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意大利舉行全國大選，競選新的總理和議會。在意大利大選中，親歐派倫齊領銜的民主黨慘敗，貝盧斯科尼掛帥的力量黨、薩爾維尼領導的北方聯盟和意大利兄弟黨三黨組成的中右翼聯盟亦未如預期上位，而疑歐的極左民粹政黨五星運動雖成為得票最多的單一政黨，也未及單獨組閣票數。根據意大利法律，大選必須由多黨聯合組閣。意大利政壇進入了各黨派縱橫捭闔的等待和空窗期，不確定性帶來了彷徨和擔憂。尤其是極左翼的五星運動等，作為反建制和疑歐政黨，此前其領導人曾呼籲一旦上臺就要舉行脫歐公投，加之市場普遍擔憂意大利居高不下的巨量國債和銀行壞賬風險，接連驚起全球金融市場不小的波瀾。6月1日，意大利新政府在意大利總統府宣誓就職，五星運動和聯盟黨提名的孔特任新政府總理。
恐慌情緒釀成市場的短期衝擊
5月29日當天，組閣失敗的消息與意大利央行行長的風險提示激起了市場恐慌情緒，連累歐美股市應聲下跌，銀行股遭到拋售。其中，意大利銀行股受創最為嚴重，該國最大銀行裕信銀行股價下跌5.6％。歐洲其他銀行也遭遇重創：西班牙桑坦德銀行跌幅達5.4%，德國商業銀行下挫5%，法國巴黎銀行回落4.5%。意大利MIB指數在達到5月7日最高24566.20點後一路走跌，5月29日跌至最低21118.50，短短18個交易日跌幅達14.03%。意大利債市也不容樂觀，各期國債收益率飆升，意大利國家信用再遭嚴重質疑。該國債務風險敞口增大，也把歐元再次推到風口浪尖——由意大利政治危機所引發的對於歐盟及歐元區前景的擔憂，更引發了歐元暴跌，單日兌美元匯率跌至1.1570，創8個月新低；美元繼續走強，美元指數創新高至94.50，非美貨幣一片哀嚎，日元、瑞郎等避險貨幣穩中有升，黃金也止跌反升凸顯避險功能。
市場對意大利政局變動表現堪稱劇烈，其主要憂慮是：意民粹政府上臺，可能帶來脫歐風險，因為此前五星運動領導人一直叫囂一旦執政，會推動意大利的脫歐公投，而英國脫歐公投的弄巧成拙、法國國民陣線勒龐的強勢挺進均讓歐盟感受到脫歐之痛、之虞。另外，意大利目前是歐盟和歐元區的第三大經濟體，國債居高不下，銀行壞賬風險高企，來不得半點差池。因此市場格外警惕。
5月30日，北方聯盟和五星運動確定組閣，市場情緒緩和，但由於兩黨分屬陣營不同，其執政的穩定性存疑。在上述黨派學習執政過程、各黨派力量平衡中，對市場更大的衝擊和影響或將到來。
6月1日，意大利新政府在意大利總統府宣誓就職，五星運動和聯盟黨提名的孔特任新政府總理
美歐貿易戰陰雲籠罩
靜心而觀，意大利政局變動所致的全球經濟動盪並不會如決堤之水，一發不可收。
首先，組閣僵局中，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意大利總統塞爾吉奧·馬塔雷拉（Sergio Mattarella）堅決支持歐洲一體化。為此，他不惜否決兩黨提名的內閣成員名單，造成總理候選人選了又換。組閣的民粹兩黨為了上位，在競選的中後期也著力淡化其疑歐色彩，軟化對歐態度，當初所謂的脫歐公投叫囂不過是“虛張聲勢”。最為重要的是，作為歐洲一體化的6個創始成員國之一，意大利民眾主流也擁護歐洲一體化。據路透社報道，60%到72%的意大利人仍傾向於留在歐元區。
當前，歐盟整體處於復甦軌道上。2017年，歐盟經濟增速為2.5%，達到10年來最佳數據。意大利的經濟增長也依賴於歐洲統一市場的繁榮，從理性角度，該國也斷不會為了脫歐後不確定的發展前景而放棄歐盟這棵“大樹”。未來，意大利仍會與歐盟保持“鬥而不破”的關係。
債務問題是意大利的最大隱患。意大利公共債務餘額達2.3萬億歐元，體量巨大，佔GDP比重高達132%，在整個歐元區中這一比例僅次於希臘。但與希臘債務性質有所不同，意大利債務以內債居多，引發歐債危機的可能性不大。從目前來看，新政府所要採取的削減稅收、促進福利支出，以及設置最低工資等政策主張會在一定程度上加重財政負擔，引發外界對意大利債務問題的擔憂，但意大利國債大部分持有者為國內金融機構與居民。統計顯示，意大利國債59%左右在國內機構和央行手裡，本國居民持有6%左右，約36%屬於外國長期投資者（以銀行、保險等機構投資者為主）。而希臘政府債務主要由外債構成，其債券認購者主要是國際金融機構和投資機構，當時希臘國內銀行機構持有債券比例則不到15%。此外，由於意大利經濟體量大，歐洲央行也可能在未來基於意大利的訴求，放緩加息的步伐，避免自身成為引發意大利債務問題的“導火索”。
意大利銀行業危機存在迴旋餘地。意方相關應對和救助舉措雖不符合歐洲央行的理念，但因為其規模大，央行和歐盟默許和妥協幾成慣例，短期應不太可能釀成更大風險。歐債危機後迫於西班牙銀行體系的問題，歐洲籌劃建成了歐洲銀行業聯盟，促成歐盟銀行業簽署BRRD（銀行復蘇與處置指令）和不良貸款（NPLs）政策。其中，最主要的內容就是反對成員國用政府資金為壞賬銀行埋單。
去年，在意大利多家銀行因過高的不良貸款規模幾近破產之際，歐盟不顧以德國為代表的國家關於“國家不應承擔銀行破產成本”的反對聲音，默許了意大利政府對國內銀行的直接注資行為。很顯然，意大利打破了歐盟在銀行業之前的規則，雖屬“違規”但也是歐盟無奈的讓步。這也讓外界看到，意大利銀行業依然存在迴旋的餘地，在政府擔保下，該國銀行業風險擴大的可能性很小。
與當前意大利政治動盪所造成的不確定性因素相比，更加令市場擔憂的是如今推行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美國。
特朗普上臺後，以重商主義為對外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和各個主要出口國與地區展開貿易戰。美國政府於5月31日宣佈不再豁免歐盟、加拿大等國的進口鋼鋁關稅，即對鋼鐵產品徵收25%的關稅，對進口鋁產品徵收10%的關稅。消息公佈的24小時內，加拿大就列出對美128億美元商品的報復清單，歐盟隨即表示將實施相應的反制措施，歐盟委員會已批准了對從美國進口總值33億美元的產品徵收額外關稅。此外，歐盟還正式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投訴，指責美國違反WTO規則，並提交長達8頁的貨品清單來報復美國，美歐貿易戰一觸即發。
從單方面挑起貿易爭端，到任性退出伊朗核協議，再到將駐以色列使館遷往耶路撒冷，美國近來一系列外交動作讓歐洲盟友很受傷，加大了美歐之間早已顯現的裂痕。若特朗普繼續以零和博弈的態度看待美國的對外貿易，不轉變自己的霸權主義角色，世界經濟可能重蹈上世紀“大蕭條”時期的全球貿易大幅萎縮的覆轍，最終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為全球經濟發展帶來陰影。
關鍵在於政治體制的完善、經濟的結構性改革
意大利長期被困於頻繁的政治更迭怪圈。自二戰結束以來70多年中，意大利一共產生了66屆政府，不同政治傾向的大小黨派林立，此次大選更催生民粹主義上臺，震驚了世界。追本溯源，是意大利經濟疲軟這一核心因素在作祟。
自上世紀末以來，由於匯率不穩、通脹嚴重，意大利經濟一蹶不振。本以為加入歐盟以後情況得以好轉，可事與願違，其經濟發展始終低於歐盟平均水平。金融危機與歐債危機所引發的經濟大衰退，使過去10年的艱辛發展成果瞬間蒸發。2014年以來，由於歐洲實行量化寬鬆政策，歐盟各國進入經濟復甦的良好軌道上，2017年更是達到了2.5%的平均GDP增速，為十年來最高的一年。相比之下，意大利仍不見起色，受債務水平過高和銀行業危機的拖累，2017年，該國GDP增速僅為1.4%，不及預期。
此外，意大利過於冗贅的福利體系、慵懶的社會文化，造成意大利勞動力市場僵化，失業率超過11%。腐敗、貧富差距等問題也均是阻擾該國經濟發展的社會問題。
面對以上問題，意大利人心知肚明。該國前總理倫齊曾決定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動其筋骨以療傷，於2014年4月提出政治議案，旨在改革意大利兩院議會制度，削減參議院權力。然而，改革公投的結果令人失望，倫齊也斷送了自己的總理生涯。
長期來看，意大利若不致力於政治體制的完善、經濟的結構性改革，意大利則無法真正走出困境，將會成為一顆引爆歐盟乃至世界經濟的炸彈。可想要徹底改革，不僅需要意大利政府破釜沉舟，出現倫齊這樣的有志之士，還需意大利民眾的自我醒悟，減小南歐文化中的惰性成分。當然，良好外部環境的配合也不可缺少，歐盟應儘快解決自身瓶頸，帶動歐洲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中深入發展。（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劉丹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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