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袁崇焕传》：

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授邵武知县。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以边才自许。

天启二年正月，御史侯恂请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职方主事。无何，广宁师溃，廷议扼山海关，崇焕即单骑出阅关内外。部中失袁主事，讶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还朝，具言关上形势。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称其才，遂超擢佥事，监关外军，发帑金二十万，俾招募。

寻令赴前屯安置辽人之失业者，崇焕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在晋深倚重之，然崇焕薄在晋无远略，不尽遵其令。

十三山难民十余万，久困不能出。大学士孙承宗行边，崇焕请：“将五千人驻宁远，以壮十三山势，别遣骁将救之。宁远去山二百里，便则进据锦州，否则退守宁远，奈何委十万人置度外？”承宗谋于总督王象乾。象乾以关上军方丧气，议发插部护关者三千人往。承宗以为然，告在晋。在晋竟不能救，众遂没，脱归者仅六千人而已。及承宗驳重城议，集将吏谋所守。阎鸣泰主觉华，崇焕主宁远，在晋及张应吾、邢慎言持不可，承宗竟主崇焕议。已，承宗镇关门，益倚崇焕。崇焕内拊军民，外饬边备，劳绩大著。崇焕尝核虚伍,立斩一校。承宗怒曰：“监军可专杀耶？”崇焕顿首谢，其果于用法类此。

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崇焕欲藉是修故疆，持愈力。而朝鲜及文龙被兵，言官因谓和议所致。文龙既死，甫逾三月，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崇焕甫闻变即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然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帝颇闻之，不能无惑。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法司坐崇焕谋叛，三年八月。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

袁崇焕的死，不能简单的说死于离间计，这只是明朝时期，国内外波澜壮阔的斗争史中一朵小小的，又致命的浪花。

让我们从明朝建国说起吧。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九记载了一段朱元璋对元朝兴亡的看法。

“洪武三年十二月儒士严礼等上书言治道。上退朝，御西阁，因览礼所上书，谓侍臣曰：‘汝等知古今，达事变，且言元氏之得天下与所以失之之故。’或言世祖君贤臣忠以得之，后世君暗臣谀以失之；或言世祖能用贤而得之，后世不能用贤而失之；或言世祖好节俭而得之，后世尚奢侈而失之。 上曰：‘汝等所言，皆未得其要。夫元氏之有天下，固由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故也。今礼所言，不得隔越中书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

朱元璋已经十分深刻的认识到，蒙元之所以这么快亡国，是因为它的无政府统治，以及对资本的无约束状态。

于是，

朱元璋首先结束军事利益集团治国的制度，重新恢复文官体系，从而结束了蒙元时期的无政府状态；

其次，抑制和打击跨境贸易和走私贸易，并把帝国以贸易税收为主的财税体系，重新回归为以农业税为本；

第三，之前蒙元时期的老百姓太苦了，所以明太祖爱民心切，虽然征收农业税，但是税率很低，和宋朝相比，低的很多。

第四，给官僚体系降薪，在官员们看来，明朝的公务员工资，和宋朝比是比较低的。为此，明朝的公务员们，一直有怨言。

既不想苦农，实行低税率。又给公务员发低薪，还想让公务员们尽忠职守。为了激励下士大夫阶层，朝廷便规定，官绅不纳粮。这为后来明朝严重的土地兼并，埋下了伏笔。

低税率，导致国家财政困难，国家的开销一直很大，而财政不足，怎么办呢？政府便印钱买东西，很快就造成了明朝法定货币大明宝钞的信用崩溃。而因为财政一直紧巴巴的，让明朝的官员们一直嗜钱如命，视财如命的程度，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跟随朱元璋打下江山之后，没有能享福，反而过着清苦的日子，于是官僚集团渐渐的走到了皇帝和老百姓的对立面。

于是在官僚集团总头目胡惟庸的带领下，他们密谋造反，企图打倒朱元璋。

在胡惟庸案中，明太祖始终不肯相信，李善长会反他，会跟着胡惟庸那种人一起走。

结果事实表明，李善长不仅知道胡惟庸造反的事，而且还一直隐瞒着明太祖。手握帝国重兵的李善长，他默许了胡惟庸及其同党们的倒行逆施，也接受了胡惟庸许给他的事成之后的荣华富贵。

杀胡惟庸，太祖比较解恨。但是杀李善长，让他十分揪心和痛苦。

为什么从前一起打天下的人，为天下苍生谋幸福而并肩作战的人，会突然变得那么陌生呢？

一切都是因为钱。

官僚集团，之所以能在总头目胡惟庸的带领下，集结几万人，明太祖认为，根源在于宰相制度，在于宰相专权。

于是，太祖废除了相权，让官僚系统，直接向自己汇报，而不再是向宰相汇报。

去掉官僚系统的中枢，自己既做皇帝又做宰相，这样的改革，对于太祖这样极其勤政，精力极其旺盛的人来说，是可以撑下来的，换了其他人，就会比较难以胜任。

所以，后来朱棣进一步改革，改成了内阁制。

内阁制的本质，是对相权的弱化，但是又以内阁首辅的形式，恢复了一部分的宰相职能，让宰相轮流做，皇帝在看上面看着下面的官僚集团党争内斗，分化制衡官僚集团。

内阁制，为后来凶猛的党争，埋下了伏笔。

在刘伯温、李善长以及胡惟庸死后，官僚集团的内部制衡格局，也由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与刘伯温为首的浙东集团的两派相争，逐渐演化成了多派混战。

为了改变皇帝和官僚集团斗争中的不利局面，在杀掉胡惟庸逆贼集团之后，明太祖建立了锦衣卫，用来监察整个官僚系统。锦衣卫并不是太监，而是由皇帝的禁卫军所改组成的军事组织。

朱元璋针对官僚集团，一次都能杀掉上万人，这是什么性质？

这并不仅仅是反腐斗争，实际上是战争行为。

不过和改朝换代的战争不同，它是一个朝代框架下的，连绵不绝几百年的内部战争，皇权和资本的战争。

官僚集团里面，虽然也有皇帝嫡系的忠烈之臣，但是整个官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站在皇帝的对立面的。

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是皇帝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朱元璋要提倡官员和他自己一样艰苦朴素，要阻止官员鱼肉百姓。大多数官员则不想跟着朱元璋艰苦朴素，想过养尊处优、荣华富贵、高高在上的日子。

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明太祖诛杀胡惟庸及其同党，是这场矛盾激化后的第一次战争，这场战争以皇帝的胜利而告终。

朝廷与官僚集团，在朝堂上进行流血的战争，在经济领域不流血的战争，也在进行着。

因为明朝税率比较低，国家财政一直吃紧， 必须得开源，得能在低税率的前提下，赚钱补贴国家财政。

怎么才能赚钱呢？

朝廷和官僚集团，不约而同，他们同时把目光投向了大洋：控制全球贸易。

郑和下西洋真正的原因，就是为了建立海洋霸权，控制全球贸易，最终实现为国家赚钱的目的。

郑和所主导的巨型国企，对全球贸易的垄断，这严重的破坏了夷狄、国内资本家、和官僚集团的共同利益。

他们不甘心所以要反抗。

于是在这三股势力的合流之下，策动了一系列对华战争。

北边有鞑靼，南边有安南缅甸，东边有倭寇。

当年太祖挡了胡惟庸们的财路，所以他们联合起来，密谋造反推翻太祖。

现在，朱棣所建立的海上霸权，垄断了全球贸易，这更是严重的阻挡了他们的财路。

他们要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的，肢解这个巨无霸一样的超级国企。

机会终于到了，宣德帝驾崩，年幼的明英宗继位。

官僚集团欺负明英宗年幼不能理政，便勾结辅政太监，废止了大明帝国的船队，肢解了当时海洋上最大的海军舰队，肢解了帝国海上霸权，终结了大明帝国所控制的全球海上贸易，终结了帝国所主导的海上丝绸之路。

至此之后，中央帝国的海权开始旁落于夷狄之手。

国内的官僚集团，负责提供政治庇护，国内的资本家，负责进行出口，国外的夷狄，负责进行把中国的商品销售到世界各地。

在明宪宗时期，有人建议重新下西洋控制贸易赚钱，重新振兴三宝船队这个巨型国企。

官僚集团为了防止国有企业抢他们的走私生意，刘大夏还藏匿了宝船设计建造的图纸，航海地图，航海技术，以及一系列相关档案。

而这些图纸、地图、航海技术、海洋档案，以民间学术交流的名义，被官僚集团输出给了洋人。

（此图为明朝的坤舆万国全图）

肢解宝船船队，是明太祖诛杀胡惟庸以来，官僚集团与皇帝的战争，最大的一次胜利。

接下来，官僚集团要谋划的是：消灭帝国的陆上霸权。

为了消灭帝国的路上霸权，就要歼灭皇帝所直接控制的嫡系部队，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路上武装力量。

因为这支武装力量的存在，一方面，他控制了陆上丝绸之路，让资本家们无法和北方的夷狄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官僚集团总是担心，这支武装力量，早晚会南下，打击他们的海上走私贸易。

长城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为了军事防御，主要是为了控制贸易。

有了长城，就可以永远占据和夷狄贸易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具有绝对的商品定价权。

从这点看，修建长城并不是赔本的买卖，或者说，长期看，长城的修建成本，都摊销成了对夷狄所间接征收的商税。

北方夷狄，为什么总是要不顾一切的入关，为什么如此痛恨长城的存在？

因为只要越过了长城，他们就可以不再被征收高昂的商税。

表面上看，中国的朝贡体系，是厚往薄来，实际上并非如此。

因为一直厚往薄来下去，金银都必将有耗尽的一天。

为什么中国反而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金银了呢？秘密就在于对贸易的绝对控制权：给商品定价，压低夷狄的商品价格，抬高中国的商品价格。

如果夷狄不接受这个议价，否则就不开关互市；

不开关互市，夷狄的牛马羊就会被大雪冻死；

他们不买我们的粮食过冬，人也会饿死；

所以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不仅夷狄们痛恨长城，而且国内的资本家们，更痛恨长城。

开关互市，最大的获利者是朝廷。

不仅夷狄那边需要交税，国内做进出口贸易的资本家，也要交税。

资本家痛恨长城，怎么办呢？

他们就会用资本的力量，买通边军，买通地方政府官员，给他们提供走私通道。

北方的陆上走私贸易，越来越猖獗。为了打击这种走私贸易，明英宗便决定北伐。

如果再不打击这些严重的走私活动，那么长城就会形同虚设，朝廷的税收也会受到损失。

但是明英宗决定北伐，打击走私，并不仅仅损害蒙古人的利益，还会损害国内资本家的利益，损害官僚集团的利益，损害边军所代表的武将集团的利益。

于是，在战争的刚开始，他就一步步钻进了那个复合利益集团所设下的陷阱，更是让帝国的嫡系精锐毁于一旦。

官僚集团，先以错误的军事情报，把明英宗的嫡系军队，送到错误的战场，根本没有遇到也先的主力；

接着，官僚集团在后勤上，切断明军后勤补给，饿的饥肠辘辘的明军，实在没有力气行军，不得不撤军；

在撤军的路上，官僚集团再次给出错误的军事情报，让明英宗在土木堡这个绝地安营整顿。

对整个计划一清二楚的蒙古人，则事先切断了水源。又饿又渴又冷的明军，不要说能打仗了，能维持正常的生命体征就已经不错了。

皇帝的嫡系精锐部队，丧失殆尽。是明军打不过蒙古人吗？根本不是。

以当时双方的战斗力而言，在正常情况下，也先的那两万蒙古士兵，只不过是明军的点心。

而在土木堡之变，明军在交战之前，已经丧失了战斗能力，他们太饿了，太渴了，太冷了，太绝望了。

在土木堡之变的整个过程中，边军将士，对王师被困被歼，全程无动于衷。

土木堡之变之后，皇帝的嫡系部队被全歼，三大营全军覆没。

官僚集团，随即控制了军队。

巨型国企宝船船队被肢解，皇帝的嫡系精锐，在土木堡一役，被全歼。

明成祖的超级大手笔，几代人经营了上百年的海权陆权双霸权，一朝沦丧。

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和成祖好些，明英宗和明武宗稍微也还好些，其他的皇帝都没干什么好事。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明英宗之后，明朝的皇帝都被官僚集团架空了，沦为了受他们控制的傀儡。

嘉靖不上朝，万历不上朝，是他们不想上朝吗？并不是。是掌控一切的官僚集团不准皇帝参加会议而已。

土木堡之后，皇权幕落。官僚集团，几乎接管了一切。

他们控制了军队，控制了媒体和舆论。挟大义迫君子，挟百姓迫皇帝。

接下来，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让自己更富，让国家更穷，他们提出了：减税。

官僚集团，直接禁止了江南地区的商税，关税，茶税，等等税收，更禁止在交通要道设卡征税。

整个富得流油的苏杭地区，商税，每年只能收上来几十万两白银。

国税崩溃，商税，关税，农业税统统崩溃。

国家越来越穷，官僚集团和他们的白手套们越来越富裕。

越来越富的官僚集团，他们越来越无法无天。

不仅大肆侵吞国家税收，大肆腐败，在海上，他们还以海盗作为白手套，进行越来越失控的走私贸易。在北方，则以建州满族为白手套，进行陆上走私贸易。

万历皇帝发起了对官僚集团最后的反击，一方面，全方位打击走私，另一方面，启用张居正进行税制改革，试图重新掌控帝国财权。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是针对官僚集团的一次税改战争，打击白手套，打击隐蔽地税和政商挂靠。

这场战争，严重损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更损害了整个跨国资本复合利益共同体的利益：官僚集团，夷狄，资本家，搞军倒的边军武将集团。

一时间，帝国的边境，到处告急。万历皇帝，只得四处出征。

万历的反击，随着万历帝的去世，宣告不了了之，官僚集团卷土重来，再次掌握了全局。

万历并没有像他的祖先明太祖那样，面对官僚集团打出来一个全面的胜利。

在这场皇权对资本复合利益集团的反击过后，便是帝国末日的到来。

这场资本与皇权的战争，绵延几百年。

为什么明朝的官僚集团毫无气节可言？为什么官僚集团，没有人殉国，为什么没有人死节？为什么明朝的武将，会如此轻易的投降建奴，投降闯贼？他们怎么一点廉耻心都没有呢？

答案是，皇帝不仅不是资本复合集团的天，还是他们的敌人。

明朝推翻蒙元之后，为了制衡蒙古人，便扶植满人，去攻击蒙古人。

中央帝国，蒙古人，满人，这种三角关系的新变化，是满人崛起的根本原因。

土木堡之变之后，三角关系发生了逆转。

满人见中央帝国精锐丧失殆尽，蒙古人重振雄风，他们便偷偷的帮着蒙古人，去打明军。

建州女真和明朝互市，喜欢故意拿瘦弱生病的马讹明朝的钱和粮食，明朝也没有太计较。

后来，努尔哈赤的姥爷王杲，伤天害理的事做的越来越出格，他伙同努尔哈赤的舅舅古勒寨，到处抢劫，到处杀人。

明朝负责地方治安官员，过去请他喝茶，结果被努尔哈赤的姥爷剖腹杀死。

这下把明朝政府彻底激怒了，辽东总兵李成梁带领军队剿匪，把努尔哈赤的姥爷和舅舅，爷爷和父亲，全部歼灭，只有十几岁的努尔哈赤急中生智，抱着李成梁的马腿，嚎啕大哭。

李成梁一时心软，就没杀他。反而还收他做了养子，比对亲儿子还要好。

从那之后，李成梁教努尔哈赤学习汉文化，学习兵法打仗。还把他的姥爷舅舅爷爷爸爸的地盘，都给了他。

在李成梁的帮助下，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统一后的建州女真，开始发动对海西女真的部落兼并战争，在李成梁的帮助下，统一了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

满人崛起的三部曲，第一步是努尔哈赤获得李成梁支持，第二步是统一建州女真各部。第三步，是统一兼并海西女真。

建州女真失去了海西女真的牵制和制衡，辽东终于迎来了大患。

李成梁为什么要养虎为患，养寇自重呢？

这不过是为了和朝廷，和文官集团博弈，李成梁走的一步险棋。

在明朝早期，因为是征兵制，军户有军田，打仗吃自己的粮饷，根本不需要向百姓征税纳粮。

后来，因为明朝的税收倾斜，官绅不纳粮，地主们的土地，都挂靠在官员名下。

军田既要负担国防还要负担税赋，这样的规则不平等，让很多军户开始逃户，屯田制崩溃，征兵制也随之崩溃。

征兵制，就变成了募兵制。

募兵制，是朝廷发钱粮给军事统帅，统帅在招聘职业军人，组成军队打仗。这样一来，朝廷想再制衡军事集团，就十分的困难。

对于职业军人来说，谁给他们钱，他们就听谁的，军队渐渐的就变成了军官们的私兵。

为了要能招募更多的士兵，扩大自己的军阀割据地盘，那么就需要更多的粮食和钱。

怎么才能弄到更多的粮食和钱呢？那就需要创造和培养出来边患。

边患越严重，朝廷给的军饷越多，军饷越多，军官们招募的士兵越多。

士兵越多地盘就越大，地盘越大，那么捞的钱也就越多。

在这种大背景下，努尔哈赤，不仅不会死，而且还会被养的膘肥体壮。这便是养寇自重的逻辑。

明朝火器专家赵士祯上奏崇祯皇帝说一些将领“专以双粮厚赏，招养夷丁，驱我华人，为虏奴仆，辱我族类，馁我士气”。在朝鲜打的日本人落花流水的明军大将李如松，甚至死于汉奸军官李平胡之手。

赵士祯强烈的建议，“不如置我前据利器”，“丑类狼子野心，养之不惟贻患后日”。

后来李成梁果然遭到朝廷的罢免和弃用。

李成梁罢官后，努尔哈赤闹的越来越凶。一时间也没人拿他有办法。

有人提议，让李成梁复出去平辽东，可是，朝廷并没有再次启用李成梁。

崇祯改变了对满人的政策，方向转向了剿灭。

这时候，袁崇焕出现了。

袁崇焕开始频繁的上书崇祯皇帝，说只要给他钱和粮，五年他就可以平辽。

袁崇焕征服了崇祯，开始上演和李成梁同样的套路。

但是，李成梁养寇自重，是为了能够手里有筹码和朝廷讨价还价，不至于被废掉。

李成梁好歹还擅长打仗，鲜有败绩，而袁崇焕，根本就不懂怎么打仗。

拿到朝廷的钱粮之后，袁崇焕便偷偷的和皇太极做贸易，还杀掉了大将毛文龙，为满人去掉了心腹大患。

这让本来就已经水穷水尽的朝廷，开支越来越大。

袁崇焕要更多的钱粮，那么这些负担就摊派到了农民头上，辽饷加急，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引发了李自成起义。

一面是皇太极征服了蒙古各部，一面是国内农民起义，崇祯杀掉袁崇焕后，祖大寿为代表的明军将领，很多人开始纷纷投降满人。

为什么要投降满人？因为满人有钱。

满人的钱哪里来的？因为明朝的那些军官们，和满人私自做贸易养肥的。

朝廷给军队钱；

军队给满人钱，让满人闹，再以各种名义，跟朝廷要更多的钱；

满人再用钱，收买明朝军队，让他们投降满人。

这是一个死循环的利益链。

到了这个时候，帝国的国家安全，面临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军事同盟：日本，蒙古，满人，明朝武官叛将，流民军。

他们全都联合起来，向帝国发起一次次打击。

明朝就此灭亡。

采编自白云先生《被资本击沉的大明王朝》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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