指挥下,企图以该地区之九嶷山、华阴山为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该部匪众达1.3万余人,是湘南战斗力最强的土匪武装。
我们采取“集中对集中”,以军事进剿为主、政治攻势为辅的办法,集中6个团的兵力,兵分三路,采用外线包围,内线进攻的战术。西路137师(欠4111团)于12月3日前,自洪桥一带以远距离迁回动作,进至江华及其以东,封锁九嶷山向南向西各通路,与东路郴州分区部队493团在蓝山、连县(广东)通路上会合,切断匪向两广的一切逃路,达成合围;待担任主攻的136师于12月4日由金兰桥进至新田、桥下洞之后,向蓝山方向实施远距离奔袭合击。广大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灵活、快速的战斗作风,不避山高路险,长途奔袭,奋勇作战,与匪斗智斗勇,做到了隐蔽迅速,出敌不意,严密包围,分进合击,穷追猛打。经过近20天的奔袭、围歼和追剿,至12月19日嘉、蓝、临剿匪战役胜利结東,我解放了嘉不、蓝山、江华、临武4座县城及广大地区,歼匪1万余名,擒获匪中将主任王春晖、中将司令谢声溢、中将军长陈平袭、少将教育主任马鹏飞等匪首12名,缴获火炮112门、枪5900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随后,又收编游杂武装13股,计9049名。
在嘉、蓝、临剿匪战役中,动人事迹层出不穷。锦州战役解放入伍的407团3连战士郑守恩因追逃敌过猛,失去联络,为敌俘去。他临危不惧,用亲身经历向匪众指明只有向人民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并讲明敌已为我四面包围的形势,终于使匪3个队1200余人向我投降。板桥一战,我军已将匪首王春晖打伤俘获,但王匪狡猾多端,在我未查明其身份之前,化装潜逃。我408团5连副连长纪士信率该连1排连续10天9夜艰苦寻踪追击,终于将王匪擒获。
经过嘉、蓝、临剿匪战役,部分匪众在我军威震撼之下纷纷缴械投降,其余残匪则大部化大为小,化整为零,逃往偏僻山区,分散隐蔽活动,时集时散,流窜不定。针对这一变化,我们决定进入第二阶段分散驻剿。12月22日,我们下达了湘南党政军委员会的指示,确定了“以分散对分散”的剿匪方针,并作了具体部署:136师、137师、159师分别在邵阳零陵、郴州3个分区,以营为单位实行分散驻剿射。为配合社会改革工作的开展,维持社会治安,各分区独立团分别抽出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兵力做骨干,改编、扩建区中队,建设地方武装。
1950年1月,部队开始执行分散驻剿任务。在剿匪同时,还结合开展生产救灾运动。在分散驻的过程中,我认真贯彻剿匪工作的指示,正确执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剿匪政策,在打击歼灭敌距的同时,积极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我们对部队普遍进行了剿匪政策教育,提高政策的威慑力和感召力,一些胁从匪徒纷纷坦白登记。到1950年6月底,分散驻剿工作基本结東,半年中歼匪2万余名,32个县内仅剩下散匪不足千人,湘南广大腹心地区工作已全面铺开,我们干部、战土两三个人可以安全地到处活动。
经过军事进剿和分散驻剿,湘南散匪所剩无几。但这些匪特多为政治上极端反动的匪首和最顽固的惯匪,行踪诡秘,手段狡猾。有的逃往外地,伺机再起;有的就地潜伏,化匪为民,企图长期潜伏,秘密发展;有的流窜深山,与我打游击;有的假投降,打人我乡村政权破坏农村社会改革工作。对此,我们于6月月25日召开湘南党政军委员会会议,决定按中南军区剿匪工作的指示,明确下半年的任务是:发动与组织群众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整顿部队;同时配合47军准备参加湘西会剿。会后,除分散驻剿的部队就地化为工作队外,全军又抽调1224名干部、战士组成工作队,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分布在46个区,发动群众减租退押和反霸斗争,共退出稻谷3600余万斤,查出黑田20多万亩,斗出大批财物分给了农民,群众得了翻身解放,为从根本上摧毁封建势力,挖掉掉匪特赖以活动的根基打下了基础。群众斗争高潮掀起来以后,转而整顿组织、纯洁基层政权,清除农会中的不纯分子,重新组织起1300余个由贫雇农掌握的农会,发展会员40余万名。与此同时还对民兵组织进行了整顿,到12月底,湘南民兵武装发展到12万人。
湘西与川、鄂、黔、桂交界,山多林密,地形险要,素为土匪麇集之地;加之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有计划、有组织地潜伏下大批匪特，造成湘西严重的匪患,其中尤以缓宁地区最为严重。伪绥宁参议长龙怀林中将纠集蒋军100军残部、伪湘南保安6团残部、绥宁警察队以及附近地区的散匪和由湘南窜入的土匪残部,共约40000人,组成“中华民族反共救国军第3方面军第5纵队”,控制整个绥宁,与当地恶霸、惯匪相勾结,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根据上级指示,我军以136师配属47军参加湘西会剿,该师主要任务是在4个月内消灭绥宁境内5人以上的股匪,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完成秋征,安定地方秩序,建立地方武装。
10月19日下午,我136师兵分三路向绥宁境内的匪部实施奔袭合击。各部队越过高山峻岭,悬崖峭壁,密林深谷,兼程急进一百数十华里,于20日5日时前先后到达指定位置,将匪分割包围。匪察觉我意图后,分散潜逃,我即跟踪追击。至11月10日告一段落,共歼灭匪中将郑琴以下3000余名,占该区土匪总数75%,给匪5纵队以歼灭性打击。匪特遭我严重打击后,即分散潜伏于深山中,部队遂转入分散驻剿。部队全面铺开后,即以政治攻势为主,结合军事打击,展开清剿。全师还抽调了1800余人组成234个工作组,深入乡村,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剿匪委员会、农协小组和农会,并建立了8个区人民政府,从根本上挖掉了土匪的社会基础。至12月20日,湘西剿匪工作胜利结束。我136师共歼匪4223名,其中包括中将司令龙怀林及以下将级匪首10名,校级匪首153名,解放了绥宁全境。为策应136师在湘西剿匪,我137师曾组织部队向湘西与桂北边境地区合围包剿20余次,打击了向内地回窜的股匪近20股,歼匪929名。
在此期间,进驻长沙的138师在一年多的警备任务中,破获重大反革命特务案8起,收容散兵游勇近5000名,破获盗窃案250余起,调解民事纠纷2500余起,基本完成了摧毁特务组织,肃清匪特,建立革命秩序,维持社会治安,进行社会改革等任务。进占衡阳担任警备任务的137师和军直属队与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破获了敌入许多地下反革命组织,逮捕了重要匪首14名,迫使该市800余名国民党在乡军官全部交出档案,自首登记,收容散兵游勇近1万名,基本上肃清了潜伏在该市的反革命组织,建立并巩固了革命秩序,保证了工商业的发展。
在湘南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46军变动较大。138师师直及413团机关调出二分之一到长春组建航校,撤销了军的随军学校。11月,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段德彰调海军工作,张秀川来我军任政治部主任。12月初,和我一起战斗多年的老搭挡、军长詹才芳调到中南军区工作;副军长杨梅生接任军长,肖全福任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曾雍雅任第二副军长兼136师师长。1951年春,我46军奉命离开湖南,开赴广东海陆丰一带,担负监视台湾、保卫海南的新任务。广大指战员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向三湘大地和父老乡亲们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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