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當代攝影裡，最偉大的先行者毫無疑問是Ed Van Der Elsken，他的名字中譯為：艾德·範·德·艾爾斯肯，看起來是一位貴族後裔。但他的攝影和生存方式卻很嬉皮士，這也讓他某種程度拒絕了攝影史上的種種經典化——在攝影青年裡，他至今還是一個特立獨行的範兒。
他的傳奇起源於《塞納河左岸之戀》（Love On The Left Bank），據說，1950年，25歲的荷蘭青年艾德·範·德·艾爾斯肯從阿姆斯特丹出發，一路上靠搭別人的順風車來到了巴黎——這是典型的垮掉一代揹包革命的旅行方式，此後在巴黎生活了4年，結果就是《塞納河左岸之戀》這本著名的半虛構式“影像小說”，多年以後，像莫迪亞諾的小說還依稀有著它的回聲。
不過我今天不想再談這部經典，現在看來，它的蒙太奇結構有點老套，對羅曼史也有著亦步亦趨的拘謹。艾德·範·德·艾爾斯肯真正的力作，是八年後開始創作的《甜美生活》（Sweet Life）——我在鹿特丹一家藝術書店買到它的復刻版，完整瀏覽之後被它前衛的編排理念、尖銳的視角和後期製作震驚。
《甜美生活》的創作、出版，用了足足八年。根據艾德·範·德·艾爾斯肯的官網資料，它的誕生也是一個典型的六十年代嬉皮故事：“1958年，艾德·範·德·艾爾斯肯與第二任妻子Gerda搭貨船花十四個月環遊世界，從西非經象牙海岸到達南非，再從非洲東岸搭帆船到馬來半島，經過吉隆波、新加坡，過南海到達菲律賓與香港。再從香港搭船短訪日本，又再回香港、經由馬尼拉穿過太平洋，航行四星期才抵達洛杉磯，在這四個星期中，艾德·範·德·艾爾斯肯在船艙寫文、在小浴室內衝放照片……”
一直到1966年，艾德·範·德·艾爾斯肯才出版他的這本名著《甜美生活》（裡面就是他們十四個月環遊世界的攝影作品）。作為一個東方讀者，受過後殖民理論薰陶，我本能地關注裡面拍攝香港的作品。按理說，這應該是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的冒險家對第三世界的窺探和意淫式作品——艾德·範·德·艾爾斯肯的前輩們幹過不少，就像《丁丁歷險記》裡的丁丁所做的一樣。
但是我看到了艾德·範·德·艾爾斯肯的反思，即使他腳步匆匆。比如說，他呈現了
對“世界奇觀”的解構，他去拍攝了當時香港著名的景點“虎豹別墅”，裡面那一堵勸世題材浮雕牆：主題不外乎二十四孝之類，但傳統的佛山泥塑遇上了殖民地風格之後，再被艾德·範·德·艾爾斯肯“斷章取義”，變成了荒誕劇的劇照。
另外是對西方式觀看的諷刺，比如說有一組“蘇絲黃”的肖像，艾德·範·德·艾爾斯肯把她們並置，讓你發現這些女郎的大同小異，其實他這樣強化的呈現方式是在挖苦西方對東方女性的想象，甚至是對殖民地的一種性慾想象。對於殖民者來說，被殖民者是喪失個性的、千人一面的，即使她們走過的街道都在述說著她們隱藏的故事，但觀看者選擇忽略，就像一種文化不認可另一種文化的存在一樣。
還有更多對沙龍攝影“異域情調”的反諷：我最喜歡那一張黃包車照片，車的上下都是吃苦的人，那個懷抱著貨物彷彿垂死掙扎的乘車人，他的痛苦無以名狀地左右了四周的“異域情調”，使它成為一幅香港的《吶喊》。
無論黃包車還是蘇絲黃，都是那個時代香港內外的沙龍攝影所熱衷的主題。試對比同時代的曾蒙生以及何藩，即使是左派攝影家蒙敏生，他被後人整理出版的《香港的另一面：一位攝影師眼中的六七十年代》雖然記錄了大量香港老左派團體的活動，但深受那時代《人民畫報》矯飾報道作風影響。而目前知名度最高的何藩，必須指出的是，他拍攝的香港是高度美化過的，高度形式主義的香港，光影打磨到極致，以致於一點都不真實。
艾德·範·德·艾爾斯肯研究一個地區的方式更接近後來日本的森山大道他們，而他比他們更早使用高反差粗顆粒、過曝光、加暗角這些手段來強調紀實攝影本應該回避的主觀性，作為後現代藝術的攝影，對客觀的界定是沒有界限的。
至於書名《甜美生活》，我一直以為和費里尼的諷刺電影《甜美生活》有關，實際謎底也隱藏在他的香港作品中。“九龍的苦力”（Kuli in Kowloon，Hongkong，1959-60）這幅照片裡，畫面前方是貨港的搬運工，他們從一艘客輪搬下飲料空瓶，工人後面的輪船上掛著一塊牌，上面寫著“Sweet Life”。這船名，是這艘不知從何處來，要到何處去，無法庇護它一半以上的階級的香港的隱喻吧。
（照片翻拍自Ed Van Der Elsken《甜美生活》（Sweet Life），errata e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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