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余秋雨大师，是漂亮人物，也是成功人士，席丰履厚，出权入贵，可谓风光无两。但是，我一直视他为病人，更当他是时代的悲剧人物。
所谓悲剧，不一定是身世悲惨，更多指的是身心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所左右，所裹挟，所笼罩，成为一团矛盾，痛苦挣扎，永远无法解脱的生命状态。过去顾随先生论悲剧，说人的悲剧有两种，一种命运的悲剧，如李广，是真将才，是真完美，是足以凭本是封侯的，可是他命不好，只能委屈谢幕；还有一种，是性格的悲剧，像项羽之刚愎自用不能用人，连范增都不容，他的失败是由于他的性格决定的。
在中国大陆今日的知识圈，他和范曾先生是硕果仅存的两位“大师”（有官方认证），但也恰恰是他们两位，最不见容于文化界，说句冒犯不伦的比拟，像是沦为那个圈子的马蓉小姐，名利自然也是双收了，但也几乎千夫所指，为同类所不齿。
也因此，他们呢，一方面呶呶不休地自辩，另一方面，也只能无奈地“走下神坛”，面向大众，洋洋侃侃，去获取他们想要获取的。
所以，你们看到“大师”，而我看到的，是一位衣着光鲜的“病人”，一个“余”字编号的悲剧文化人。我说下这些话，并无丝毫的嘲弄之意，也全无愤懑之绪，完全是一种"若得其情,哀矜勿喜”的心情。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知识界，四分五裂，大概只有在两件事上还存有共识：一，好好挣钱；二，抵制余秋雨。
这当然都是不正常的文化生态。因此，一直以来，有一种反拨的声音在解释原因说，文化界对余老师的群起而攻之，是因为“文人相轻”，是因为“由嫉生恨”。
如果大家还愿意是诚实的，我想，大概也不会有人绝然否定这种情况的存在。因为显然，任何公众人物，不管你是大师龙象，还是阿猫阿狗，都无法让所有人欢喜，让所有人满意，动辄得咎，毁誉参半，基本上是他们的共同处境，我想这是一个世情常识与最普遍现象吧。余老师又不是金刚不坏，也尚未得登天梯获颁免死金牌，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在数十年的荧光强灯下，在不断翻腾的舆论漩涡中毫发无损，时时刻刻圣洁如海上白莲花。
但是，如果仅仅只是从这两个方面下断论，又显然把中国知识界同仁想得过于愚蠢，也把他们这个群体猜测的过于团结了。很显然，“文人相轻”，只会是某一类、某一群人，特别是那些地位比他卑微的人因为心里不平衡，才会对他产生轻视，而不可能是知识圈整体性地排斥和狙击；说是“由嫉生恨”，肯定是更站不住脚的。知识圈内论名论利论曝光度比余先生更高达的何止成百上千，除了另一位范曾大师，还有哪位人物见过这种被集体讨厌的阵仗，况且要知道，当下可是文化人们名闻利养的最红利时期，余先生获取的那些老实话还真是蝇头小利，我这种贫民窟厮混的，都没怎么眼红过，更何况那些随时“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文化界人们？
所以，余大师在圈内，搞得这么声名狼藉，最大的原因，理应另有他说。
我向来认为，排诋余大师，所贬斥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人的类型”。
余先生在文化界，在当下，是作为一种社会学中所谓的“类型人”存在的。而恰好，他这种类型引发了他的同类极大的不舒服感，甚至是恐慌感，这才是他招引集体性反感的核心原因。可以说，余先生的存在，像一个生动反面的、无远弗届的擎天柱版照妖镜，总让那些文化人群体看见一种他们自己极不愿意成为的样子，尽管他们的身心也可能远比他们的批评对象污浊的多。
这个道理，举生活上的例子，就像我们日常现实中所最常见的，良家妇女当然是极度讨厌妓女的，但是妓女呢其实也尤其对妓女咬牙切齿。为什么呢，因为她们都分别看到了自己鄙夷成为和拒绝承认的两面。所以，余先生成为众矢之的，没法说他是最恶劣的，只能哀其不幸，木秀于林，只能被伐薪烧木制为精致而可以行销广远的标签。
那么，问题来了，余先生在当下，代表着什么样的“人的类型”呢？
我说，余老师代表的是一种”文人无行”的“类型人”：虚矫伪善、自艾自怜、谄媚权力。
1，虚矫伪善超越常情。有人说你文章有些东西搞错了，对的当然无妨执善固执，明显错了放点高架子”服善不矜”一下子行不行，佛祖法力无边尚承认自己有“三不能”，你只是“大师”又不是上帝，出点小错并无损“学问大家”尊严对不对？钱大昕受到戴震质疑后写信致谢、胡适被周汝昌挑错欣为“孺子可教”，历代不但没有人觉得他们的权威有降，反倒成为卑己自牧的美谈。 余大师怎么做呢，始于恼羞成怒，继之强词夺理，最后文过饰非；年轻时代明明是写作组一直好笔，在彼时此刻此时都不算什么了，连污点都说不上，偏偏拒不承认，当事人朱永嘉朱维铮他们都出来指认了，还只会“王顾左右而言他”；发善心捐款也是慈悲心肠，红口白牙说要捐一所学校，后来变成了30万，再后来变成了图书馆，最后变成了三万本书，不用说，肯定也还没捐出去，连这些带捐的书有没真的落实都不明不白........余先生太喜欢作这类事情了，也许真的演戏会上瘾吧。
2，自艾自恋使人发毛。南方小男人多刚健不足，带点“天然恋”，也是世之常情，加上读了那么几本书，丑人多怪文人多情嘛，一般人想也多能体谅。但是余先生的自怜，维持时间之长，发掘之深入，表现之逆天，力道之充沛，滋味之酸劲，真的，如果细想，真的会午夜梦回，噩梦连连。在几乎所有的书籍中，他都把自己搞成了中国文化的主角，哭天抹地，声泪俱下，絮絮叨叨诉说受所有人迫害，他说，他这么完美洁白的圣贤人物、仁人君子，结果被害得家破人亡，简直天理难容，而“中国文化”最使他感到“痛切”的，就是它“坐视纵容”大众迫害他；举个例子，您看看他是吹老婆的呢——“三年前，我和一群朋友在边疆郊外的一个人烟稀少的风景点玩，那里刚发生过抢劫殴斗事件，几个主要肇事者已被铐在景区派出所的铁栏杆上，准备押走，游人们指指点点围观着。突然，不知哪位朋友出言不慎，游客们知道了我是谁的丈夫，兴趣点全都转向了我。更要命的是，那几个铐在铁栏杆上的犯人，也都笑着向我点头”，当年，看到此处，只能一句“卧槽”表横无际涯的佩服之意.......... 一个老年版本的郭敬明跃然世界。
3，谄媚权力妙手到恶心。作为文化人，最标榜的，不过就是骨气二字，这是他们所有信心和尊严的来源。所以对于权力，当然是人之所趋，但是总需要点遮掩，不要太露骨，吃相太难看。余先生之所以如此被他的同类所厌恶，最大的理由还在此媚功实在使人可爱可哀又可怜可叹。比如“含泪”之事，想人类有替死人宣读遗嘱的，有帮死人打抱不平的，有为死人烧香度亡的，但是还真没见过竟然为了涂饰说那些悲惨的死难者死得幸福的，这怎么能不引起公愤呢？这方面，因为不便细说，也就不引申了。
最后，作为一名初中时代就受《文化苦旅》恩赐的老读者，谨愿余先生多捐点款，少写点书。《论语》讲君子三戒,“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圣人之言，没有调侃，我也是真心的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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