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新
浙江師範大學農村研究中心
內容提要：中國村域經濟轉型正處在關鍵時期，凸顯出結構多元化和非農化，類型、水平多樣化和多級化的發展態勢。村域經濟轉型發展過程中，最具借鑑意義和推廣價值的中國經驗包括：始終保持農業持續增長，保障農產品供給和社會穩定；採取農民首創試驗、政府認可推廣、上下互動、漸次推進的模式；堅持資源配置中的起點公平、經濟民主原則；激勵村域精英創業、創新，造就星羅棋佈的小型經濟文化中心。
JEL：R11
一、村域經濟的基本概念、學科歸屬與研究方法
（一）“村域”概念提出
中國是一個農業古國，農耕社會的村落，是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綜合地域，它有穩固的社區特性，有經濟自助、互助與合作發展的社會基礎，是基層治理與經濟活動的載體和基本單元，因此，各學科的村落研究幾乎都涉及了“村落經濟”，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經濟學研究成果如卜凱的《中國農場經濟》和《中國土地利用》；人類學研究成果如明恩溥的《中國鄉村生活》和葛學溥的《華南的鄉村生活：廣東鳳凰村的家族主義社會學研究》；社會學研究成果如費孝通的《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和陸學藝的《內發的村莊：行仁村》等。
新中國成立後，傳統自然村落經歷了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等組織化的過程。在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框架內，生產隊是農民生產、生活、分配核算的基本單元，自然村只是一個居住單元，其他功能弱化了。
農村改革時期，撤銷人民公社、恢復重建鄉（鎮）人民政府，生產隊、生產大隊分別改組為村民小組和村民委員會，重構了“鄉政村治”格局。這一格局下，村域資源配置、核算分配等權利快速向村民委員會集中，村民小組（原生產隊）的職能也弱化了。隨著改革深入，農民獲得了時間和空間上的自由，逐漸富裕起來的農民追求舒適環境和自由空間，居落佈局擺脫了村落邊界的束縛，沿公路、山林、水系、集鎮散開；加上鄉村工業化、城鎮化的衝擊，政府推動農民向城鎮和中心村集中，預示著傳統自然村落的瓦解趨勢。自然村落已失去作為一個經濟單元來研究的價值。
與此相反，行政村的權力越來越集中，邊界越來越清晰。村域面積及邊界線不僅有精確的地圖標識，而且其歷史變遷的“線路圖”也深深融化在村民的頭腦中得以代際傳承；村與村之間的資源、資產和資金的產權邊界及歸屬涇渭分明，成員歸屬感強烈；村民自治、資源配置、生產組織、核算與分配、福利和公共服務等，都以行政村為獨立單元；不同村域的經濟運行自成體系，客觀存在著、運行著，且呈多樣性、差異化的發展趨勢。
一切跡象都表明：儘管行政村不是一個完整的經濟地理單元，但它卻構成了以行政村為邊界的地域經濟共同體，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單元。據此，本文以“村域”概念替代歷史上的“村落”概念，或者只在行政村意義使用“村落”概念，並在此基礎上建立“村域經濟”的概念和研究框架。
（二）村域經濟及其轉型
村域經濟指行政村域內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與經濟關係，屬於行政區域經濟中村級級別的經濟類型。村域經濟主體包括農戶、村組集體和新經濟體；村域經濟活動涵蓋了農林牧漁業、工業和建築業、交通運輸和倉儲業、批發零售貿易業、住宿及餐飲業、金融保險及房地產業、教育衛生體育文化藝術廣播和科學研究、社區管理和服務等門類和行業。
村域經濟的研究對象是村域內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經濟關係及運行規律，是把“國民經濟發展的地域組織規律”（程必定，1989）和“三農”問題下沉到村域層面來研究。它的研究內容包括：村域經濟主體、類型和特點；村域資源配置及村際流動與組合；村域產權制度安排及運行機制；村域產業組織模式、經濟結構及分化；村域經濟外部環境和內部響應機制（例如主體轉型、精英培育、自我發展和核心競爭力提升）；不同資源稟賦、經濟條件下的村域經濟轉型發展比較等。
村域經濟轉型是國家和地域經濟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狹義的村域經濟轉型指行政村經濟制度改革，村域市場主體及其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方式轉型，村域經濟類型和水平多極化發展。廣義的村域經濟轉型指村域由傳統農業經濟社會轉型為現代工業經濟社會，包含：所有權結構多元化，產業和就業結構非農化，經濟社會結構現代化；農耕文化與工商業文化由衝突向融合轉型，農民收入由貧窮向富裕轉型，身份農民向職業農民轉型等。當今時代，村域經濟轉型研究是村域經濟研究的重點。
（三）村域經濟主體及其相互關係
中國農村“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經歷了創立、堅持和完善等不同發展階段，已上升為國家基本經濟制度之一。“雙層經營體制”的微觀主體是村域農戶經濟和村、組集體經濟，此外，既不屬於農戶經濟、也不屬於村、組集體經濟的新經濟體在越來越多的村域發展起來，彰顯村域經濟主體“三足鼎立”之勢。
集體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建立，恢復了家庭的生產功能，隨著家庭積累增加，家庭經營拓展到工業、商業和服務業領域。中國的“家庭經營”內涵著以家庭為單元經營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所有農戶和個體戶，但不包括私有民營的法人企業，我們將其稱之為“農戶經濟”。
“村、組集體經濟”是指行政村域內，村、組兩級集體成員以土地等資源共同佔有為核心，以共同積累的資產和資金為支撐，採取家庭承包、統分結合等經營管理形式，實行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社區成員共有的經濟。它有兩種基本類型：一是傳承型村、組集體經濟，指資源、資產、資金分別屬於原生產大隊和生產隊集體成員無差別所有，產權邊界由人民公社“六十條”所規定，傳承至今，仍然由村、組集體經濟組織代理、或者由村民委員會和村民小組代理，統一經營管理，收益共享的社區集體經濟；二是改制型村級股份合作經濟，它是村域內農民共同創造和辛勤積累、凝聚著幾代農民的貢獻、代際傳承下來的共有資源、資產和資金，經過股份合作制改革，由全村成員有差別（按股份）佔有，多種形式經營管理，收益按勞動貢獻分配和按股分紅相結合的社區股份合作經濟。
“村域新經濟體”是指村域內既不屬於農戶經濟，也不屬於村、組集體經濟的新型經濟組織，例如農戶經濟聯合體，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私人企業（不含個體戶），股份制企業，股份合作制企業等；其中，含有“部分勞動者共同所有”成分的新經濟體，可以視為村域新型集體經濟。
村域經濟轉型發展的水平取決於農戶經濟、村組集體經濟和新經濟體發育成長及經營方式轉型的程度；農戶越早完成原始積累、採用先進科技手段，就越早實現土地集約化經營，越早解放勞動力，進而促進農民創業、村域精英成長及新經濟體發育；農戶經濟轉型和新經濟體的成長，又是村、組集體經濟增長的源泉。村、組集體經濟增強對農戶經濟及新經濟體轉型發展具有反作用。在這個關係鏈中，農戶經濟轉型是基礎，村、組集體經濟發展是保障，新經濟體發育成長最為關鍵。
（四）村域經濟的基本類型及其變異
但是，現實中的大多數村域經濟是多種經濟類型混合在一起的。（1）傳統農業型村域經濟一般都比較貧窮，要麼因自然環境險惡、經濟資源貧乏，要麼因制度和技術創新不足，工商業少有發展，這是貧窮的根源，也是貧窮的結果。（2）現代農業型、工業型和市場型村域經濟可能相互交叉重疊。一些現代農業型村域經濟為村域工業化積累了資本，一些工業型村域經濟反哺了村域現代農業發展，於是形成了村域工農業共存、和諧發展的局面；一些專業市場型村域經濟，最終帶動了村域工業產業的集聚，形成工商業共存的局面。（3）旅遊型村域經濟中包含著歷史文化名村（古村落）、近現代中國史上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歷史名村、農村改革中崛起的著名經濟強村（“明星村”）和“農家樂”集群村落。
（五）村域經濟研究的學科歸屬、框架與方法
村域經濟研究是農業、農村經濟及“三農”問題研究的新視點和具體化。2010年末，中國約有61.56萬個行政村，它們是中國農業產業園區、農業現代化主陣地，是中國新農村建設的載體，也是中國農民的生活家園，村域經濟的研究意義可見一斑。
村域經濟研究是區域經濟學的新拓展和分支領域。區域經濟學家的興趣都集中在大經濟區、大都市帶和大行政區域，縣域經濟研究者也較多，唯獨村域經濟研究嚴重缺失。村域經濟既不是完整的區域經濟類型，也沒有完全的行政調控手段；村域經濟空間狹小、結構單一、產業鏈條短、規模小，長期以來投入不足，基礎脆弱。這些特點表明，不能用宏觀區域經濟理論詮釋村域經濟現象，村域經濟有獨立的研究對象和方法。
村域經濟轉型研究是轉型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村域變遷是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變遷的歷史縮影，村域層面沉澱著融入了血緣和地緣關係的制度變遷、經濟社會轉型的豐富內容與痕跡，村域轉型發展狀況事關中國能否如期實現全面小康和“三農”現代化的目標。因此，村域經濟轉型研究亦取廣義，包括村域經濟轉型的起點、初始條件、過程與路徑、成就與問題、基本經驗和規律，村域經濟主體及其經營方式轉型，村域經濟歷史進程及制度，村域經濟轉型發展的中國特色及世界意義，村域經濟轉型發展的國外經驗和教訓等。
村域經濟學作為農業農村經濟學、區域經濟學、轉型經濟學的邊緣交叉新學科，構建多學科參與研究的技術線路和框架是必要的（圖1）。這個框架應特別重視村域內部響應機制對宏觀環境和外部條件的適應和借重。
史區間觀察、研究和總結村域經濟制度變遷及其轉型發展；另一方面是探尋如何推進中國欠發達村域轉型發展。（3）利用但不侷限於統計數據，本團隊與浙江省減輕農民負擔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和農業廳聯合，建立農戶經濟和農民負擔固定監測點和研究網絡；同時，長期積累本團隊入戶問卷數據。
二、中國村域經濟轉型發展的基本態勢
中國村域經濟轉型發展處在關鍵時期，呈現出所有制結構多元化、產業和就業結構非農化、經濟類型多樣化、發展水平多極化、社會結構現代化、新農村建設快速推進與城鄉一體化新格局初露端倪的基本態勢。
（一）村域所有制結構多元化
中國村域經濟加速轉型發展，用“雙層經營體制”和“鄉政村治”格局已經不能準確地概括當今農村的經濟、社會結構。本文根據農業部農村經濟中心316個農村觀察點的數據，對村域生產性固定資產及經濟收入結構按所有制分組比較（表1）。
越遠、交通越閉塞、戶均土地面積越大、勞動力素質越低、新經濟體發展滯後的村域，農戶越傾向於從事農業，且大多停留在傳統農業階段。這類村域經濟對土地資源和自然條件有極強依賴性，經濟能力弱，進而制約欠發達區域經濟發展。發達地區則相反，農戶經營方式高度分化，農業專業大戶、工商業和服務業個體戶、農業為主的兼業戶、非農為主的兼業戶等，各自都有較好的發展。可見，農戶經營方式分化轉型既是村域非農化的條件，又是村域非農化的結果。
新經濟體成長狀況是觀察村域經濟發展水平的一個重要窗口。一般而言，村域新經濟體尚未發育或發育緩慢的村域經濟都比較貧窮，村域新經濟體有所發展的村域經濟基本達到溫飽，村域新經濟體迅速崛起的村域經濟都比較富裕。新經濟體顯然是村域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源泉。
村域三大經濟主體轉型發展的上述差異，與區域經濟差異高度相關。農戶經濟所佔比重高、村組集體經濟所佔比重低、新經濟體成長緩慢的區域，經濟發展相對落後。本文圖2很清楚地顯示了這種關係。東部發達地區村域經濟主體的變化趨勢，預示著中西部地區村域經濟主體轉型的未來走向。
三、村域經濟轉型發展的中國經驗
（一）生產力發展、農產品增長和社會穩定，是村域經濟成功轉型的重要初始條件
轉型初始條件是轉型起點上的既有條件，包括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經濟體制基礎等。轉型初始條件不僅決定轉型模式和路徑選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轉型結果。從狹義上理解，1978年“包產到戶”是中國農村改革的起點，顯然，人民公社體制基礎及1949年以來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成就都是重要初始條件。
人民公社體制承前啟後，因襲了土地改革、互助合作、高級社運動的成果，自身也經歷了“人民公社所有”、“人民公社三級所有以生產大隊所有為基礎”、“人民公社三級所有以生產隊所有為基礎”三個階段，從初創、成熟走向終結。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原則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1978.12）進一步強調“完善公社體制”，這意味著人民公社體制是農村經濟制度變遷的重要路徑依賴。
轉型起點上的村域經濟社會狀況是：（1）1949～1978年，中國農業經濟一直保持增長趨勢。農業經濟增長在保障農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時，保障了城市糧食和副食品供應，維持了社會穩定。（2）村域經濟低水平均衡發展，農民普遍貧窮但絕對平均，人均純收入從1949年的43.8元增長到1978年的133.6元，近30年間僅增收89.8元，2.5億人吃不飽肚子，貧困發生率高達30%。（3）家庭生產功能基本消失，村、組集體是村域經濟的單一主體，集體資產和資金都有一定的積累，村、組集體經濟的區域差異不明顯。（4）以農田水利為核心的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成效顯著，農業生產條件大為改善。1978年全國農田有效灌溉面積44965千公頃（佔耕地總面積的45%），農機總動力11749.9萬千瓦，農村用電量253.1億千瓦小時，社隊企業152.42家，企業就業勞動力佔農村勞動力總數9.3%。
上述初始條件，不僅是村域經濟轉型的重要物資基礎與社會條件，而且是中國經濟轉型漸次推進、避免所謂“轉型性衰退”、始終保持迅速增長態勢的重要原因。
（二）農民首創試驗、政府認可推廣，誘致性、強制性與漸進性制度變遷相結合最具中國特色
農民首創試驗、政府認可推廣、上下互動、漸次推進，是中國農村改革的不變程序，因此，國外學者把“創新和試驗”當成《北京共識》的靈魂。轉型起步階段，因為人民公社體制下的“大呼隆”和平均主義制約了農業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公社後期農產品產量增長緩慢、人口膨脹，貧困人口大量產生。於是就出現了農民為“吃飽飯”而冒險反覆嘗試“包產到戶”；政府則亟需“發展生產，保障供給”，這就為政府認可和推廣農民的試驗奠定了基礎。中國農村改革的歷史進程正是如此：1978年安徽小崗村的農民冒險“分田單幹”，1982～1986年連續五個中央“一號文件”推進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當時流行的“上面放，下面望，中間有根頂門槓”的時政民謠，最好地解釋了中國農村改革對政府強制推進的依賴性，同時詮釋了誘致性、強制性制度變遷相結合的中國特色。
中國村域經濟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和漸進性特徵明顯。恢復農業生產責任制經過了“不聯產的小段包工、包產→聯產到組→包產到戶→包乾到戶（大包乾）”的漸進過程。土地制度變遷也經歷了由延長土地承包期限（15年不變→30年不變→長期不變→長久不變），到拓展承包經營權能（明確所有權，穩定承包權，放活使用權，保障收益權、尊重處分權），再到確立“土地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經營、長期穩定承包權、鼓勵合法流轉”的新型農村土地制度框架的過程。農村經濟制度變遷引發政治體制改革，終結了人民公社體制，重構了“鄉政村治”格局，進而引發農村綜合改革，並逐步進入到構建“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新階段。
（三）起點公平合理、經濟民主，是中國村域經濟資源配置與組合中的重要規則
農村改革是從恢復農業生產責任制開始的，承包土地表現為分解生產責任，其對象當然是勞動力，但又必須考慮那些無勞動力或少勞動力的家庭基本生活，因此第一輪土地承包採取“按勞動力分責任田，按人口平均分配口糧田”的制度安排就具有合理性。第二輪土地承包時實行“30年不變”，而且宣傳“30年後也沒必要再變”，土地發包帶有了財產權利分配的性質，因此必須採取“按集體成員平均分配”無差別佔有方式。
土地發包及其他資源配置，還要考慮地理區位、水源水利、土質及土壤肥力差別等情況，為保障資源配置的公平公正，農民創造的辦法實用而合理：在耕地資源的配置中，實行“肥瘦搭配，組合抓鬮”的配置方式，即把不同位置、肥力和水利條件的土地組合成與本村農戶數相等的“塊數”，然後由各戶戶主“抓鬮”決定。這種配置方式必然導致土地分割的“細碎化”，但隨後，村域農戶之間便通過互換“找齊”等方式逐漸將土地集中連片、達到方便耕作的狀態。在非耕地和其他資源的配置中，採用多數決定（全體村民或村民代表的2/3同意）和公開招標、競標決定方式。
村域經濟民主還體現在農民可以自由抉擇，是否參與或退出專業合作社等經濟組織。
上述一套完整規則，有的是法定的，有的是村規民約，有的是潛規則。經濟民主不僅化解了村域資源配置與組合、利益分配中的難題，而且為政治民主開闢了通途，保障了村域自治和經濟轉型的秩序。
（四）村域精英創業創新能力、經濟行為偏好及不同的產業組織經營方式，決定村域經濟差異
國家層面的制度創新和政策供給以及區位和資源稟賦，是村域轉型發展的外部條件；村落文化轉型（農耕文化與工商業文化由衝突到融合）是村域經濟轉型發展的根基；轉型起點上村域基礎設施、集體財產積累與分割程度、農戶收入和原始積累、村域工商業基礎與所佔市場份額等初始條件，對村域轉型路徑和目標實現有重要影響；村落精英創業創新能力、經濟行為偏好及不同的產業組織經營方式，才是村域轉型發展差異的決定性因素。
改革初期，大多數村域農戶的生產性固定資產快速增長，而集體經濟弱化了。“先分土地再分屋，倉庫機器有新主，機耕道路種蘿蔔”的時政民謠表達了這一趨勢的普遍性。農村集體土地幾乎全部承包給農戶經營，社隊企業的鉅額（1985年末尚有750億元）固定資產90％以上承包給企業廠長（經理）經營，或作價折股歸還給生產隊和農民；集體牲畜和大中型農機具經摺價處理，實物流轉歸農戶，許多地方的村集體財產特別是社隊企業資本被徹底分割，到1985年末，據推算已流轉到農戶的資金在200億元以上（秦尊文、王景新，1996）。“一包到底”和“分光吃盡”在調動農戶生產積極性的同時破壞了村、組集體的生產力，最終導致村域經濟不景氣。
在另一些村域，一方面積極推進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調動農戶的生產積極性，提升農業資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宜分則分、宜統則統”，保留了那些適合於統一經營而“一家一戶辦不好、辦不了、辦起來不經濟”的公益事業和社隊企業，改造了非農產業的組織經營方式，順應和推進了村域生產力發展。鄉鎮企業就是在這類村域率先“異軍突起”的，這類村域都發展為富裕型村域經濟，有的則成為全國的“明星村”。
中國浙江地區流行這樣一句話，“千萬農民創業，帶來浙江農業、農村發展的千姿百態”。很好地表達了創業農民在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的巨大貢獻。
（五）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是引導村域產業轉型與融合最凝練的戰略概括
在一定的條件下，村域工農業可能協調發展。村域工農業互動與協調發展，重點關注工業和農業的相互促進作用和防止工農業相互制約的局面。流行於中國的“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的警句，是中國村域農耕文明、工業文明和商業文明由衝突走向融合的真實寫照，也是引導村域產業轉型與融合的凝練的戰略概括。
江蘇省太倉市泰西村是江南典型的農耕村落，又是民族工業的發祥地之一，村域經濟亦工亦農的歷史悠久。2007年末，泰西村域擁有紡織、化工、電子、五金、機械、化纖、染色、塑膠等行業中小企業43家，非農業產值佔村域總產值的88.7%，全村80%勞動力轉移到工業為主的非農產業，但全村仍然保有4638畝（人均1.294畝）耕地，95%的農戶承包經營土地，村落景觀仍然保留著濃厚的江南村落氣息，農耕文明與工商業文明交相輝映。
這樣的案例在長江三角洲有很多，在全國四大經濟區域並不少見，表明村域同樣可以出現工農業協調發展的局面。就中國農村現實而言：在那些工業型、專業市場型村域，關鍵在於通過節制農業經濟資源的過度轉移來調節工農業關係；在那些傳統農業型、山區貧困型村域，首要任務是發展現代農業經濟，並因地制宜發展非農產業。
（六）產業、人口、文化的集聚相統一，造就星羅棋佈的小型經濟文化中心意義重大
改革之初，中國政府就認識到農村小型經濟文化中心建設重要性。1983年的中央“一號文件”要求“改變農村的面貌，建設星羅棋佈的小型經濟文化中心，逐步縮小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1984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又說，“農村工業適當集中於城鎮，可以節省能源、交通、倉庫、給水、排汙等方面的投資，並帶動文化教育和和其他服務事業發展，使集鎮逐步成為農村區域性經濟文化中心”。
長江三角洲有深厚的工商業文化根基、雄厚的民間資本與活躍的民間借貸市場、發育較早的社隊企業和上海口岸大都市為龍頭的城市群所擁有的工業裝備及其技術輻射。這些有利條件促成了長三角鄉鎮企業迅速發展，促成了當地村域經濟的非農化趨勢，使得該地區有條件通過利潤分配方式反哺現代農業發展。村域工農業互動發展推動了“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工業向園區集中、農民向城鎮集中”，最終形成產業、人口、信息、技術和文化集聚的合力，造就了“星羅棋佈的小型經濟文化中心”。
實踐證明，小型經濟文化中心對增強村域發展動力和提升自我發展能力、溝通城鄉經濟、傳播城市文明、縮小工農和城鄉差別、促進城鄉一體化等意義重大。它開闢了鄉村工業化、城鎮化的新途徑，對農業大國的工業化和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有重要的借鑑意義和推廣價值。
參考文獻：
1．（美）明恩溥著，陳午晴，唐軍譯：《中國鄉村生活》，中華書局，2006年。
[1] Write by Arthur H. Smith, Translated by Chen wuqin, Tangjun. ed. 2006. Village life in China, ShangHai: Chinese Press.
2．程必定：《區域和區域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安徽財經學院學報》1989年第3期。
[2] Chen, Biding.“Quyu he Quyu Jingjixue de Yanjiu Duixiang(the study object of Reg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in Anhui, 89(3).
3．（美）丹尼爾.哈里森.葛學溥著，周大鳴譯：《華南的鄉村生活：廣東鳳凰村的家族主義社會學研究》，知識產權出版社，2006年。
[3] Write by Daniel Harrison Kulp, Translated by Zhou Daming. ed. 2006.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 Volume I. Phenix village, Kwantung, China. Beij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ess.
4．費孝通：《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商務印書館，2001年。
[4] Fei, Xiaotong, ed. 2001. 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Beijing: Chinese Social Science Press.
5．陸學藝：《內發的村莊：行仁村》，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5] Lu Xueyi. ed. 2001. Neifa de Cunzhuang: Xingren Cun(Spontaneous Village : Xingren villey), Beijing: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ress.
6．秦尊文，王景新：《當代中國所有制變革》，人民出版社，1996年。
[6] Qin, Zunwen, Jingxin Wang, ed. 1996. Dangdai Zhongguo Suoyouzhi Biange (Chinese Ownership Transformation at Present). Beijing: People ' s Press.
7．王景新：《農村改革與長江三角洲村域經濟轉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
[7] Wang, Jingxin, ed. 2009. Nongcun Gaige yu Changjiang Sanjiaozhou Cunyu Jingji Zhuanxing (Rural Reform and the Rur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yangtze river delta). Beijing: Chinese Social Science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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