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23日，俄羅斯著名流亡寡頭別列佐夫斯基客死他鄉。從普通的數學家出身，到權傾一時成為
“克里姆林宮教父”，再到流亡英國成為“普京的頭號敵人”，這位被認為開啟了俄羅斯寡頭政治時代的梟雄一生可謂大起大落。別列佐夫斯基的命運也是俄舊式寡頭的一個縮影，當年葉利欽時代赫赫有名的“七寡頭”如今有人流落他鄉、有人鋃鐺入獄、有人散盡家財，也有人審時度勢低調度日。
他們身上揹負的罪與罰、功與過，成為一個時代的縮影，也見證了俄羅斯近二十年來政治經濟的變遷。
寡頭的萌芽時代
不同於歐美經歷了十八世紀產業革命的老牌財團，也不同於日本明治維新後發展起來的“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財團，俄羅斯的寡頭是國家制度變遷中產生的獨特的社會經濟現象。
很多傳統財團，往往需要幾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積累才能形成，而俄羅斯的寡頭幾乎是在不到十年 的時間裡從無到有、拔地而起，那是一個充滿著機會與荒謬的難以複製的時代。
上世紀七十年代，蘇聯經濟的發展開始進入了停滯期，斯大林所創造的中央強力指令性的“計劃經濟模式”開始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弊端。
在這種模式下，工業生產的數量、種類、價格都要聽從上級部門的安排，致使下級企業喪失主動性，對產品的質量和消費者的需求都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供需關係嚴重失衡。
而這種僵硬而不切實際的計劃指令也往往讓一些生產企業吃虧，致使企業負責人對上級領導的命令進行消極抵抗，並開始利用官方供給的原材料來幹私活。
單位領導往往通過虛報原料用量和大量報損來獲得原材料，隨後暗自生產市面上的緊俏產品來為自己及工廠謀取福利，一部分寡頭就是這樣完成了原始積累。
到了八十年代中後期，蘇聯經濟進一步惡化，官方指令的權威性開始下降，全國的物資調配出現了混亂。
很多工廠都無法得到足夠的原材料和半成品來進行生產，致使工廠無法運行。
為了求得生存，企業紛紛繞過官方，自行獲得生產資料。
在這個過程中，一些頭腦靈活的人發現了商機，憑藉著特權和人脈，這些人開始從事倒買倒賣活動，利用同種商品在不同地方的差價來謀取暴利。
除了工業生產部門之外，一些政府官員也利用手中的權力開始為自己謀取利益。
一些人甚至通過蘇聯在東德方面的駐軍有組織成規模的將西方生產的家用電器、高級轎車等緊俏商品走私入境。
本是防備北約入侵的軍隊竟成了非法走私活動的保護傘。
一時間，“軍隊一律要經商”成了駐外蘇軍“只可意會 不可言傳”的共識。
這些高級官員和投機者，成為了寡頭的第二類組成部分。
1988年，“蘇聯國營企業法”、“租賃法”和“合作社法”的通過更是為經濟官僚開了綠燈，為國家財產的佔有權集中到各企業廠長手裡打下了基礎。
蘇聯解體後，新成立的俄羅斯政府繼續沿襲之前的開放政策。以葉利欽為中心的新政府甚至採取了極為激進的
休克療法來進行國有企業改革，希望俄羅斯就此一步跨入資本主義社會，擺脫之前計劃經濟時代的弊病。公正地講，當時的俄羅斯政府的出發點是好的，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20世紀80年代中期由美國經濟學家傑弗裡·薩克斯提出的休克療法曾在玻利維亞取得了良好的成果，而且在同為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波蘭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可是，休克療法到了俄羅斯就變了味，極速改革之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動盪。
最直接的體現，就是盧布出現巨幅貶值，不少人在銀行存了一輩子的積蓄瞬間化為烏有。
ku cha一聲就掉下來了
而極少數人抓住機會，通過關係從國家銀行裡移出大筆資金進行盧布和美元之間的匯率投機，空手套白狼般獲得了鉅額利潤。
把國家收入囊中
不過在整個俄羅斯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國企的私有化運動才是最對俄羅斯經濟產生深遠負面影響的，至今仍貽害無窮。
1992年，葉利欽的改革團隊決定立即把全國的資產以1.48億份支票和憑單的形式分割。
憑單印製十分精美，看起來像貨幣，上面蝕刻著坐落在莫斯科河旁的俄羅斯白宮，當時議會在裡面辦公。
此憑單被人們稱為“私有化支票”，每張憑單面值1萬盧布，花25盧布（當時約合十美分）即可在當地銀行提取。
它們可以用來兌換公司的個人股，以共同基金的形式存在銀行或直接賣掉，或者交換。
具有平民主義思想色彩的大眾私有化所導致的結果離其初衷甚遠，由於不顧本國國情和現實，實施的結果因正常秩序被毀而導向了更大的不公平。
特別是“證券私有化”並沒有“形成作為市場關係基礎的廣大的私有者階層”，反倒成了官僚資產階級通過大量低價收購居民手中的私有化證券，將國有資產變成私人財產的一種手段。
對於剛剛從共產主義社會中逃離的群眾來說，要認識到這種票據的作用還是很困難的。
而極少數人卻看到了商機，他們通過關係從國家銀行裡拆借出資金，盡全力收購憑單，隨後用它來獲取對一些優秀企業的控制權。
一旦獲得控制權後，無論是繼續經營還是轉手賣掉都是一筆暴利。
就這樣，寡頭們將手伸向了石油、冶金、傳媒、食品等行業，幾乎完成了對俄羅斯經濟命脈的掌控。
據俄刊報導，由於私有化證券不記名，可以自由買賣，自1992年10月發行私有化證券以來，經過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買賣，有50%以上的私有化證券集中到600多家投資基金會，而很多基金會為了很快發財，倒賣未花一文錢蒐集起來的私有化證券，幹非法營生，投資基金會成了真正的“投機會”。
在證券私有化結束的1994年，被稱為俄國“私有化之父”的丘拜斯就說，俄企業的股份將不可避免地集中於10-15%的少數人之手。
就這樣，原屬於人民的財富轉瞬間就流入寡頭們的腰包，他們在蘇聯的廢墟上建立了自己的帝國。
“可以讓只猴子當總統”
激進的改革引起了群眾的憤怒，在1996年的大選前，以久加諾夫為首的俄羅斯共產黨獲得了極高的支持率，葉利欽的地位岌岌可危。
為了尋求連任，葉利欽在克里姆林宮中會見了聯合銀行總裁別列佐夫斯基、大橋銀行總裁古辛斯基、國際商業銀行總裁維諾格拉多夫、首都銀儲蓄行總裁斯摩稜斯基、阿爾法銀行總裁弗裡德曼、梅納傑普銀行總裁霍多爾科夫斯基、及俄羅斯信貸商業銀行總裁馬爾金七名金融大鱷，並與七人達成利益交換協議。
隨後，這七人運用自己的金錢和旗下的媒體開啟了宣傳，他們通過回溯蘇聯時代的高壓政策來喚醒人們心底裡對過去的痛苦記憶。
最終，對斯大林時期高壓統治的恐懼戰勝了對葉利欽執政無能的憤怒，葉利欽成功連任。
在就職典禮上，七位寡頭坐在前排、滿面春風，“七巨頭”也就此為全世界所知。
寡頭們迎來了歷史上最好的時光，憑藉金錢他們甚至能決定俄羅斯總理的任命，寡頭成了俄羅斯真正意義上的統治者。
1997的七巨頭
這七個人背後是一個龐大的企業集群，擁有眾多的獨資子公司、控股公司和參股公司，僱傭有數千名乃至十幾萬名職工，經營領域遍及一、二、三產業，其觸角延伸到了政治、經濟、社會和國民生活的各個角落，其能量之大足以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
他們不僅控制國家金融命脈等虛擬經濟，而且逐步攫取了國家的工業經濟等實體經濟核心，不僅要求經濟權力，也開始提出自己的政治訴求。在葉利欽當選後，馬上對寡頭們的支持投桃報李，
波塔寧進入內閣成為副總理，而別列佐夫斯基則被任命為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資本與權力實現了高度結合，資本的支持穩固了政治勢力，政治的回饋更加劇了資本的擴張。“只要我願意，我可以讓一隻猴子來當總統”，權傾一時的別列佐夫斯基曾經狂妄地揚言道。寡頭的末日寡頭一手遮天的做法引起了民眾的反感，輿論普遍認為這些人應該為國家的政治經濟動盪負責。
1999年12月31日，葉利欽宣佈辭職，任命時任總理普京為代總統。
對於這些貪婪、富有、被人民怨恨且具有政治野心的人來說，一個強勢的統治者就意味著自己的末日。
其實某種程度上，別列佐夫斯基算是普京的伯樂之一，葉利欽辭職後，他曾建議普京當總統。
但普京次年贏得總統選舉後，堅決不允許寡頭干政，加上俄羅斯民眾極其厭惡寡頭政治，普京開始兌現打擊寡頭的競選承諾，向別列佐夫斯基等寡頭開刀。
尤科斯石油公司前總裁、俄前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與政府大唱反調，2005年因涉嫌欺詐、逃稅等多項罪名而被判監禁多年，被一些分析人士視作當局對寡頭打破政治“禁忌”的懲罰，別列佐夫斯基也不例外。
別列佐夫斯基原以為普京會像葉利欽一樣對他心存感激，與他保持特殊關係，沒想到普京上任後完全是劃清界限的態度。
別列佐夫斯基深感自己“受到了傷害”，開始利用手中的傳媒工具，猛烈抨擊普京的政策。
這種做法激怒了普京，他開始清查別列佐夫斯基在暴富過程中的違法行為，清算寡頭的原罪對於普京政府來說易如反掌。
2000年初，俄司法機關指控他參與了一系列欺詐案，同年，為躲避牢獄之災，別列佐夫斯基不得不逃亡到英國。
其他寡頭的日子也不好過，在強力部門的打壓下，七巨頭灰飛煙滅，以阿布拉莫維奇為首的新寡頭取代了他們。
倖存下來的寡頭們學會了低調，在放棄政治野心的同時也將一些資產交還給國家，以求自保。
在今天的俄羅斯，寡頭未被消滅，但已徹底馴服成強人的寵物。
但是強人終將退場，屆時天下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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