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意篆刻，非时风所倡，虽然像似新提法，但自文人篆刻始，脉络清晰。写意是文人之根本，篆刻乃文人馀事，但在文人心修道养的脉络里，“馀事”却无不大。沈野《印谈》所言：“印虽小技，须是静坐读书……未有不静坐读书而能入室者”，道出文人刻印章皆为己之学问，即法天地之象、自然造化，师瓦砾之道、众生之相，开风规格局，抒怀写意。
古有田叟稚子开风规、抒胸意，“随意道出，亦有奇语，石勒不识字，能作诗歌”，所以扬雄道出：“言，心声也，书，心画也”。“画与书一源”，即爱宾“立意”，“意存笔先，画尽意在”，篆刻亦然。甘《印章集说·印品》：“印之佳者有三品：神、妙、能……屈伸得神外之神，笔未到而意到，形未存而神存，印之神品也。”
明清文人篆刻兴起，宗法秦汉，自成规模。开格局者，风规逸出。文国博、何长卿、丁敬身、吴让之、赵之谦、吴俊卿、黄牧甫无不如是、无不流派。入流派，固能守住家规，传承文脉，或此基础之上，启迪精微。上述大家，或书或画，源流清澈，不拘一时，爱今博古。金石学问，自宋兴起，至清兴盛，文人书画篆刻，无不胎息，视觉顿开，取法不泥。
时下研究，多重视材料的功用，对出土之金石瓦砾无不珍惜，补史阙、还本真。就篆刻而言，流派大家无不受益，且局大体深。然而，后学一家者不可谓少，一叶障目，小心“摹削”，只求一似，“与世相违”。求一笔一刀，亦步亦趋，有失秦汉精神，更不能窥见田叟稚子之质，欲尽精微，怕没有了抒胸中意气的怀抱与格局，何以写意？
如后起齐白石，虽初学流派，但不愿随人后、拘绳墨，他说：“刻印，其篆法别有天趣胜人者，唯秦汉人，秦汉人有过人处，全在不蠢，胆敢独造，故能超出千古，余刻印不拘前人绳墨，而人以为无所本。余常哀时人之蠢，不知秦汉人，人子也，吾侪，亦人子也。不思吾侪有独到处，如令昔人见之，亦必钦佩。予之刻印，少时即刻意古人篆法，然后即追求刻字之解意。不为摹、作、削三字所害，虚掷精神。”
他的篆刻于金石潮流中互通消息，从流派而上，清楚流变，如此明白，所以自信，自信者才能守家业、承源启变。松年说：“凡名家写意，莫不从工笔删繁就简，由博返约而来，虽寥寥数笔，已得物之全神”，白石刻印，即是得其神，以铁笔写其意。他虽说法诏版、三公山，但无一皮毛绝似，无一体格不得其意。东坡所云：“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此之谓白石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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