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公布的2018年5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数据，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减少、少增、多减”字样占据绝对主导：5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比上年同期减少3023亿元。其中，当月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同比少增384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减少228亿元；委托贷款减少1570亿元，信托贷款减少904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1741亿元；企业债券融资净减少434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同比减少20亿元。
正是这样的“减少、少增、多减”等一系列“减量数据”的作用，整个5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只有7608亿元，不仅远远低于1.3万亿元的预期值，更较上月的1.56万亿元，环比减少51%或7992亿元。如此巨大的跌幅让市场各路专家大跌眼镜，于是，中国资本稀缺的问题再度升温，企业融资更难、更贵的问题再度升温。
什么原因导致社融规模增量如此急速跳水？从数据上看，当然是“非银行信贷”之外的其他融资渠道严重收窄所致；那什么原因导致银行之外融资渠道收窄？第一，监管加力之后，银行资金回归表内，以致其他渠道资金不断到期回归银行，量变到质变；第二，非银行渠道阻塞之后，依赖非银行渠道融资的企业断粮，借新还旧的滚动链条断裂，风险凸显，从而形成企业风险和融资难度之间的恶性循环，其结果必然是融资规模相应骤减；第三，央行“收长放短”导致企业短期借贷减少，银行存贷款期限错配和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减低，导致短端社融需求快速减少；第四，企业贷款平均成本上升22个基点，促使企业借贷行为更加谨慎。
尽管原因很多，但5月份社融数据给人直观的感受是：监管“节流”过猛，而货币政策“开源”却明显不足，而实际也恰恰如此，统计显示，5月份仅影子银行业务一项就萎缩了5200亿元。所以我们不禁要问：金融管理体制改革之后，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到底有没有配合？愿意配合？配合的密切程度有多高？如果配合非常密切，那为什么会出现监管“节流”过猛，货币“开源”不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尽管原因很多，但所有原因都在“可预期”范畴，那中央银行凭什么允许社融增量出现如此极致性萎缩状况，以致企业融资更难、更贵？这显然有悖于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央行一句解释的词语都没有，难道它们毫无“预期管理”欲望。纵容我们已经看到货币政策的一些积极变化，但毕竟时间太短，还不足给市场以明确预期，所以，此时此刻更需要央行代表金融全体管理者出面说话，以此体现稳定市场预期的职责和担当。为什么是央行？因为“金稳委办公室”就设在中央银行，那不只是权力，更应当是责任。
我们说，市场经济条件下，舆论决定预期，预期决定价格，价格决定资本流向，资本流向决定经济结构。这其间，预期管理是极其重要的环节，不懂预期管理就是不懂市场经济管理，就难以匹配经济管理者的地位。我们说，预期管理只有“动作”是不够的，必须同时“有心、有嘴”，用“心”去体会市场，去感悟实体经济的苦乐；用“嘴”去沟通，去解释，以便货币政策动作变得更加有效。我们说，不用心、不用嘴，往往会使政策动作过激——超调，这不仅事倍功半，而且会导致市场因过激理解而大起大落，这不是我们中国经济宏观管理的现实状况吗？
閱讀更多 鈕文新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