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進步主義思想：社會改革的興起》，曾一璇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5月，68.00元
先從書名翻譯中的“主義”與“問題”談起吧。英國著名政治理論家與思想史家的邁克爾·弗裡登《英國進步主義思想：社會改革的興起》（曾一璇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5月）的原書名是“The New Liberalism： An Ideology of Social Reform”，中譯名把“新自由主義”和“意識形態”都置換掉了，這無疑是很成問題的，無論是“進步主義”與“新自由主義”還是“興起”與“意識形態”的區別，在這裡的不可置換性是不言而喻的。當然，我相信這麼簡單的“問題”應該不是譯者的問題，那麼就姑且看作為當代詞語研究和翻譯研究貢獻一個有點小意思的例子吧。
接下來，也順帶再談兩個也純粹是詞語學的“主義”例子。
一是“New Liberalism”，這是該書的核心概念，在這裡被譯為“新型自由主義”，顯然是為了與“Neo-Liberalism”被譯為“新自由主義”的流行譯法區別開來。New Liberalism與Neo-Liberalism不僅在時間上相差大半個世紀，在思想訴求上也完全不同，都譯為“新自由主義”顯然會造成思想概念的混淆；而且在中國近二三十年的思想輿論場中，不管批判還是贊成，後起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備受矚目，而先在的New Liberalism反被遮蔽與遺忘。但是對於思考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社會而言，後者所具有思想與觀念意義顯然是更為重要的。本書譯者把New Liberalism譯為“新型自由主義”，站在New Liberalism與古典自由主義的區別角度來看，也是恰當的。也有人把Neo-Liberalism 譯為“‘新’自由主義”，以示與“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的區別，從嚴格的詞義內涵上說應該是更為準確的，但是流行的譯法已經難以被改變過來了。
二是“社會主義”，也就是“Socialism”與“socialism”的區別，作者在“縮寫表”中說，前者“涉及該詞的教條的、正統的以及制度化的表現形式”，後者指的是該詞的一般意義，即本書第二章“自由主義中的社會主義”所理解的意義；譯者在本頁“譯註”中說把前者“譯為打引號的社會主義，即‘社會主義’”，完全正確，也非常符合我們所熟悉的語境。
再回到現在書名中的“進步主義”這個概念。我想起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在廣州的《嶺南文化時報》（幾位同人辦的報紙）發表的《美國社會如何爭取社會正義》，就是談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發生在美國的進步主義運動（The Progressive Movement），當時我特別關注的是，“知識精英沒有為了維護個人利益而背棄公平正義的原則，沒有因為自己處境的相對優越而對窮人的苦難麻木不仁，這是美國社會能最終走出道德低谷的重要原因”。時至今日，我仍然認為美國進步主義運動提供了許多值得借鑑的歷史經驗。
幾年前，政治學者錢永祥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借鑑美國進步主義的經驗教訓詮釋八十年代改革運動的價值觀，不僅在歷史上可信，並且有助於今天中國的社會逐漸找到一種“平民的理想主義”來恢復道德生機。在以“進步主義”置換“New Liberalism”的語境中，這也是頗有啟發性的。弗裡登在該書“中文版前言”的開頭就講到，新型自由主義“建立在具有進步主義和人文主義特徵的十九世紀中期自由主義的強大觀念遺產之上”，後來在第一章也繼續談到，“自由主義者對社會改革問題的關注，是進步主義思想總體運動的一部分；這個運動在19世紀上半葉還只是一股潛流，之後逐漸壯大，到維多利亞時代末期成為社會思想中的主導因素”（34 頁）。這些涉及“進步主義”的論述，或許也可以作為對“英國進步主義思想”這個書名的一絲安慰吧。
邁克爾·弗裡登的這部著作以新型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英國的出現與發展為論述核心，打破傳統思想史研究中的精英主義和純理論路徑的桎梏，從思想觀念的相互影響滲透、意識形態與社會思潮的複雜語境、社會歷史背景中出現的改革議題與社會輿論中的激烈論爭等各種維度的相互碰撞中，重新詮釋新型自由主義的思想軌跡與核心價值，是一部關於英國新型自由主義發展的思想史與社會政治史相結合的重要著作。在我看來，該書最具思考魅力的是，基於對大量文獻資料的精準分析，作者深刻地論述了存在於思想觀念、社會思潮與社會改革議題之間複雜微妙的關係、影響和意義，使自由主義政治思想重新被置於它們所賴以發生和成長的社會歷史語境之中。這是一種充滿經驗實證方式和歷史感的政治思想史敘事，也成為對二十世紀以來所有社會改革與進步運動作思想分析的重要思想史資源。《英國曆史評論》的推薦語說該書“做出了複雜、有力的論述，其中的細節和微妙之處只能由讀者自己去探索”，我相信對正在思考改革開放四十年議題的讀者來說，這種思想、現實、學術三者交叉結合的思考路徑本身就很值得借鑑。
《重估價值：反思被遺忘的20世紀》，商務印書館，2013 年5月
那麼，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我們應該如何認識這樣的發展現象？弗裡登告誡我們，要把注意力從傳統的政治思想人物、那些獨一無二的哲學家和思想家的身上移開，轉而關注發生在學者、新聞工作者、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之間的各種討論，應該閱讀的是書籍、報紙、期刊、議會辯論等各種資料。像L.T.霍布豪斯和J.A.霍布森這樣傑出的自由主義理論家也是置身於更大的群體並且受那些群體影響，因此更要關注積極活動在各種鬆散群體中的成員，他們直面工業革命在社會和文化方面的代價，並且專注於減輕其弊病的方法，貧困、失業、住房、衛生、疾病、教育等社會問題都在他們的不同視角中得到表達。他最後強調霍布豪斯和霍布森都不是抽象的理論家，而是一直致力於解決那個時代的社會和政治問題（21頁）。 從這個角度看今天的思想輿論場，在學院體制中自命為自由主義思想研究者的學者們或許也應有所思焉。
在上述的社會與輿論氛圍中，新型自由主義發展出四個核心觀念，並以相互關聯的方式解決上述的社會問題。這四個核心觀念是：一、必須通過資源再分配來抑制巨大的財富不平等，為所有人創造和提供機會；二、在人與人之間的依賴關係中，產生一種基於相互援助的共同體精神；三、自由主義的自由理念有賴於一種廣義的福祉觀念才能實現，這種福祉觀念把個人的發展和完善置於核心位置；四、國家是實現繁榮的必要條件，而不再被視為對個人自由的限制和壓迫。他強調新型自由主義者的觀點在今天看來仍和當年那樣具有新意，表明恰當的共同行動並不必然會縮減個人自由，反而是個人自由的必要條件（同上）。
邁克爾·弗裡登
講到這裡，弗裡登很自然地把新古典自由主義（neoliberals）拎了出來，認為它篡奪了自由主義之名，使自由主義的理念和實踐變得枯竭；它以一種挑釁的、誇張的、過度競爭的方式挑選出自由概念，犧牲了自由主義的其他價值；還用狹隘術語來闡釋自由主義對人類理性的理解，而沒有把寬容、反思性以及對他人的尊重包括在內。但是他同時也指出新型自由主義自身的弱點和缺陷：對國家的力量和意圖抱有過分樂觀的看法；對專家的信任產生一種旨在引導全體人民走向可欲目的的溫和家長制；它的和諧概念過分一元化，低估了任何社會的內在多元性。更重要的是他準確地指出了自由主義的無力感：“在越來越被標語和粗俗修辭所主導的政治世界中，它無法特別有效地向更多民眾傳播其觀念。其原因在於，自由主義者不願在犧牲理性的情況下依賴於情緒化的觀點。這並不是說自由主義者缺乏激情。……但他們絕不使用某些在政治世界中常見的方法，即煽動和激起會造成不穩定的情感，如使用極端的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語言。”（23-24頁）在自身的弱點與難以消除的無力感之間，新型自由主義的真實狀況也預示著，自由主義在日後的傳播、發展的命運中必然備受曲折與磨難。
毫無疑問，二十世紀初葉的思想發展與社會改革實踐可以證明，“新型自由主義是一個明顯具有融貫性和針對性的觀念維繫。它專注於具體的社會弊病而又沒有陷入烏托邦主義，但它的社會觀點和計劃是積極而有力的”。在今天，弗裡登承認自由主義家族可以存在不同的發展方向，但是每一種自由主義都必須論證自身的正義性；他更為強調的是，自由主義不是靜止的學說，也不是一套普適的信念，必須堅持發展、變化、競爭和自我批判的精神（25頁）。
接下來作者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在今天回顧新型自由主義對當時推動社會改革、形塑福利國家的影響時，一方面，由於新型自由主義的觀念和綱領早已融入廣泛的政治話語和政治議程之中，因而難以發現它的直接影響力的依據；另一方面，學術界沒有多少致力於這個方面的研究，曾經產生過那麼重要的作用和影響的新型自由主義，竟然通常被政治思想研究者所遺忘。另外，新型自由主義自身是如何蛻變、發展的？有一個學術爭論的焦點是，有觀點認為這要歸功於在工黨那裡達到頂峰的社會主義運動，是社會主義運動通過政治競爭迫使自由主義向左轉，為自由主義的先進派別提供了一套現成的意識形態。
對此，弗裡登則指出，“本研究的主旨是表明：從智識和意識形態的角度看，完全是自由主義自身促成了其政治信條的轉型，而且它也有能力這樣做（儘管人們自然無法忽視一個簡單的事實，即在開放社會中觀念之間總是存在交流和互換）。如果所追問的問題是自由主義究竟保有連續性抑或發生了斷裂，那麼，答必定是前者”（53-54頁）。為了證明這個主旨，作者展開了有關英國社會政治與政策改革的方方面面的非常深入細緻的分析討論，這是佔據全書最大篇幅的部分，實際上就是一部從自由主義思想角度切入的二十世紀初期英國社會改革史。
對今天更加關心社會改革與進步的讀者來說，最重要的是思考和理解新型自由主義與英國式的社會改革的內在聯繫：“新型自由主義者所創建的思想體系，顯然是針對那個年代的直接社會問題。這種思想體系持續表達了他們對具體事務的興趣，以及促進當前社會有所改進的必要性。他們一直都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看待自己的提議，承認任何改革都必須在壓力和侷限之下進行，以及改革必須滿足的條件，並相應地指出了行動的方法”；“即使實際的立法並沒有體現他們最先進的觀念，但在現代化的自由主義理論與政治行動中的自由主義之間的緊密聯繫的重建過程中，他們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到此為止，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總體探討已經完成了”（340頁）。
弗裡登在全書的“後記”中引述了霍布豪斯的一段很長的話，其中有幾點意思比較重要：當政治鬥爭只是圍繞著私利的漩渦，原則當然是不重要的；擁有並知道如何運用原則的人，是消除社會偏見和政治阻礙併為改革鋪平道路的精神領袖；未來的進步希望有賴於那些與國民生活密切聯繫的思想者，他們會以現代環境要求的方式重新表述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這也是弗裡登贊同，並已從多種角度論述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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