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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在新文化运动达到顶点、新思潮最为高涨之际,力主“反传统”的胡适突然提出要“整理国故”的号召。此论一出，便引来争论。有人热烈响应，使“整理国故”运动取得了至今仍令人赞叹、堪称丰硕的学术成就,对文化的积累和学术的进步,无疑有着不容否定的巨大意义。
几年后,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写道:“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
这些可说是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的本意,也可说是“整理国故”的纲领。也即要通过“整理国故”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槽粕,去芜取菁,再造新的文明。这一思路有存有去,有舍有取,重视传统,却意在创新。
具体来说,整理国故运动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整理国故运动促进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事业,是新文化运动在学术文化领域的延续。
其次,整理国故运动基本打破了传统学术的“四部”分类,转而主张依照西方现代学术门类对国学进行分科研究,改变了以前学术研究偏重经学的倾向,宣告了传统经学的解体和终结,促进了史学的独立。
第三,整理国故运动促使众多学者冲破传统学术观念的束缚,普及了经子平等”“今古文平等”的治学观念,成功建立起一种“平等的眼光”,大大拓展了国学研究的视野与范围,将国学的研究领域延伸到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
第四,整理国故运动借鉴了西方现代学术研究成果,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广泛运用到国学研究领域,如以考古学方法取代传统的金石研究,促成了民国初期殷墟考古的重大进展。
第五,整理国故运动也促使中国学者开始借鉴西方的学术研究体制,建立了许多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和团体如史语所等,这些团体开展“集团化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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