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家大院》劇照（資料圖）。
作家朱秀海近照。
第一次見到朱秀海老師，是在2016年，那是《喬家大院》第二部開拍的日子。當年的他已因《喬家大院》第一部躋身國內一線編劇行列，觀眾們更翹首期盼第二部開拍。
如今，《喬家大院》第二部《誠忠堂》即將在央視播出。6月14日、15日，朱秀海老師這位喬家大院的“老朋友”，帶著小說《喬家大院》第二部再度來到祁縣，與讀者分別在喬家大院和晉中市圖書館暢聊，在感懷晉中文脈的同時，也感慨歲月流轉。
當然，更多的話題，還是跟《喬家大院》第二部的創作有關，跟晉商有關。
還有比在喬家大院說喬家更膽大的事嗎？
山西晚報：您剛才在發言中說了，喬家大院就像您的“家”，那麼歡迎您回家。
朱秀海：謝謝。這十多年來，跟晉中有緣，跟祁縣有緣。我真的很感慨，這裡是中國文化的寶地，可以說是真正的物華天寶、人傑地靈。晉中這片土地上，出了很多文化巨人，比如王維、溫庭筠等。我常跟大家說，晉中不僅盛產晉商，還盛產文化名人。對於很多文化從業者來說，能到晉中走一趟，那真是福氣。
山西晚報：您是因什麼機緣走進晉中，走進喬家大院的呢？
山西晚報：現在很多人都視您為晉商“代言人”了。
山西晚報：還記得第一次走進喬家大院時的感受嗎？
朱秀海：震驚。在中國數千年來的發展史中，我們的生存方式，或者說叫做生存和發展的道路，一直都是重農抑商，士農工商，商是四民之末，在許多時代都是嚴厲排斥商業活動和商人的，商人的地位不高。山西和全國許多地方一樣，土地稀缺，很難想象這裡的商人居然能建起一座座像喬家大院這樣的大院，它的每一個細節都讓人看到了“財富”。在這個過程中，我還了解了很多喬家人的故事，比如喬致庸，每逢過年時節，他總是讓人趕著一輛載滿豬肉和白麵的馬車，在村子裡走，看到過不了年的窮人，就把肉和麵放在人家大門口，讓人家過年。還有，當時晉商開闢的一條茶路，都能養活十幾萬人。我們是讀書人，對我們這個民族僅僅依靠土地生存的歷史是瞭解的，一旦土地不能養活增長的人口，天下就要大亂。山西也是個土地不夠用的地方，但晉商卻用自己不同於農耕的方式解決了自己和很多人的生存問題，這讓我由好奇而轉向思考，中華民族是不是除了農耕之外還有另外一條生存之路。正是本著這種思考，我開始了兩部《喬家大院》的創作。
兩部作品解答不同問題
山西晚報：很多人都說《喬家大院》體現了中國商人的天下情懷，現在第二部也出版了，那麼時隔十多年，您如何看待這樣的觀點？
朱秀海：我同意這種觀點。說到天下，都會覺得這是廟堂的事，跟商人沒有關係，其實不然。自古至今，我們知道中國人生活得並不容易。如果我們讀《史記》，讀《資治通鑑》，就會發現一個規律，也是中國歷史中一個極為難堪的現實，那就是一旦人口總數越過土地可承受的紅線，就會發生動亂、發生戰爭和王朝更替。中國是有人口土地紅線的，西漢時人均要有12畝土地才能活下去，到了隋唐是8畝，到了明清是4畝，一旦低於這個數字，就會有戰亂，王朝就會更替，而每次動亂就會消滅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人口。
山西晚報：您寫第一部《喬家大院》就是要揭露這個現實？
朱秀海：這不是揭露，這就是事實，因為到了喬家大院，到了晉中，你會發現在這樣一個重農抑商的國度下，竟然有這麼一幫人，通過經商能積累如此多的財富，而且還能去接濟窮人，這很讓人震撼。據記載，當時在喬家跑街的有一釐頂身股的夥計，一年能拿到120兩銀子，而清朝的縣令，一年的俸祿才45兩銀子。當時喬家的東家和掌櫃，看到誰家的孩子長到14歲，家計艱難，就去問他們願不願意去學做生意，就都帶出山西，到各地經商，這一個人出動經商，哪怕只做一個一釐股的夥計，也能養活全家。所以山西的商人在農耕時代下，不完全依賴土地生存，在他們富裕的同時，還能兼顧其他民眾，他們找到了中國人生存下去的另外一條路，這是非常值得欽佩的事情，是很偉大的事，是值得太多中國人反思的事情。
山西晚報：那麼第二部，您想表達的是什麼？
朱秀海：我是最不提倡寫第二部的作家，但是從當初第一部播出到現在，這麼多年過來，我也沒想到《喬家大院》的影響會這麼大，這麼久。有一次去井岡山開會，一位在山裡唱山歌的大姐聽說寫《喬家大院》的作家也在這裡，就專門問我：“什麼時候寫第二部？”十多年來，我走到哪裡都能聽到兩個問題，“喬致庸晚年積攢那麼多銀子哪去了？”“喬家的後人哪裡去了？”時任喬家大院民俗博物館館長的王正前先生，十多年來始終在鼓勵我寫第二部，祁縣縣委縣政府的領導，更是為了第二部多次赴北京和我面談。他們這麼做，不僅僅是為了繼續祁縣因《喬家大院》帶來的旅遊效應，同時讓我感受到這個寫作主題對於今日中國的關注。
山西晚報：大家都知道，晉商最後沒落了，那麼您是以什麼精神為主幹續寫喬家後人的故事呢？
朱秀海：晉商是沒落了，但是他們留下了很多的財富，首先是精神財富。我也是在為第二部的創作進行的採訪中偶然知道，喬致庸的孫子喬映霞先生居然是最早的中國同盟會會員，他的人生目標就是“以商救國”。我當時很奇怪，喬家當年其實和朝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朝廷倒了，對喬家有什麼好處？但喬映霞明白，自己的祖父用盡一生救國救民，最後國家仍然要崩潰，不推翻清王朝，國家崩潰，中華淪亡，喬家也要完，所以他那麼早加入同盟會不僅僅為了救國，也為了救喬家。在當時那個年代，像喬映霞這樣有著先進思想的商人都明白，商運興就是國運興，商運衰就是國運衰。那個年代，商人們首先是被搜刮的對象，而不是像喬映霞最早想象的那樣革命成功了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在他們看來都是不平等的商約。他們遭遇到的是一個非常不適合經濟發展的時代，是一個令他們絕望的時代。
但晉商的代表人物在這一時期內，仍然承擔了自己的天下責任。我一直想在第二部中解答的這個問題——“晉商的銀子哪裡去了？”——它的答案就在這樣的天下情懷中，就在他們在這一時代所做的那些事情中。這個時代逼迫商人參與到反抗新皇帝復辟的革命中，而他們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中原大戰期間，閻錫山為了搜刮晉商的銀子，出臺了用25元舊幣換1元新幣的方法，但是喬映霞做出了一個幾乎算是瘋狂的決定，就在兌換日期到達之前，把自己的銀子一比一地換回了老百姓的舊鈔，讓財富迴歸民間。從推動歷史前進的角度看，這就是他這一代晉商的天下情懷。
山西晚報：那麼第一部和第二部有什麼共同的地方嗎？
朱秀海：相同的地方就是我一直想表達的主題，在農耕社會之外，中國人早就發現了另外一條生存下去的道路，這就是走商品經濟的道路。而40年的改革開放，我們走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使我們中華民族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說明像喬映霞這樣一批晉商當年的思考和判斷是正確的。我們現在有13億多人口，人均土地只有1.3畝，但沒有發生戰爭和動亂，就得益於我們走上了喬映霞們當年夢想的道路。
讀書，是一輩子最寶貴的財富
山西晚報：您是怎麼走上文學創作這條道路的？
朱秀海：我當作家，其實最初是部隊安排的。最開始我在河南當兵，後來因為會寫點東西，當了新聞幹事，1977年恢復高考，我特別想去考大學。記得當時我們團住在龍門石窟，看著考古的先生們在石窟裡做研究，特別羨慕，所以特別想去讀國內任何一所大學裡的考古專業。可是當年考大學部隊只讓士兵參加，幹部不能參加。當時年輕，跟領導慪氣，寫了兩部小說，結果都給《解放軍文藝》刊發了出來，還沒明白怎麼回事呢，就被調到了軍區創作室，做了專業作家，很快一篇報告文學又得了全國獎。這在當時是件很了不起的事，不想當作家也不能了，我就這樣當上了作家。可是當了專業作家以後，才發現不容易，首先必須讀很多很多的書。讀書，是一輩子最寶貴的財富。
山西晚報：您的經歷看似偶然，又似必然，正值高考結束，很多學子的命運或許會發生一些改變，作為成功者，您對這些年輕人有什麼建議？
朱秀海：讀書。有一副名聯我很喜歡：“世間數百年舊家無非積德，天下第一等好事還是讀書。”一旦考上了大學，就有時間在學習專業之外大量讀書，讀各種各樣的書。我是31歲因為中國作家協會辦了中國的第一個作家班才上了大學，選修了許多好像和我的職業風馬牛不相及的課程。記得我當時還選修了一門叫做《中國歷史地理》的課程，它對於我後來寫《喬家大院》“貨通天下匯通天下”很有幫助。這麼多年來，我最大的愛好就是讀閒書，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讀盡天下閒書》。
山西晚報：說了這麼多，很想問您，今後還會寫一些跟山西相關的著作嗎？
朱秀海：我已經給山西陸續寫了四部戲了。不久前我們在一家大學裡跟同學做分享，有位女生開口就說：“朱老師，我不是代表我自己，我是代表我爸爸媽媽來的，他們特別想知道有沒有《喬家大院》第三部？”當時我就說，有沒有《喬3》就看大家喜不喜歡《喬2》，如果大家喜歡，我就寫。
朱秀海
1954年8月26日出生於河南省鹿邑縣，當代作家，編劇，海軍政治部創作室主任，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軍事文學委員會委員，中國筆會中心會員。中國作協第九屆全委會委員。
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 《痴情》《穿越死亡》《波濤洶湧》《音樂會》，長篇電視連續劇《喬家大院》《天地民心》《波濤洶湧》《軍歌嘹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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