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典藏》一书的诞生，源于马科斯对这些文房木作小件的喜爱。在马科斯看来，它们经常被放在较低的位置上与其他器物相比较，尤其是在自己事业初期，二三十年前，这些器物统统被归为“杂项”，那时，它们经常被与其一起交易的家具比较，后来又与陶瓷或铜制文房小件比较。
“说到杂项，多数人说的都是玉、铜、石等材质，木头属于小众里面的小众。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家具的出口，这些小件也一起跟了出去，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分出了好与坏，黄花梨、紫檀小件渐成主流。”从中国古董家具鉴藏家蒋念慈先生的回忆里，我们了解到，马科斯大抵是最早发现文房木作小件价值的人之一。
马科斯对它们一见倾心，他写作此书的愿望也正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木质小件精品非凡的品质和多样化的灵魂。《士林典藏》一书所收录196件小件中，近160件为黄花梨、紫檀材质。
以黄花梨、紫檀为主流，正是木作小件市场细分的结果。人们好奇，为什么几乎没有中文表达能力的马科斯会对这些器物情有独钟？或许我们在同为西方人的中国古典家具研究学者柯惕思先生的经历中能够找寻到一些答案。
在研讨会上柯惕思回忆，20世纪自己还在美国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工作的时候，他率领团队收藏的第一件中国家具是一对南官帽椅，当时几个人看了都觉得很美，美在哪里？
“它的造型特别漂亮，线条十分流畅，手感也很柔软，工艺非常了得，而且它能跟你沟通。”柯惕思所传达的这种一见钟情的感受，相信在马科斯看到那些木作小件时也同样发生过。
“人类有共同的审美部分。艺术强调自由，我们常说‘逸品’，逸品就是要逃逸出来，在规范之外找到新的一个关系，那就是精神。”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尹吉男先生这样解读中西方的共同审美。正是这种共通性，让马科斯很快便进入了文房木作小件的世界。
在《维扬明式家具》作者张金华先生眼中，马科斯是一位敏感的朋友，他们一个不会说英文，一个不会说中文，但在看家具的时候，却有很多“共同语言”。“比如‘壸门’，一遇到家具的某些构件名称的时候，马科斯总能很敏感地用中文脱口而出，包括对家具细节的微妙变化，我们都能够从中产生共识。”张金华说道。
对马科斯而言，文房木作小件是中国文化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是由高品质木头制作的精美手工物件，还是在设计及功能上精巧又有创意的作品。相比之下，家具相对制式化，文房小件则更加自由、富有创意，尺寸也决定了其所需的技术含量更高，因而做工精美。
“对我而言，同样重要的是，它们经常没有落款，因此，不受一个匠人的名誉和流行性影响，它们总是因为自己的优点而被鉴赏。”马科斯说道。
设计、功能与工艺，好的材质为匠人提供条件的同时，也不得不让他们更加重视作品的价值，付出更多心力便在情理之中。反过来，正是因为这份精致，它们才得以数百年后尚存于世。
除了材质，被收录于《士林典藏》的文房木作小件，马科斯的筛选标准是什么？
在蒋念慈先生看来，最主要的或许还是造型之美，“中国人说‘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这其实是一种教育方式。过去文字传播并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为了更直接有效的教化世人，有时就需要把图案雕刻在器物上。”
的确，书中的器物大多以造型为尚，同时能兼顾富含吉祥寓意的却十分少见。
研讨会现场，一个有趣的插曲似乎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当台下观众向马科斯提问：“同样是两个造型很美的小件，一个是没有寓意的南瓜，另一个是寓意‘禄’的葫芦，你会选哪个？” 马科斯表示他并不太相信这种寓意，他个人更喜欢南瓜。
探索门背后的世界
如果因此认为马科斯只停留在鉴赏器物表象，却也是一种误解。实际上，这些被收录的文房小件，更像是一扇扇的门，马科斯真正要带大家去的，是门背后的，使用者的世界，即中国古代文人的世界。
“文人的理想，是中国文化自宋代至明代的主导力量。文人的爱好、礼仪、休闲、道德观，以及他们喜爱的艺术，形成了中国文化生活的中心。清代统治者作为少数民族，接纳了这一文人典范，也接受了文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使其在其后的几个世纪统治着中国美学文化。而文人艺术最杰出的一点，便是它包容了不同的品位和灵感。”，马科斯在《士林典藏》中用很大篇幅介绍了这个近乎消失的世界，“尽管文人世界变成历史的一个小章节，但这个章节却确保了这个世界的秘密与价值不被丢失。经过十年、百年的被忽视，这些木作小件以守护者的身份保护着‘文人的生活方式’，保证后代人们能重新发现他们。”
《士林典藏》中创造五个不同类型的书房，试图营造出这些器物当年被使用时的场景。
这些书房能够突出文人的多样化以及他们对于文房木作小件的特殊喜好。
“我们试着以视觉来阐述这些不同的书房的广度和深度。为突出‘赏古’‘自然之气’‘仕女名妓’‘无常之时’以及‘皇家内廷’这五个书房，我们试着编排历史、人文、美学感觉，通过文字叙述使读者进入到一个个独立而完整的虚拟书房空间，这个空间里生活着文人及与他们密切相关的器物。”马科斯说。
对《士林典藏》被译成中文，马科斯十分高兴，他渴望得到人们对书中内容、结构、尤其是“书房”形式的反馈。对他来说，这种设计构想是为了让中国文化中的这个重要部分发光，更重要的，是开启一个导向更深欣赏、理解和研究的课题。
▌下一步：从钻石到皇冠
对古老文化的兴趣与赞美在当下似乎被重新点燃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欣赏和收藏这些器物。但它的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器物的独一无二和重要性很容易就被连接到商业价值和市场潮流，挖掘其承载的文化，鉴赏力的精进常常被排到次要位置。但无论如何，因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更多的文房木作小件得以被保存。担起挑战和责任，我们已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那下一步呢？
从一开始受到关注的黄花梨、紫檀笔筒、提篮、箱匣等几大类目，到像马科斯这样经慢慢梳理找出越来越多材质、造型、工艺不一样的东西，去做学问研究它们，是赏玩文房木作小件的大势所趋。
正如蒋念慈先生所说，“如果现在我们注意到的是皇冠上的钻石，那么下一步就是将整个皇冠发掘出来。”
发掘和研究的方法，张金华先生谈到一个角度——小型文房跟大型家具生产形式有所区别，但同样也有地域特征。如何区别？
张金华认为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地方材质，如苏北地区的柞榛木、福建地区的龙眼木，北方地区的果木、枣木等；二是工艺特征，如扬州地区的百宝嵌，江苏、福建、浙江等地的贴簧等等。
张金华认为相较过去，文房木作小件的研究其实已经深入到了很细致的层面。“以黏合剂为例，过去我们常常认为古人所用黏合剂就是鱼鳔胶，但南方一些地区用的却是生漆，因南方多霉雨季节，若用鱼鳔胶，就会发霉变质。由此可以看出，即便是黏合剂也有地方特征，用这样的细节入手，分析到器物的地域性，便会越来越清晰。”
作家、收藏家海岩先生过去以收藏硬木家具为乐，这些年对文房小件亦十分热衷。和家具相比，他认为这些文房小件更能体现中国传统文人的意念、情趣与灵魂。海岩谈到：“古代文人是整个社会的中流砥柱，是制定社会规则的精英阶层。地位与教育背景的差异，使得古代文人的审美水平常常远高于今人。我一直有一个担心，即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审美和生活方式，是否有中断的可能性？”
这种担心并非多虑。中华民族能够延续数千年不断，归因于中国文化有着强大的黏性，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几千年来我们第一次经历了商业时代和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成为强势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转为弱势文化和边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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