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新華二代在德國
導讀： 疫情繼續蔓延。很多人都把焦點集中在德國政府，尤其是衛生部如何抗疫的問題上。如果只從單方面視角看待，會失去了解整體德國運作的良好機會。比如，德國政府其它部門都採取了什麼措施？為什麼會採取這些措施？假如仔細看，不難發現，在理念上，它跟聯邦衛生部採取的措施有異曲同工的地方。一直以來，我並沒有強調德國體制的優越性，而是描述它的現狀以及跟中國體制的差異化。我依然贊同一個觀點，想了解一個國家（不能只按各自喜好作為判斷），有必要從多個角度去分析。它是有規律的。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向大家介紹和解讀德國政府的經濟措施。中德在這方面的措施有可能也不一樣。但是，又有幾個人會追問： 德國為什麼會採取這種做法呢？
正文
德國國會在三月初召開一次會議。聯邦衛生部部長斯潘恩發表了關於德國疫情的政府聲明。屬於在野黨的自民黨黨魁兼國會黨團主席林德納對此發表了看法。核心就兩點： 自民黨支持斯潘恩至今為止所採取的方案。同時，他建議德國聯邦政府，除了由衛生部和內政部組成的危機小組以外，聯邦經濟部與聯邦財政部也要組成危機小組。林德納言下之意是說，在抗疫問題上，政府目前表現不錯，但不能忽略疫情對國經濟帶來的風險。
3月8號，星期天，聯邦政府頒佈了一系列相關措施來扶持德國經濟。原文文件長達14頁，我向大家簡單地介紹和解讀一下關鍵內容。理解不等同於贊同，但有助於客觀地看待實質問題以及提高批評德國政府的質量。
斯潘恩
第一部分： 德國政府的措施
1： 短期工作者津貼 （Kurzarbeitergeld）
很多公司員工由於此次疫情不能如常上班（自己被傳染或被隔離）或者企業因缺少訂單而不需要那麼多員工（又迫不得已裁員），會對中小型企業帶來很大經濟壓力。最壞的連鎖反應是： 大批公司面臨倒閉、員工失業、失業率上升、政府失業救濟上漲（政府開資上漲）、財政赤字擴大，再加上隨之而來的各種社會問題以及矛盾。
短期工作在2008/09年的金融危機被用過一次，基本上達到預期效果： 大多數企業沒裁員、大多數員工沒失業。這也是為何德國是全世界最早從經濟衰退中走出來的國家的“秘訣“之一。按照已有規定，如果此次疫情涉及到企業三分之一員工，企業就可以向當地勞動局申請短期工作者津貼。現在把門檻下降到10%。
比如一家公司有10名員工，但因此次疫情只需要7人（或者更少員工就能完成所有工作量），老闆理應辭去另外三位員工。要不然，公司沒有足夠現金流支付薪水和固定開支。長久下去，公司遲早倒閉。對此，短期工作制能起到有效作用。
1.公司老闆減低所有員工的工作量。工作量減少，員工的收入也會下降。政府（注： 準確地說，這裡的政府是指聯邦勞工部旗下的聯邦勞工局，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總部在紐倫堡）承擔員工60%（也有德媒說是67%）的稅後收入。
2.按照之前規定，如果公司老闆讓員工進行短期工作，聯邦勞工局幫僱主承擔50%的社會福利保險（注： Sozialbeiträge），現在是100%。
社會福利保險是僱主替合同工上繳的保險費。其中包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養老保險、護理保險 （Pflegeversicherung）和意外事故保險（每一項保險費的比例高低不同）。如同國內的“五險“。社會福利保險由僱主和員工各自承擔一半。它不能超過稅前工資50%以上。當下比例是41%左右 （這個比例會經常出現變動，因此無需過於計較數據的精準度。可能明天就變了。這就是德國！） 。
它就是為什麼德國的人事成本在全球範圍內都名列前茅的主要原因。政府此次所做得就是有目的性地幫僱主減輕這個負擔。這不是一筆小錢。德國實施強制性“收費制“。社會福利保險無需經過員工或老闆之手，而是直接被抽走。它可以打破“為什麼在德國看醫生都是免費“的傳說。
針對短期工作者津貼的政策主要由聯邦勞工部負責（基本上沒衛生部長什麼事）。但，這也並非勞工部部長獨自拍腦袋憑空想出來，而是通過跟聯邦僱主協會（Bundesvereinigung der deutschen Arbeitgeber，簡稱BDA）和聯邦工會（DGB）協商的結果。不排除還有其它機構的共同參與。
我在“疫情下的德國“第一篇有提到過，治理德國並不依靠聯邦政府一個機構，而是跟他人的合作（政府與民間和民間與民間），有很多不同參與者。通過分權與合作才能被多數人所接受。在當下德國大環境下，威權主義的領導風格也存在，但不是主流，尤其是在政壇上。即便某些措施到時候證明是錯的，責任也由多數人共同承擔。在過去70多年，只有兩位德國總理（科爾是施羅德）是被選民“推翻“的。德國總理的最大“敵人“要麼是自己人，要麼是執政夥伴變卦。
以此類推，聯邦衛生部部長也有跟自己相關的對接對象，比如聯邦德國藥店協會（Bundesverband Deutscher Apotheker eV，簡稱BVDA eV）、Marburger Bund（一個代表醫院醫生的協會），Spitzenverband Bund der Krankenkassen （聯邦德國保險公司總協會，包括醫院協會，簡稱GKV），德國聯邦城市與地方政府聯盟（Der Deutsche Städte- und Gemeindebund， 簡稱（DStGB）），聯邦手工藝協會等等。還有很多細分協會就不一一介紹了。
很多人批評聯邦衛生部部長，認為他沒資格、不夠專業，學歷太淺，還有人甚至認為他是德國政壇新人（很多人只知道他年輕，但不知道他出道早）。似乎一位合格的部長必須跟高學歷掛鉤，職位越高，學歷也必須越高。顯然，現實並不這樣。
衛生部部長斯潘恩跟跟勞工部部長Heil都不是該領域（衛生和勞工）專業人士，但他們在做決定之前可以諮詢專家或權威機構來彌補自己的專業知識缺陷。Robert-Koch Institut可以算相關權威機構，Christian Drosten也算是病毒學專家。Drosten在前幾天一期Podcast中專門表揚過斯潘恩，說他是一位積極向各方面專家諮詢的政客。
RKI
Drosten
斯潘恩的絕大多數決策都來自於智囊團的建議。他只是一名知識“搬運工“。他所需要具備的是對現狀的正確判斷、理智、採納不同意見，堅毅（以及對德國近兩百年曆史的瞭解）。這也是已故總理施密特對一名合格總理所具備因素的總結。施密特也說了，即便德國總理也不需要什麼都知道。
針對短期工作者津貼措施，聯邦僱主協會主席Ingo Kramer表示支持。聯邦手工業協會主席 Hans Peter Wollseifer也表示認同。為什麼？因為這項規定對僱主們有利。僱主們通過組織的形式強化自己的話語權，然後以協會的名義向聯邦勞工部長傳達僱主們的心聲。建議被採納。聯邦德國工業聯合會負責人Joachim Lang也表示認同。
Ingo Kramer
Joachim Lang
聯邦勞動局局長Detlef Scheele也表示認可（最終落實這項規定的是聯邦勞動局下面的近400個地方勞工局。恰好，德國也有近400個奮鬥在第一項的衛生局）。Scheele表示，聯邦勞工局目前有2，25億歐元備用資金專門提供短期工作者津貼。如果不夠，可以向聯邦勞工部申請。
聯邦工會協會理事會成員Annelie Buntenbach也表示同意（僱主和工會常常是水火不容的）。因為政府沒有單方面偏向僱主。它也顧及到工會的利益： 政府承擔員工60%薪水。工人的利益受到保護。很多人或許會疑問，德國政府太傻X，制度也不咋地，最終還是通過花錢買穩定。其實不完全是。德國政府也有自己的“小心眼“。它也估計到了自己的利益。假如出現大規模公司倒閉，政府不僅要承擔他們兩（僱主和工人）的失業救濟，還要放棄部分稅收（雙份支出），最終成本可能比今天的“不作為“更高。還不如今天多花一點。
在此我想再強調一下，兩個聯邦商會代表了上百萬家德國企業，大到數十萬員工的西門子，小到單位數員工的微型企業。聯邦工會代表了近千萬德國員工。聯邦勞工部長跟他們一起承擔責任。德國的集體智慧有可能不是最有效的，但肯定是被大多數人所接受的。
2： 對企業的資金援助 （Liquiditätshilfen für Unternehmen）
聯邦經濟部部長阿爾特邁爾表示會跟相關總協會協商（跟上面的一樣），如何有目的性的、以“私人訂製“的措施幫助相關行業和企業，尤其是展會主辦方（據展會主辦方協會稱，他們今年的經濟損失下降75%，高達8，1億歐元）、旅遊業、餐營業，酒店和航空業（注： 據德國航空業自己表示，此次航空業的損失將會超過911事件）。另外再加上扶持因供應鏈中斷而受到損失的行業或企業。據阿爾特邁爾稱，現在還不清楚具體需要多少資金，可能需要數億或數十億歐元。但他在此之前也曾表示過： „聯邦政府有500億歐元儲備資金，應該夠用了。“ 他曾經也說過，德國政府目前沒有考慮以傳統方式刺激經濟（Konjunkturhilfe），但現在又改口說，可以考慮。
阿爾特邁爾
第三： 投資 （Investitionen）
在原計劃的基礎上從2021年到2024年每年再多增加31億歐元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福利房的投資，共124億歐元。德國政府在2019年的財政盈餘是135億歐元。在今後十年的投資目標總額高達1400億歐元。
第四： 加快審批程序速度
它是指，加快各種審批的速度，讓最需要幫助的人或企業及時獲得援助。
這是德國的弱項。過度的官僚主義也有它不好的一面。都提倡了幾十年了，依然沒變。我給大家舉一個值得我們琢磨的例子。前幾年，聯邦家庭部立法，每個地方政府必須保證提供三歲以下小孩幼兒園位置。否者，家長可以上述（政府立法讓群眾告自己，雖然是地方政府）。同時，家庭部撥款上億歐元讓地方政府申請，擴建幼兒園。問題是，很多地方政府不買賬，家庭部依然還有數億歐元餘額。為什麼？一開始我也不理解。明明政府給錢，你還不要。嫌多嗎？ 後來我逐漸明白緣為何故。很多地方政府是這樣考慮的： 假如我今天申請到幾百萬歐元擴建幼兒園，當年輕家長帶著孩子離開後咋辦？擴建後的幼兒園的固定支也在擴展，我每年要支付更多納稅人的錢。這筆賬不划算。這個不是一個單一問題，各個領域都存在。這種現象被稱之為“投資壓制“（Investitionsstau）。簡單地說： 政府已經撥款，但沒人要。
第二部分： 經濟智囊團的點評與觀點
3月10號，德國七位知名經濟學家發表了一份長達15頁的論文。評估此次疫情對德國經濟帶來的風險、聯邦政府的措施以及對未來的展望。
他們分別是（下圖左起）Michael Hüther （科隆德國經濟研究所所長）、Gabriel Felbermayr （基爾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Sebastian Dullien （柏林宏觀經濟學與商業週期研究所所長）、Peter Bofinger （烏爾茲堡大學經濟系教授，曾出任德國政府經濟五賢人長達十年）、 Jens Südekum （杜塞多爾夫大學經濟學教授）、Clemens Fuest （慕尼黑ifo研究所所長）和 Beatrice Weder di Mauro （經濟五賢人之一，不在圖中）。他們原本分不同經濟流派，但此時的觀點幾乎一致。
由於原論文篇幅長，無法翻譯全文，只摘選文中精要內容。（原文鏈接： https：//www.iwkoeln.de/fileadmin/user_upload/Studien/policy_papers/PDF/2020/IW-Policy-Paper_2020-COVID.pdf）
論文一共分五章節
關於短期工作者津貼
正確措施，但力度有待提高。在很多關鍵性地方還需具體化、加以改良以及增加力度。
關於全球價值鏈
生產鏈受到影響。很多德國企業需要在中國生產的中間產品。由於中國二月份大面積停工，德國最晚從三月中旬開始會受到明顯衝擊。
所有受疫情影響國家在今後一段時間內會減低對德國產品的需求（出口緊縮）。目前尚無法預見全球影響。但德國的經濟結構尤其會受到全球經濟的波及。
比如，德國進出口比例佔GDP分別是41%和47%。相對比，法國是32%和31%。其中德國工業佔進出口比例頗高。德國在2020年上半年進入經濟衰退的可能性會越來越高，甚至是全年。
此次疫情比上次金融危機後的經濟大衰退更復雜。政府不應該刺激“ 社會消費“需求，而是如何應對供應方被中斷。
所有（經濟）政策的先前條件是： 確保衛生系統和醫療保健的正常運營。當務之急是如何遏制病毒快速蔓延。假如德國醫療體系因被傳染者數量過多而導致崩潰，將採取更嚴厲的隔離措施。長期而言，經濟成本也會越高。
遏制病毒蔓延的決策必須建立在透明化、區域差異化以及基於事實的專家評估的基礎上。
不提倡出口限制，因為其他國家也會採相關措施。從經濟角度而言，歐盟邊境安檢既昂貴，也無目的性。
需要同時估計到兩方面因素： 穩定受最大經濟影響的行業，避免出現國民經濟的系統性危機。
通過傳統貨幣和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並不適合。有三個理由：
1。） 首先要考慮的是刺激有針對性的經濟活動，同時還能避免病毒蔓延。“社會消費“不應該被刺激。
2。） 政府的額外投資短期內不會起到效果。
3。） 自我強化的悲觀預期有可能導致經濟螺旋式下滑。
歐洲央行降息不會起到決定性作用。
以歐洲央行的名義購買公司債券是可行的，比如航空公司，但非常有爭議，因為中小型企業不會受益。
像日本那樣，通過央行購買股份的措施也值得質疑。以目前經驗而言，證券交易所價格暴跌對整體經濟產生的影響是有限的。
理論上講，所有財政政策措施應該遵守以下三個原則： 及時性，針對性和臨時性。疫情不能成為長期減稅或擴大政府開資的理由。
財政政策的範圍不能受到“ 債務剎車法“（Schuldenbremse）的限制，因此不能牢牢抓住財政平衡原則不放。
流動資金援助一般都由復興銀行（Kreditanstalt für Wiederaufbau （KfW））提供。公司獲得低息貸款。它只有五億資金，該額度不夠，應該提高。再則，可以通過更慷慨的折舊減免改善企業資金流。
基本上給與正面評價。同時也提出其缺陷，比如，如何確保加快審批程序速度。在此次疫情面前，德國單方面的措施是不夠的，需要歐盟以及全球的解決方案。
當疫情過後，很多人會重新審視全球化界限問題。德國雖然是國際產業鏈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但當前的危機也顯示出其脆弱性的一面。很多企業會試著將其產業鏈多元化，避免過於依賴某一個國家。某些企業甚至會把產業鏈全部搬回德國。它能起到長期性影響國際分工的風險。以上是未來將要面對的挑戰，當務之急是採取能有效遏制病毒的措施，降低對經濟的衝擊。
第三部分
希望這篇文章能對大家理解德國治理國家的理念能起到一點幫助。當然，我寫得並不完整，也不夠詳細。現實肯定更復雜。但，有些規律值得參考。我再給大家舉一個相關案例。事件發生在20年前。一位柏林行政大法官面臨一個難題。他不知道該如何回答賣淫是否屬於傷風敗俗的職業。於是，他向德國50多個組織，其中包括婦女協會、社會福利組織以及教會諮詢。他們多數人的回覆是： 不是！ 由於他的這項判決，德國賣淫法被正式合法化。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說，不僅僅在政治層面，法官有時候也會向民眾諮詢，讓他們參與。這就是德國。可以不喜歡，但不能不接受。
我不知道德國政府採取的這些措施最終是否有效。因為我沒比他們更聰明。
如果仔細看，衛生部部長和勞工部部長的做法在邏輯上很相識，也可以說很德國。先發現具體問題在哪，然後再出臺針對性措施。德國各層次政府對支出斤斤計較。各部門有自己的財政預算，大家都想多要一點，但財政部長並不願意多給。德國財政部最近很多年管得比較嚴，從朔伊布勒開始延續到今天的朔爾茨。他們都推崇財政平衡，即所謂的“Schwarzen Null“。
朔爾茨
德國人對財政平衡的死板觀念會因此次疫情發生變化。德國有完善的機制，講究制度、透明與秩序。有時候會讓人覺得過於死板，就像某些德國人給我們留下的印象那樣。但是，在此基礎上或固定框架內也會做到靈活運用。
比如，RKI負責制定全德國醫院醫護人員的安全措施。在沒有防護情況下所有跟患者接觸過的人都必須自行隔離14天。但問題來了。按目前情況來看，如果嚴格實施這種高標準，德國醫院和診所的醫護人員不夠用。怎麼辦？
最早提出意見的是北威州Heinsbgerg縣縣長Stephan Pusch。他說，不能這樣嚴格按照RKI的指南落實。要不然Heinsbgerg（德國重災區的重災區）縣醫療機構會癱瘓。Drosten也贊同，可以考慮縮短隔離時間，從14天減低到7天，因為真正核心潛伏期只有七天左右。但，每位醫護人員必須每天接受測試。Drosten相信，RKI的同事也不會這麼固執。總之，他在柏林Charite醫院已經這麼做了。
再比如，為防止傳染更多醫護人員，Drosten也表示可採取Drive-In測試方式。（潛在）患者不需要進醫院或實驗室，先約好時間，開車過來，甚至不用下下車就能進行測試。又或者在指定地點設立Drive-In測試站。如圖。這些都是不起眼的小動作。
在巴伐利亞州
昨天，財政部已經批准衛生部部長6，5億歐元的資金申請（短期性的）。聯邦教育與科研部部長也已經向財政部申請1，4億歐元的新型冠狀病毒科研經費（中期與長期性的）。其實很多部門都有所作為，看上去都是小動作，很難引起大家關注。如果把這些小動作連起來看，可能就是大動作。
近日，前德意志銀行行長Josef Ackermann向媒體表示，希望德國政府也能支援一下金融界。或許財政部近期內也會出臺相關政策。至於經濟部長阿爾特邁爾，他也從一開始表示不準備採取大規模刺激經濟措施到今天改口說可以考慮。他最終會採取什麼方案，我們拭目以待。
德國體制是否合理或有效，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的協調性。協調性越低，再合理的體制也發揮不了作用。體制是固定的，不容易改，但協調性可以是靈活的，方法是可以有創意的。德語裡有一句話是這麼說得：Not macht erfinderisch！
說到協調性，我舉一個正在發生的例子：斯潘恩強烈建議各州取消所有超過1000人的活動。幾天後，大部分州紛紛表示採納。柏林一開始不同意，後來又支持。Drosten也是柏林市市長顧問。今天看到新聞，基民盟也取消4月25號的黨代表大會（選新黨魁）。因為參與此次會議的有1001位黨員。超過1000人了。
今後我們會看到很多這樣的例子。
只要你願意去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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