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應對國際知識產權制度變革新態勢
6月5日，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原校長、中國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吳東漢在中央財經大學就《創新發展與知識產權》發表演講。
在吳東漢看來，當前，知識產權的國際格局已經發生變化，以中國、印度、巴西等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迅速提高，紛紛把強化知識產權創造、保護、運用作為創新發展的基本方略，改變了知識產權國際秩序的動力結構。
吳東漢表示，進入新世紀以來，世界貿易組織各締約方對知識產權利益的協調和分享提出了新要求，圍繞《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進行的國際磋商以及繞過這一協定的雙邊機制，使得國際知識產權制度出現了新的變革態勢，需要我們積極研究和應對。
吳東漢強調，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後，知識產權爭端絕大多數是通過雙邊、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加以解決的，但近年來開始出現通過單邊制裁來處理雙邊知識產權爭端的現象。比如，美國依據其國內法，啟動針對作為貿易對手國家的“301調查”、針對進入美國市場企業的“377調查”、針對外國電商和實體市場的“惡名市場調查”。
吳東漢表示，面對國際形勢的深刻複雜變化，我們必須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推動知識產權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規則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一方面，我們必須繼續堅持發展中國家立場，代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參與知識產權國際秩序構建。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知識產權大國，我們應從國際規則的被動接受者轉變為有影響力的積極參與者。在知識產權國際規則制定中提出更多中國方案、貢獻更多中國智慧；促進南北對話和南南合作，推動國際體制適當轉換。當前，可以利用國際組織、國際論壇來促進體制轉換。
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是高質量發展必然要求
“從重新組建國家知識產權局，到正在修訂的專利法中引入懲罰性賠償措施，再到建立多個知識產權保護中心，”人民日報評論員張凡日前撰文強調，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領域措施不斷加碼，力度不斷加大，釋放保護知識產權的強烈決心與信心，賦予創新發展之舟更加強大的遠航動力。
從2008年6月5日頒佈施行《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10年來，從推動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修改完善，到成立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院和知識產權法庭，再到不斷深化知識產權領域改革……張凡強調，“我國在知識產權的創造、保護、運用、管理、服務上付出了巨大努力，促使市場環境和創新生態不斷改善，知識產權規模和質量顯著提升。”
“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這是完善產權保護制度最重要的內容，也是提高中國經濟競爭力最大的激勵。對此，外資企業有要求，中國企業更有要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如今，知識產權保護已經越來越成為我國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需求。”
“知識產權一頭連著創新，一頭連著市場，是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重要橋樑和紐帶。”張凡強調，相信通過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我們也可以將全社會的智慧和力量緊緊凝聚到創新發展之上，推動我們抵達更加美好的遠方。
“互聯網+”催生知識產權變革新契機
隨著“互聯網+”的不斷升溫，互聯網領域的知識產權糾紛不斷，如何化危為機，促進知識產權制度變革與新生？
對此，中央財經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主任杜穎教授在“‘互聯網+’新型法律問題解析”的主題演講中指出，“互聯網+”是創新創新2.0下的互聯網發展新業態，具有跨界、連接、開放、平臺、創新等五大特質。“互聯網+”環境下，存在著技術日新月異與法律滯後性矛盾突出、虛擬世界的治理方式與現實世界的治理方式訴求不同、利益格局愈加複雜化、新技術需要新制度等法律問題。同時，跨界、連接與開放中的知識產權問題、平臺的知識產權問題、新技術的知識產權問題等都給知識產權的保護提出了巨大的挑戰。
杜穎曾在三個方面闡述了當前互聯網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領域所面臨的困境：
其一，案件事實的技術複雜性；其二，案件結果的產業利益攸關性和公共利益影響性；其三，司法的能動性與謙抑性。
杜穎強調，隨著互聯網等新技術的不斷髮展，知識產權領域的新情況、新問題不斷湧現。立法滯後性將這些問題交由司法來回答。司法是固守立法規定採取謙抑態度，還是充分發揮自由裁量採取能動創新態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進行立法突破，都是極其難以拿捏的微妙問題。
如果說“互聯網+”正在重構著國人的新商業生態、文明乃至商業思維，那麼，在此進程中，也必然呼喚乃至推動包括知識產權保護在內的有關法律制度與體系的完善。杜穎強調，“解決所有上述問題都必須立足於中國現狀、中國需求，解決中國問題，走中國道路，然後向世界貢獻中國經驗。當然，也要有兼容幷蓄、開放創新的膽識和胸懷，積極借鑑先進的域外經驗。在我看來，從指導思想上，一定要處理好中體西用、尊重歷史延續性與開拓創新發展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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