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当代摄影里，最伟大的先行者毫无疑问是Ed Van Der Elsken，他的名字中译为：艾德·范·德·艾尔斯肯，看起来是一位贵族后裔。但他的摄影和生存方式却很嬉皮士，这也让他某种程度拒绝了摄影史上的种种经典化——在摄影青年里，他至今还是一个特立独行的范儿。
他的传奇起源于《塞纳河左岸之恋》（Love On The Left Bank），据说，1950年，25岁的荷兰青年艾德·范·德·艾尔斯肯从阿姆斯特丹出发，一路上靠搭别人的顺风车来到了巴黎——这是典型的垮掉一代背包革命的旅行方式，此后在巴黎生活了4年，结果就是《塞纳河左岸之恋》这本著名的半虚构式“影像小说”，多年以后，像莫迪亚诺的小说还依稀有着它的回声。
不过我今天不想再谈这部经典，现在看来，它的蒙太奇结构有点老套，对罗曼史也有着亦步亦趋的拘谨。艾德·范·德·艾尔斯肯真正的力作，是八年后开始创作的《甜美生活》（Sweet Life）——我在鹿特丹一家艺术书店买到它的复刻版，完整浏览之后被它前卫的编排理念、尖锐的视角和后期制作震惊。
《甜美生活》的创作、出版，用了足足八年。根据艾德·范·德·艾尔斯肯的官网资料，它的诞生也是一个典型的六十年代嬉皮故事：“1958年，艾德·范·德·艾尔斯肯与第二任妻子Gerda搭货船花十四个月环游世界，从西非经象牙海岸到达南非，再从非洲东岸搭帆船到马来半岛，经过吉隆波、新加坡，过南海到达菲律宾与香港。再从香港搭船短访日本，又再回香港、经由马尼拉穿过太平洋，航行四星期才抵达洛杉矶，在这四个星期中，艾德·范·德·艾尔斯肯在船舱写文、在小浴室内冲放照片……”
一直到1966年，艾德·范·德·艾尔斯肯才出版他的这本名著《甜美生活》（里面就是他们十四个月环游世界的摄影作品）。作为一个东方读者，受过后殖民理论熏陶，我本能地关注里面拍摄香港的作品。按理说，这应该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冒险家对第三世界的窥探和意淫式作品——艾德·范·德·艾尔斯肯的前辈们干过不少，就像《丁丁历险记》里的丁丁所做的一样。
但是我看到了艾德·范·德·艾尔斯肯的反思，即使他脚步匆匆。比如说，他呈现了
对“世界奇观”的解构，他去拍摄了当时香港著名的景点“虎豹别墅”，里面那一堵劝世题材浮雕墙：主题不外乎二十四孝之类，但传统的佛山泥塑遇上了殖民地风格之后，再被艾德·范·德·艾尔斯肯“断章取义”，变成了荒诞剧的剧照。
另外是对西方式观看的讽刺，比如说有一组“苏丝黄”的肖像，艾德·范·德·艾尔斯肯把她们并置，让你发现这些女郎的大同小异，其实他这样强化的呈现方式是在挖苦西方对东方女性的想象，甚至是对殖民地的一种性欲想象。对于殖民者来说，被殖民者是丧失个性的、千人一面的，即使她们走过的街道都在述说着她们隐藏的故事，但观看者选择忽略，就像一种文化不认可另一种文化的存在一样。
还有更多对沙龙摄影“异域情调”的反讽：我最喜欢那一张黄包车照片，车的上下都是吃苦的人，那个怀抱着货物仿佛垂死挣扎的乘车人，他的痛苦无以名状地左右了四周的“异域情调”，使它成为一幅香港的《呐喊》。
无论黄包车还是苏丝黄，都是那个时代香港内外的沙龙摄影所热衷的主题。试对比同时代的曾蒙生以及何藩，即使是左派摄影家蒙敏生，他被后人整理出版的《香港的另一面：一位摄影师眼中的六七十年代》虽然记录了大量香港老左派团体的活动，但深受那时代《人民画报》矫饰报道作风影响。而目前知名度最高的何藩，必须指出的是，他拍摄的香港是高度美化过的，高度形式主义的香港，光影打磨到极致，以致于一点都不真实。
艾德·范·德·艾尔斯肯研究一个地区的方式更接近后来日本的森山大道他们，而他比他们更早使用高反差粗颗粒、过曝光、加暗角这些手段来强调纪实摄影本应该回避的主观性，作为后现代艺术的摄影，对客观的界定是没有界限的。
至于书名《甜美生活》，我一直以为和费里尼的讽刺电影《甜美生活》有关，实际谜底也隐藏在他的香港作品中。“九龙的苦力”（Kuli in Kowloon，Hongkong，1959-60）这幅照片里，画面前方是货港的搬运工，他们从一艘客轮搬下饮料空瓶，工人后面的轮船上挂着一块牌，上面写着“Sweet Life”。这船名，是这艘不知从何处来，要到何处去，无法庇护它一半以上的阶级的香港的隐喻吧。
（照片翻拍自Ed Van Der Elsken《甜美生活》（Sweet Life），errata e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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