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新
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中国村域经济转型正处在关键时期，凸显出结构多元化和非农化，类型、水平多样化和多级化的发展态势。村域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最具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的中国经验包括：始终保持农业持续增长，保障农产品供给和社会稳定；采取农民首创试验、政府认可推广、上下互动、渐次推进的模式；坚持资源配置中的起点公平、经济民主原则；激励村域精英创业、创新，造就星罗棋布的小型经济文化中心。
JEL：R11
一、村域经济的基本概念、学科归属与研究方法
（一）“村域”概念提出
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农耕社会的村落，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综合地域，它有稳固的社区特性，有经济自助、互助与合作发展的社会基础，是基层治理与经济活动的载体和基本单元，因此，各学科的村落研究几乎都涉及了“村落经济”，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经济学研究成果如卜凯的《中国农场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人类学研究成果如明恩溥的《中国乡村生活》和葛学溥的《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成果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和陆学艺的《内发的村庄：行仁村》等。
新中国成立后，传统自然村落经历了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等组织化的过程。在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框架内，生产队是农民生产、生活、分配核算的基本单元，自然村只是一个居住单元，其他功能弱化了。
农村改革时期，撤销人民公社、恢复重建乡（镇）人民政府，生产队、生产大队分别改组为村民小组和村民委员会，重构了“乡政村治”格局。这一格局下，村域资源配置、核算分配等权利快速向村民委员会集中，村民小组（原生产队）的职能也弱化了。随着改革深入，农民获得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由，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追求舒适环境和自由空间，居落布局摆脱了村落边界的束缚，沿公路、山林、水系、集镇散开；加上乡村工业化、城镇化的冲击，政府推动农民向城镇和中心村集中，预示着传统自然村落的瓦解趋势。自然村落已失去作为一个经济单元来研究的价值。
与此相反，行政村的权力越来越集中，边界越来越清晰。村域面积及边界线不仅有精确的地图标识，而且其历史变迁的“线路图”也深深融化在村民的头脑中得以代际传承；村与村之间的资源、资产和资金的产权边界及归属泾渭分明，成员归属感强烈；村民自治、资源配置、生产组织、核算与分配、福利和公共服务等，都以行政村为独立单元；不同村域的经济运行自成体系，客观存在着、运行着，且呈多样性、差异化的发展趋势。
一切迹象都表明：尽管行政村不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地理单元，但它却构成了以行政村为边界的地域经济共同体，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单元。据此，本文以“村域”概念替代历史上的“村落”概念，或者只在行政村意义使用“村落”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村域经济”的概念和研究框架。
（二）村域经济及其转型
村域经济指行政村域内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属于行政区域经济中村级级别的经济类型。村域经济主体包括农户、村组集体和新经济体；村域经济活动涵盖了农林牧渔业、工业和建筑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批发零售贸易业、住宿及餐饮业、金融保险及房地产业、教育卫生体育文化艺术广播和科学研究、社区管理和服务等门类和行业。
村域经济的研究对象是村域内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经济关系及运行规律，是把“国民经济发展的地域组织规律”（程必定，1989）和“三农”问题下沉到村域层面来研究。它的研究内容包括：村域经济主体、类型和特点；村域资源配置及村际流动与组合；村域产权制度安排及运行机制；村域产业组织模式、经济结构及分化；村域经济外部环境和内部响应机制（例如主体转型、精英培育、自我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提升）；不同资源禀赋、经济条件下的村域经济转型发展比较等。
村域经济转型是国家和地域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狭义的村域经济转型指行政村经济制度改革，村域市场主体及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方式转型，村域经济类型和水平多极化发展。广义的村域经济转型指村域由传统农业经济社会转型为现代工业经济社会，包含：所有权结构多元化，产业和就业结构非农化，经济社会结构现代化；农耕文化与工商业文化由冲突向融合转型，农民收入由贫穷向富裕转型，身份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型等。当今时代，村域经济转型研究是村域经济研究的重点。
（三）村域经济主体及其相互关系
中国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经历了创立、坚持和完善等不同发展阶段，已上升为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之一。“双层经营体制”的微观主体是村域农户经济和村、组集体经济，此外，既不属于农户经济、也不属于村、组集体经济的新经济体在越来越多的村域发展起来，彰显村域经济主体“三足鼎立”之势。
集体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建立，恢复了家庭的生产功能，随着家庭积累增加，家庭经营拓展到工业、商业和服务业领域。中国的“家庭经营”内涵着以家庭为单元经营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所有农户和个体户，但不包括私有民营的法人企业，我们将其称之为“农户经济”。
“村、组集体经济”是指行政村域内，村、组两级集体成员以土地等资源共同占有为核心，以共同积累的资产和资金为支撑，采取家庭承包、统分结合等经营管理形式，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社区成员共有的经济。它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传承型村、组集体经济，指资源、资产、资金分别属于原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集体成员无差别所有，产权边界由人民公社“六十条”所规定，传承至今，仍然由村、组集体经济组织代理、或者由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代理，统一经营管理，收益共享的社区集体经济；二是改制型村级股份合作经济，它是村域内农民共同创造和辛勤积累、凝聚着几代农民的贡献、代际传承下来的共有资源、资产和资金，经过股份合作制改革，由全村成员有差别（按股份）占有，多种形式经营管理，收益按劳动贡献分配和按股分红相结合的社区股份合作经济。
“村域新经济体”是指村域内既不属于农户经济，也不属于村、组集体经济的新型经济组织，例如农户经济联合体，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私人企业（不含个体户），股份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等；其中，含有“部分劳动者共同所有”成分的新经济体，可以视为村域新型集体经济。
村域经济转型发展的水平取决于农户经济、村组集体经济和新经济体发育成长及经营方式转型的程度；农户越早完成原始积累、采用先进科技手段，就越早实现土地集约化经营，越早解放劳动力，进而促进农民创业、村域精英成长及新经济体发育；农户经济转型和新经济体的成长，又是村、组集体经济增长的源泉。村、组集体经济增强对农户经济及新经济体转型发展具有反作用。在这个关系链中，农户经济转型是基础，村、组集体经济发展是保障，新经济体发育成长最为关键。
（四）村域经济的基本类型及其变异
但是，现实中的大多数村域经济是多种经济类型混合在一起的。（1）传统农业型村域经济一般都比较贫穷，要么因自然环境险恶、经济资源贫乏，要么因制度和技术创新不足，工商业少有发展，这是贫穷的根源，也是贫穷的结果。（2）现代农业型、工业型和市场型村域经济可能相互交叉重叠。一些现代农业型村域经济为村域工业化积累了资本，一些工业型村域经济反哺了村域现代农业发展，于是形成了村域工农业共存、和谐发展的局面；一些专业市场型村域经济，最终带动了村域工业产业的集聚，形成工商业共存的局面。（3）旅游型村域经济中包含着历史文化名村（古村落）、近现代中国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名村、农村改革中崛起的著名经济强村（“明星村”）和“农家乐”集群村落。
（五）村域经济研究的学科归属、框架与方法
村域经济研究是农业、农村经济及“三农”问题研究的新视点和具体化。2010年末，中国约有61.56万个行政村，它们是中国农业产业园区、农业现代化主阵地，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载体，也是中国农民的生活家园，村域经济的研究意义可见一斑。
村域经济研究是区域经济学的新拓展和分支领域。区域经济学家的兴趣都集中在大经济区、大都市带和大行政区域，县域经济研究者也较多，唯独村域经济研究严重缺失。村域经济既不是完整的区域经济类型，也没有完全的行政调控手段；村域经济空间狭小、结构单一、产业链条短、规模小，长期以来投入不足，基础脆弱。这些特点表明，不能用宏观区域经济理论诠释村域经济现象，村域经济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村域经济转型研究是转型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村域变迁是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变迁的历史缩影，村域层面沉淀着融入了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制度变迁、经济社会转型的丰富内容与痕迹，村域转型发展状况事关中国能否如期实现全面小康和“三农”现代化的目标。因此，村域经济转型研究亦取广义，包括村域经济转型的起点、初始条件、过程与路径、成就与问题、基本经验和规律，村域经济主体及其经营方式转型，村域经济历史进程及制度，村域经济转型发展的中国特色及世界意义，村域经济转型发展的国外经验和教训等。
村域经济学作为农业农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的边缘交叉新学科，构建多学科参与研究的技术线路和框架是必要的（图1）。这个框架应特别重视村域内部响应机制对宏观环境和外部条件的适应和借重。
史区间观察、研究和总结村域经济制度变迁及其转型发展；另一方面是探寻如何推进中国欠发达村域转型发展。（3）利用但不局限于统计数据，本团队与浙江省减轻农民负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农业厅联合，建立农户经济和农民负担固定监测点和研究网络；同时，长期积累本团队入户问卷数据。
二、中国村域经济转型发展的基本态势
中国村域经济转型发展处在关键时期，呈现出所有制结构多元化、产业和就业结构非农化、经济类型多样化、发展水平多极化、社会结构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快速推进与城乡一体化新格局初露端倪的基本态势。
（一）村域所有制结构多元化
中国村域经济加速转型发展，用“双层经营体制”和“乡政村治”格局已经不能准确地概括当今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本文根据农业部农村经济中心316个农村观察点的数据，对村域生产性固定资产及经济收入结构按所有制分组比较（表1）。
越远、交通越闭塞、户均土地面积越大、劳动力素质越低、新经济体发展滞后的村域，农户越倾向于从事农业，且大多停留在传统农业阶段。这类村域经济对土地资源和自然条件有极强依赖性，经济能力弱，进而制约欠发达区域经济发展。发达地区则相反，农户经营方式高度分化，农业专业大户、工商业和服务业个体户、农业为主的兼业户、非农为主的兼业户等，各自都有较好的发展。可见，农户经营方式分化转型既是村域非农化的条件，又是村域非农化的结果。
新经济体成长状况是观察村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窗口。一般而言，村域新经济体尚未发育或发育缓慢的村域经济都比较贫穷，村域新经济体有所发展的村域经济基本达到温饱，村域新经济体迅速崛起的村域经济都比较富裕。新经济体显然是村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村域三大经济主体转型发展的上述差异，与区域经济差异高度相关。农户经济所占比重高、村组集体经济所占比重低、新经济体成长缓慢的区域，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本文图2很清楚地显示了这种关系。东部发达地区村域经济主体的变化趋势，预示着中西部地区村域经济主体转型的未来走向。
三、村域经济转型发展的中国经验
（一）生产力发展、农产品增长和社会稳定，是村域经济成功转型的重要初始条件
转型初始条件是转型起点上的既有条件，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经济体制基础等。转型初始条件不仅决定转型模式和路径选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转型结果。从狭义上理解，1978年“包产到户”是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显然，人民公社体制基础及1949年以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成就都是重要初始条件。
人民公社体制承前启后，因袭了土地改革、互助合作、高级社运动的成果，自身也经历了“人民公社所有”、“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以生产大队所有为基础”、“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以生产队所有为基础”三个阶段，从初创、成熟走向终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1978.12）进一步强调“完善公社体制”，这意味着人民公社体制是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重要路径依赖。
转型起点上的村域经济社会状况是：（1）1949～1978年，中国农业经济一直保持增长趋势。农业经济增长在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保障了城市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维持了社会稳定。（2）村域经济低水平均衡发展，农民普遍贫穷但绝对平均，人均纯收入从1949年的43.8元增长到1978年的133.6元，近30年间仅增收89.8元，2.5亿人吃不饱肚子，贫困发生率高达30%。（3）家庭生产功能基本消失，村、组集体是村域经济的单一主体，集体资产和资金都有一定的积累，村、组集体经济的区域差异不明显。（4）以农田水利为核心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农业生产条件大为改善。1978年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44965千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45%），农机总动力11749.9万千瓦，农村用电量253.1亿千瓦小时，社队企业152.42家，企业就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9.3%。
上述初始条件，不仅是村域经济转型的重要物资基础与社会条件，而且是中国经济转型渐次推进、避免所谓“转型性衰退”、始终保持迅速增长态势的重要原因。
（二）农民首创试验、政府认可推广，诱致性、强制性与渐进性制度变迁相结合最具中国特色
农民首创试验、政府认可推广、上下互动、渐次推进，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不变程序，因此，国外学者把“创新和试验”当成《北京共识》的灵魂。转型起步阶段，因为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大呼隆”和平均主义制约了农业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公社后期农产品产量增长缓慢、人口膨胀，贫困人口大量产生。于是就出现了农民为“吃饱饭”而冒险反复尝试“包产到户”；政府则亟需“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这就为政府认可和推广农民的试验奠定了基础。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正是如此：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冒险“分田单干”，1982～1986年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流行的“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根顶门杠”的时政民谣，最好地解释了中国农村改革对政府强制推进的依赖性，同时诠释了诱致性、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中国特色。
中国村域经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和渐进性特征明显。恢复农业生产责任制经过了“不联产的小段包工、包产→联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大包干）”的渐进过程。土地制度变迁也经历了由延长土地承包期限（15年不变→30年不变→长期不变→长久不变），到拓展承包经营权能（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使用权，保障收益权、尊重处分权），再到确立“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长期稳定承包权、鼓励合法流转”的新型农村土地制度框架的过程。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引发政治体制改革，终结了人民公社体制，重构了“乡政村治”格局，进而引发农村综合改革，并逐步进入到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新阶段。
（三）起点公平合理、经济民主，是中国村域经济资源配置与组合中的重要规则
农村改革是从恢复农业生产责任制开始的，承包土地表现为分解生产责任，其对象当然是劳动力，但又必须考虑那些无劳动力或少劳动力的家庭基本生活，因此第一轮土地承包采取“按劳动力分责任田，按人口平均分配口粮田”的制度安排就具有合理性。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实行“30年不变”，而且宣传“30年后也没必要再变”，土地发包带有了财产权利分配的性质，因此必须采取“按集体成员平均分配”无差别占有方式。
土地发包及其他资源配置，还要考虑地理区位、水源水利、土质及土壤肥力差别等情况，为保障资源配置的公平公正，农民创造的办法实用而合理：在耕地资源的配置中，实行“肥瘦搭配，组合抓阄”的配置方式，即把不同位置、肥力和水利条件的土地组合成与本村农户数相等的“块数”，然后由各户户主“抓阄”决定。这种配置方式必然导致土地分割的“细碎化”，但随后，村域农户之间便通过互换“找齐”等方式逐渐将土地集中连片、达到方便耕作的状态。在非耕地和其他资源的配置中，采用多数决定（全体村民或村民代表的2/3同意）和公开招标、竞标决定方式。
村域经济民主还体现在农民可以自由抉择，是否参与或退出专业合作社等经济组织。
上述一套完整规则，有的是法定的，有的是村规民约，有的是潜规则。经济民主不仅化解了村域资源配置与组合、利益分配中的难题，而且为政治民主开辟了通途，保障了村域自治和经济转型的秩序。
（四）村域精英创业创新能力、经济行为偏好及不同的产业组织经营方式，决定村域经济差异
国家层面的制度创新和政策供给以及区位和资源禀赋，是村域转型发展的外部条件；村落文化转型（农耕文化与工商业文化由冲突到融合）是村域经济转型发展的根基；转型起点上村域基础设施、集体财产积累与分割程度、农户收入和原始积累、村域工商业基础与所占市场份额等初始条件，对村域转型路径和目标实现有重要影响；村落精英创业创新能力、经济行为偏好及不同的产业组织经营方式，才是村域转型发展差异的决定性因素。
改革初期，大多数村域农户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快速增长，而集体经济弱化了。“先分土地再分屋，仓库机器有新主，机耕道路种萝卜”的时政民谣表达了这一趋势的普遍性。农村集体土地几乎全部承包给农户经营，社队企业的巨额（1985年末尚有750亿元）固定资产90％以上承包给企业厂长（经理）经营，或作价折股归还给生产队和农民；集体牲畜和大中型农机具经折价处理，实物流转归农户，许多地方的村集体财产特别是社队企业资本被彻底分割，到1985年末，据推算已流转到农户的资金在200亿元以上（秦尊文、王景新，1996）。“一包到底”和“分光吃尽”在调动农户生产积极性的同时破坏了村、组集体的生产力，最终导致村域经济不景气。
在另一些村域，一方面积极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户的生产积极性，提升农业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宜分则分、宜统则统”，保留了那些适合于统一经营而“一家一户办不好、办不了、办起来不经济”的公益事业和社队企业，改造了非农产业的组织经营方式，顺应和推进了村域生产力发展。乡镇企业就是在这类村域率先“异军突起”的，这类村域都发展为富裕型村域经济，有的则成为全国的“明星村”。
中国浙江地区流行这样一句话，“千万农民创业，带来浙江农业、农村发展的千姿百态”。很好地表达了创业农民在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贡献。
（五）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是引导村域产业转型与融合最凝练的战略概括
在一定的条件下，村域工农业可能协调发展。村域工农业互动与协调发展，重点关注工业和农业的相互促进作用和防止工农业相互制约的局面。流行于中国的“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警句，是中国村域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由冲突走向融合的真实写照，也是引导村域产业转型与融合的凝练的战略概括。
江苏省太仓市泰西村是江南典型的农耕村落，又是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村域经济亦工亦农的历史悠久。2007年末，泰西村域拥有纺织、化工、电子、五金、机械、化纤、染色、塑胶等行业中小企业43家，非农业产值占村域总产值的88.7%，全村80%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为主的非农产业，但全村仍然保有4638亩（人均1.294亩）耕地，95%的农户承包经营土地，村落景观仍然保留着浓厚的江南村落气息，农耕文明与工商业文明交相辉映。
这样的案例在长江三角洲有很多，在全国四大经济区域并不少见，表明村域同样可以出现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局面。就中国农村现实而言：在那些工业型、专业市场型村域，关键在于通过节制农业经济资源的过度转移来调节工农业关系；在那些传统农业型、山区贫困型村域，首要任务是发展现代农业经济，并因地制宜发展非农产业。
（六）产业、人口、文化的集聚相统一，造就星罗棋布的小型经济文化中心意义重大
改革之初，中国政府就认识到农村小型经济文化中心建设重要性。198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改变农村的面貌，建设星罗棋布的小型经济文化中心，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又说，“农村工业适当集中于城镇，可以节省能源、交通、仓库、给水、排污等方面的投资，并带动文化教育和和其他服务事业发展，使集镇逐步成为农村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
长江三角洲有深厚的工商业文化根基、雄厚的民间资本与活跃的民间借贷市场、发育较早的社队企业和上海口岸大都市为龙头的城市群所拥有的工业装备及其技术辐射。这些有利条件促成了长三角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促成了当地村域经济的非农化趋势，使得该地区有条件通过利润分配方式反哺现代农业发展。村域工农业互动发展推动了“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最终形成产业、人口、信息、技术和文化集聚的合力，造就了“星罗棋布的小型经济文化中心”。
实践证明，小型经济文化中心对增强村域发展动力和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沟通城乡经济、传播城市文明、缩小工农和城乡差别、促进城乡一体化等意义重大。它开辟了乡村工业化、城镇化的新途径，对农业大国的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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