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樣拆掉北京城的

我是怎樣拆掉北京城的

孔慶普是1956年阜成門城樓拆除工程的主持者。他此生最痛苦的事之一,就是含淚施工拆掉自己剛修繕過的城樓。

對孔慶普來說,一生中痛苦的事就兩件,一是文革期間的批鬥、受辱,做思想檢討,二是上世紀50年代讓他主持拆除北京的城樓,“特別是拆除我剛剛修繕過的城樓,違心地安排拆除施工計劃,含淚指揮施工,這是別人不可能體會到的極其痛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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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慶普,1928年生於河北省高邑縣武城村,1945年考入北京大學工學院土木系,1950年分配到北京市建設局工作,至1997年退休。主要著作有:《木橋維修與加固》《城市橋樑養護與管理》《中國古橋結構考察》《北京的城樓與牌樓結構考察》等。

從1368年起,歷經明、清兩代,北京的城牆基本成型,至民國時期整體佈局依然得以保存。新中國成立初期,政府也對舊城進行了考察、修復工作。

但自1953年起,風向轉變,首都交通改善工程大步向前邁,城牆、城門、牌樓成為“障礙物”。一度主持修復工作的孔慶普,又被告知,“拆!”。

在為這座城悲嘆的背影中,建築歷史學家梁思成是最為後人同情、也最常被演繹的一位。然而,對“悲情英雄”的塑造也是一種對於歷史的怠慢。

懷念或重新認識這座城,我們需要將更多的親歷者納入視野,也需要將不同人的情懷放入一座城市的發展需求、舊城改造脈絡中再度體認。

拆得掉的城樓

忘不了的城

“我先後主持拆除甕城9座、城樓11座、城臺12座、城門箭樓9座、箭臺12座、城門閘樓1座、城角箭樓3座。共拆除城牆23.3公里,佔全部城牆34.4公里的67.7%。”

孔慶普將1953年至1958年稱為北京城牆和城門的厄運期,而他正是這一厄運期的見證者、執行者。

之後,在“文革”期間,西、北、東大部分城牆被拆除,當時的基建工程隊還誤拆了原計劃在地鐵2號線施工中保留的西直門箭樓。此後,零星拆除工程不斷。

至今,已有600年曆史的北京城牆基本被掃平,城樓、箭樓所剩無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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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的《鳥瞰前門》,趙錫山老人手繪圖

可孔慶普的兒子說,89歲的老人腦子裡有一座城,裡面的人也是活的。“你問他上午吃了什麼,他記不住。可幾十年前的事,什麼都記得,那些人名一串一串沒有漏的”。

和孔慶普共度雙面人生的技術助手們大都已離世;知其不忍、哀其無奈的摯友們也陸續隨城而去。在北京這座大都市裡,親歷其面目全非過程的人越來越少。

對那座城和當下這座城市的歷史有所擔當者,更少。寫下拆除數據需要莫大的勇氣,還要壓抑住內心的悲鳴,更需要責任感和良知。這位拆城樓的技術專家,始終是北京城的呵護者。

修城人:

“內外完整渾然新”

孔慶普與這座城的關係,曾經有過一段讓他深感自豪、痛快的好時光。

1951年,周恩來指示給北京市撥款15億元用於修繕城樓。15億元是法幣,當時100元法幣可以買到一張紙。這筆款並不多,經測算剛夠修繕七座城樓,卻足以鼓舞孔慶普及修繕工程隊的志氣。

時隔多年,孔慶普依然記得開工日是9月2日,阜成門城樓、安定門城樓、安定門箭樓、德勝門箭樓、東便門城樓和箭樓修繕工程相繼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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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東便門外大通橋、通惠河(在外城東段北垣外這段即為外城護城河)、內城護城河(近處)。大通橋內外是漕運轉運碼頭,可見橋西側的駁船,此時外城東北角樓還完好。 攝影:(英)托馬斯·查爾德

“那時候沒電話,助手也少,6個點又要兼顧。我就騎著自行車幾個施工點來回竄。沒什麼固定路線,有時會忘記時間,但也不覺得累。”孔慶普說。

孔慶普的標配除了一輛自行車,還有一本筆記本。1950年,孔慶普被分配到建設局,因經常聽政治報告,習慣了隨身帶一本工作日記。

修繕工程期間,這本工作日記就放在車筐裡,跟著他顛顛晃晃地跑,時時刻刻記錄工程詳情。那個年代,人們習慣在工作日記的頭一欄寫幾月幾日天氣晴。孔慶普的本子裡,記著從9月到12月竣工期間每一天的陰晴。

12月20日這天,他的心情是晴的。除安定門城樓、箭樓因“託梁換柱”和“託檁換梁”操作技術複雜未竣工外,其餘四項如期竣工。他和助手登上花費心血最大的阜成門二樓,謀劃著明年對眼前甕城、閘樓繼續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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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朝陽門迤南的內城東垣外壁,護城河兩岸

“當時雖然是嚴冬時節,站在自己主持修繕的城樓上,把棉帽子的耳朵翻上去,摘掉圍脖兒,絲毫不感覺冷。那種高興勁兒,有一種無法形容的自豪感”。孔慶普說,在阜成門城樓上拍照是“特級享受”。

特級享受的前提是嘔心瀝血。孔慶普在修繕阜成門時的確下了大工夫。城樓二層的木件缺失最多,修繕的項目也最多。

他先後請教時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單士元、清華大學古建築專家劉敦禎和幾位老木匠,才逐步復原出格扇門、木樓板和它的對接方式。

“質量合格,可以報竣工”,檢查評語寫完後,孔慶普的喜悅難以言表,索性乘興寫詩——

城樓箭樓施修繕,結構形式未改變。

內外完整渾然新,美麗壯觀民稱讚。

他有個習慣,考察一座古橋,修繕一座城樓,就寫一首詩,只為紀實。但從1952年起,紀實詩在本子裡漸漸少了。

“我修的,又讓我拆”

1951年底,建設局上報了1952年度的城樓修繕計劃,但直到次年3月,批覆遲遲不來。當時的孔慶普難以想到,剛剛修繕一新的阜成門等城樓和箭樓竟然成為妨礙建設新北京的“障礙物”。城樓修繕工程早已暗中被叫停。

與此同時,從忽必烈建元大都起就承擔北京城運輸任務的駱駝,50年代在城門口消失了,而北京地鐵作為新興城市軌道交通系統在1953年開始規劃。這些變遷具體落實到孔慶普身上時,他接到“城樓修繕工程”變成拆遷命令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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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煤的駱駝,曾是北京城外西側、為國外攝影者鍾情的一景。

“誰都不想拆。”在孔慶普的記憶中,他身邊的所有人,從技術工人到老局長,再到時任北京市市長的彭真,都對劉少奇的這一指示不理解。

此前,考慮到城市發展需要,在城門一邊或兩邊開闢豁口或修建門洞,是曾參與城樓修繕工程大多數人的共識。但所有人又無可奈何,“拆”這個大字還是層層傳達了下來。這次,孔慶普又被推上了主持者的位置。

也是9月,1952年,從西便門開始,“拆”成了孔慶普與這座城關係的另一面人生。由彭真授意,孔慶普根據現存城樓的規模,制定了一項在絕望中保留最大希望的拆除序列。阜成門被列入倒數第二年,東直門城樓和希望保留下來的西直門整座城門列在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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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西直門南面全貌及繞過甕城向南流的內城西護城河被奧斯伍爾德·喜仁龍攝下。“文革”期間,這座被孔慶普排在拆除序列最末的完整城樓也被誤拆。

拆除工程期間,他很少再寫過紀實詩。直到拆到了阜成門,孔慶普忍不住再記——

城樓修竣四年半,奉命拆除違心願。

含淚安排施工序,指揮施工不忍看。

其實孔慶普看得比誰都仔細。每拆一座,他就和助手仔細測量城樓各部的尺寸,並當場繪圖。沒人讓他這麼做,但“我必須這麼做,因為是我拆的”。

本子裡,密密麻麻的數據疊著這座城消失的一角,又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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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慶普筆記本上的測繪圖

就這樣,在命運反覆的煎熬中,孔慶普歷練成為一位功夫紮實的技術專家。“文革”期間,他因專業技術過硬被打為“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他在城樓拆除現場繪製的資料圖和照片被“造反派”搶走,日記本被妻子燒掉,以躲是非。

好在之前孔慶普每拆一座城樓,就送一份副稿給曾指導城樓修繕工程的單士元。而單士元在“文革”之後,將手中保住的所有資料悉數歸還。

浩劫中,人心和畫稿都躲過一劫。

城事無盡,追憶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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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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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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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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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直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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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成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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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勝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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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武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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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直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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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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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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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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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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