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鑑的話
剛剛被歐盟開出天價反壟斷罰單的谷歌，近日“後院也失火了”。攤上美國國內的“學術獻金”醜聞，谷歌再次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
《華爾街日報》報道稱，谷歌運行著一個鮮為人知的學界滲透計劃：通過資助哈佛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高校教授的研究項目來影響輿論以及公共政策制定，為其市場主導地位所面臨的監管挑戰辯護。過去10年來，谷歌出資5000美元至40萬美元不等的“好處費”，資助了數百篇研究論文。
《華爾街日報》報道谷歌“學術現金”醜聞的截圖。
“不作惡”的谷歌與教授們的“金錢交易”
谷歌曾經因諷刺微軟而把“不作惡”作為企業信條，讓自己爬上了“道德制高點”。不過，對於谷歌這樣級別的“獨角獸”來說，通過對政策制定施加有利於自身的影響，已經成為其繼續擴張必然的選擇。
反對谷歌的維權組織美國“問責運動”近期公佈的報告顯示，谷歌撥款資助了329篇發表於2005至2017年的公共政策研究論文。其中一半以上屬於直接資助，其餘由谷歌支持的組織或機構間接資助。論文作者來自美國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英國牛津大學及德國柏林經濟學院等全球一流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
該報告中還稱，在過去的10年中，谷歌一直資助某些特定學術論文的研究和發表。這些論文普遍支持谷歌的商業利益，反對諸如反壟斷和反盜版等監管上對谷歌的挑戰。“監管者有必要知道，他們依賴的所謂獨立的司法和學術著作其實都是谷歌給的。”“問責運動”組織執行董事達尼埃爾·史蒂文說，谷歌試圖通過自身實力“影響每個層面的政策制定者”。
面對報告的質疑，谷歌依然“傲慢”，堅稱該報告是“高度誤導的”，因為它包括任何資金組織所支持的任何工作。不僅如此，谷歌還嗆聲道：“問責運動”組織不肯透露自己的財務支持者，卻言必稱問責制和透明度，這實在是有點諷刺。
更有甚者，谷歌還進行了“私人訂製”，通過“釣魚”的方式，懸賞為其代言的教授。2010年，谷歌聘用當時在普林斯頓大學擔任法律與技術研究員的德文·德賽為谷歌物色論文“寫手”，這項工作花掉谷歌207萬美元。
但是，也並非所有的學者都願意接受谷歌的資助。谷歌曾有意支持美國密歇根大學法律教授達尼埃爾·克蘭關於反對監管互聯網搜索引擎的研究，卻被克蘭拒絕了。克蘭說：“錢是好事，但會干擾學術研究的客觀性。”克蘭還表示，如果他閱讀到一篇學術論文，論文披露與某機構存在利益關係，而該機構與研究結果有關聯，那麼他會對該研究持懷疑態度。
在回覆科技新聞新媒體Tech Crunch的進一步追問時，谷歌再次顯示出“犀利的一面”，自制了一張時下非常流行的GIF動圖，這張動圖中充滿學術界對此事或褒或貶的評論。Tech Crunch分析稱，這代表谷歌只是希望這件事趕緊過去。
Tech Crunch報道截圖。
從未有一家公司像谷歌這樣對學術界有如此大影響
歐盟委員會6月27日宣佈對谷歌罰款24.2億歐元（1美元約合0.88歐元），以處罰其違反歐盟競爭監管規定的行為。圖為歐盟委員會負責競爭事務的委員瑪格麗特·韋斯塔格在新聞發佈會上發言。新華社發
通過向有利於本公司的學術研究提供資金，從而支持公司在華盛頓的遊說活動，包括谷歌在內的硅谷巨無霸們已經是“老司機”了。這一“玩法”，由於已經避開了華盛頓監管環境的約束，企業的遊說活動越來越難以發現。但是，恐怕從來沒有一家公司像谷歌這樣，對學術界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一名前谷歌員工和一位前谷歌遊說人員向《華爾街日報》爆料稱，有那麼幾年，谷歌在華盛頓的管理人士會擬好學術論文的“願望清單”，其中包括每篇擬定論文的暫定題目、摘要和預算，然後尋找願意寫論文的作者。也就是說，谷歌實際上在對論文進行“招標”。而花在這項計劃上的資金只有區區幾百萬美元，對這家搜索和廣告巨頭來說只是九牛一毛。
這些資助帶來的政策影響力有時可以“扭轉乾坤”。2012年9月，聯邦貿易委員會已接近就是否起訴谷歌違反競爭法作出決定，起訴的具體內容包括谷歌在搜索結果中偏向自己的購物和旅行服務。當時，谷歌的代理律師事務所威爾森·桑西尼給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寫了一封八頁長的信函，為谷歌辯護，並附上了谷歌資助的研究論文來支持自己的觀點。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最終裁定，谷歌在搜索排名中突出顯示自己的服務，並未違背反壟斷或反競爭法，這直接鞏固了谷歌在互聯網的主導地位。
更早些的2010年，谷歌向多名研究人員提供了40萬美元經費。當時的斯坦福大學研究員瑞安·卡洛就是其中之一。這些學者研究的課題是如何改善用戶的網絡隱私問題。谷歌和其他一些科技公司收集個人信息，其中包括一些用戶不願意分享的數據。通常，這些公司會在隱私條款中告知用戶哪些信息會被收集，而且通常會徵得用戶同意才保留這些信息。但一些隱私權倡導者認為，這些條款又長又難懂，很少有人會讀，他們希望推出法規限制個人數據的使用。卡洛在後來發表的論文中建議尋找更好的方式提醒消費者可能暴露個人數據的問題，而不是屈從於壓力，將放棄隱私條款作為監管策略。目前在華盛頓大學擔任教授的卡洛表示，為了確保準確性，與所涉及公司討論研究內容的做法很常見。不過，他同時也表示，谷歌管理人士會選取與他們本身觀點存在共鳴的研究，然後擴大這一研究的影響力。
對於谷歌“滲透”學術界的行為，很多人持不同意見。加州大學哈斯汀法學院的羅賓·費爾德曼去年在哈佛大學法學刊物中一篇合著的文章裡表示，這種公司資助行為可能會產生這樣的印象，即學術界人士是遊說人員而非學者。
高科技企業成為終極政治局內人
谷歌“學術獻金”醜聞諷刺漫畫。網絡圖片
“我們還能阻擋大型高科技公司嗎？”在谷歌“學術獻金”醜聞和亞馬遜併購全食超市之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問這個問題。而曾經傳統企業占主導地位的遊說界，不知不覺中也漸漸成為“硅谷”的領地。這些公司具有令人豔羨的盈利能力，它們能夠拿出鉅額資金、並施展強大的軟實力，力求避免監管機構作出不利於自己的裁決。
根據政治回應中心的數據，互聯網和電子行業用於遊說聯邦政府的資金在2015年合計達到創紀錄的1.81億美元，在2016年也有1.785億美元，這讓它們成為第二大企業遊說團體，僅次於大型製藥企業。按單個企業投入的遊說資金計算，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排名全美第十。
谷歌公司網頁畫面。新華社發
此外，高科技企業之間也會“互相攻擊”。比如，微軟向哈佛商學院教授本·埃爾德曼提供了資金，後者是有關谷歌濫用市場主導地位報告的作者。與谷歌存在專利糾紛的芯片製造商高通公司也向支持己方的學術報告提供了資金。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則向各種針對谷歌的報告進行了資助。而“問責運動”組織的背後金主就包括甲骨文公司。
谷歌的華盛頓辦公室主要負責公共政策，佔地超過5100平方米，面積甚至接近白宮辦公用地大小。研究機構Statista的最新數據統計顯示，谷歌遊說活動投入單季度高峰在2015年第一季度，高達547萬美元，在2017年第一季度，儘管有所下降，但也達到了352萬美元，這一數字遠遠高於其他高科技企業。2016年全年，谷歌的遊說活動投入達到了1543萬美元。
如此財大氣粗，自然能招募到頂級的遊說人士。目前谷歌華盛頓辦公室的負責人是其公共政策和政府關係副總裁蘇珊·莫里納利，她曾經連續三屆出任紐約州的聯邦眾議員，與前紐約市長魯道夫·朱利安尼關係密切。
不僅如此，谷歌以及其他高科技公司在華盛頓和行業之間也有它們自己的“旋轉門”。比如，前谷歌公共政策總監阿蘭·戴維森目前在美國商務部擔任數字經濟總監。《紐約時報》2016年的調查還發現，美國75家主要智庫的數十位研究專家同時註冊作為遊說人員，一邊在監管爭端和訴訟中擔任外部顧問或是仲裁員，另一邊卻以各種諮詢名義從大企業收取不菲的費用。一些智庫還為遊說者、前政府官員以及企業諮詢顧問提供了非正式研究員的職位。這些人並不需要披露自己的主要收入來源。
種種的“技巧”和“秘密”，使得人們很難確切地知道科技公司如何推動立法議程，以及它們從哪裡著手。在一份最新的衡量企業政治責任透明度的CPA—Zicklin指數中，在滿分為100%的情況下，谷歌母公司得分僅為52.9%。
《華爾街日報》早前的一篇報道就曾指出，大型科技公司越發明顯地成為了網絡力量的自然壟斷者，而消費者自身日益對此類企業的行事方式感到不安，這些擁有大量知識產權的公司從消費者創造的數據中獲得越來越多的財富。與此同時，這些企業繳納的稅率低於平均水平，而且創造的就業崗位也遠少於過去的企業巨頭。從這個角度看，它們的商業模式非常像是“尋租行為”。該報道分析稱，這些科技公司不再是新貴，而是終極的政治局內人。
2015年8月，已經被人整理出“作惡簡史”的Google宣佈重組，成立Alphabet總公司，將業務進行拆分獨立。同時，也將自己的企業信條更改為“做正確的事情”。不過，當谷歌重蹈自己嘲諷對象微軟的覆轍的時候，再光鮮的口號也變得蒼白無力；當谷歌和其他傳統企業一樣投入重金有意收買教授、遊說政府時，谷歌也該從“道德的神壇”上墜落下來，接受法律的審判和市場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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