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匈长期大规模战争使得匈奴损失巨大。史载，匈奴“人民畜产死十六七”，经济受挫，部族生活困苦，丧失大片优质草场，被迫居于漠北苦寒之地。
失河西走廊后，匈奴民间流传着歌谣：“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征和四年（前 89 年），匈奴遭大风雪之灾，致使“匈奴大虚弱，诸国羁縻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属部纷纷离散与瓦解，“西域城郭共击匈奴”，匈奴出现统治危机。
始元二年（前 85 年），匈奴统治阶层发生一场争夺单于位的内乱事件。在此危机状况下，匈奴开始主动向汉示好。
始元五年（前 82 年），匈奴归还汉使苏武、马宏等人，与汉通善意。
五凤元年（前 57 年），匈奴陷入五单于争立的内乱当中，最终形成呼韩邪部与郅支部对峙分裂的局面。为获得汉朝支持，呼韩邪单于听从左秩伊訾王“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之议，南下附汉。
而郅支单于亦主动联系汉朝，请和亲、开关市。双方均于宣帝甘露元年（前 53 年）遣子入侍于汉：“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郅支单于亦遣子右大将驹于利入侍”。
统治危机的不断出现，说明了匈奴的迅速衰落，这是匈奴不断向汉示好的根本原因，故而形成这一时期汉匈和平相处的局面。
至迟在武帝末，汉已调整对匈奴政策。
始元六年（前 81 年）的盐铁会议，着重讨论了武帝时期的对匈政策，为之后西汉对匈奴实施以羁縻为主的政策作了理论准备。
武帝之后，匈奴天灾人祸不断，部族分裂，不断向汉请和示好。史载，匈奴“欲以渐致和亲”，西汉“亦羁縻之”，变武帝“征伐为主，安抚为辅”为“安抚为主，征伐为辅”的羁縻方针来处理汉匈关系。
昭帝时，汉并未趁机对内乱不断的匈奴发动军事进攻，匈奴亦送还苏武等汉使，双方出现和解态势。
宣帝时，汉对匈奴实行“推亡固存，信威北夷”的民族政策，进行武力威慑与政治施压。
本始二年（前 72 年），汉发兵十六万与乌孙联合进攻匈奴。此战俘虏匈奴大批贵族阶层及民众达三万九千人，同时又获取大量马、牛、驴、骡、槖驼等，大大震慑了匈奴。
五凤元年(前 57 年)，匈奴发生五单于争立事件，宣帝“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极大改善了汉匈关系。
甘露二年(前 52 年)，呼韩邪单于来朝觐见。宣帝不仅待他以“不臣之礼”，而且在其来时路上令数万人夹道欢迎，又派骑兵万余人护送其返回。后呼韩邪单于几次来朝，宣帝对其都礼遇有加，赏赐之物一次比一次多。
这种开明的民族政策使得呼韩邪单于归附之心更加坚定。而对于匈奴郅支部，汉虽未应其和亲之请，然亦与之通关市。对其来朝进献之礼，汉亦稍加赏赐，与之相当。
班固就宣帝时的一系列对匈政策曾高度评价：“兵家之策，惟在不战。营平皤皤，立功立论。以否济可，上喻其信。”
初元元年（前 48年），匈奴呼韩邪部民众经济生活陷入困境，元帝“诏云中、五原郡传榖两万斛以给焉”，以援助匈奴。后呼韩邪单于请和亲，汉遣昭君出塞往结和亲，此次和亲完全建立在双方友好和平的基础之上。
这一时期，西汉减少对匈战争，转而以强大军事力量震慑匈奴，对匈奴采取双重战略：军事打击匈奴郅支部，对呼韩邪部则不断给予军事支持与经济援助，终使匈奴彻底分裂，势力大为削弱，无法再与西汉抗衡，汉匈边境得以安定，双方开始和平共处。
汉匈频繁战争给两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人民渴望和平，这是西汉中后期汉匈双方进入和平共处阶段的根本动力。
武帝之后，汉匈关系出现巨变：由敌对状态逐渐转为和平共处。
汉匈战争在使两族人民深受其难的同时，也令双方统治阶层俱感疲惫。武帝晚年罢屯田令，并下罪己诏；而匈奴又频频示好于汉，请和亲，开关市，甚至出现内附现象。
此时的汉匈双方，上至统治阶层，下至人民大众，皆向往和平安定。这有利于汉匈和平局面的出现，而双方政策调整更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局面的到来。
始元五年（前 82 年），昭帝罢儋耳与真番两郡，西汉对外政策开始收缩。宣帝时，汉匈关系发生巨变，西汉接受呼韩邪单于的内附称臣，武帝以来汉对匈奴征服性战争收到成效，即“武帝之功，至宣、元而收”。
而“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双方开始进入和平共处时期。汉匈边境“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
元帝时，汉匈和平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公元前 33 年，呼韩邪单于向汉请和亲：“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欣然应允，“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汉匈再次和亲。
与以往和亲不同的是，此次和亲是和而又亲，它不再是汉匈政权间的一种单纯外交政策，而是双方一种民族友好政策。
这从双方对昭君出塞的重视情况中可见一斑，如呼韩邪单于号昭君为“宁胡阏氏”。
1954 年出土于内蒙古包头市属西汉后期的陶片瓦当上刻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祝词，更反映了汉匈间真正意义上的和平相处。
閱讀更多 苔花如米小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