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嘟嘟的小不理
对这个问题有人说爱因斯坦根本没说过这样的话，那我不得不做出更正，爱因斯坦的确是这么说的。不但说了，还白纸黑字写在信里。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1953年的斯伟泽（J.S. Switzer）当年还不算学者，他是一个美国陆军退役上校，正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这个人见多识广，对中国历史颇有兴趣，选修了汉学家芮沃寿教授的阅读课。在课堂上，师生们一起热烈讨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即“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科学？”讨论没有什么结论，于是斯伟泽就悄悄用书信的形式把讨论笔记寄给了爱因斯坦，想听听大科学家对此的看法。
显然是看到斯伟泽的问题很有趣，所以爱因斯坦决定给这个学生回信，信中最著名的片段就是题主引述的那段话。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段话引起了无数争议。
有人认为爱因斯坦太傲慢，是在侮辱中国人的智慧。这一观点最不值得一驳。只有傻瓜才会在一封肯定会被公诸于世的探讨学术的书信里毫无道理地去侮辱一个民族，而众所周知，爱因斯坦是这个地球上数一数二的聪明人。
还有人不服气，觉得爱因斯坦是在不了解中国历史的前提下妄加评论，是对中国的轻看。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李约瑟，因为他一直都在思考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的问题，偏偏爱因斯坦却在信中表示，这个问题根本不重要，真是让人生气。
其实，爱因斯坦表达了两层意思。而一旦我们理解了他的这两层意思，就会明白，爱因斯坦的确比世上绝大多数人都了解一件事，那就是“科学”。
第一层意思，爱因斯坦认为，科学的产生必须有两大基础。一是古希腊哲学，尤其是以几何学为起点的形式逻辑。二是文艺复兴以来的，通过实验寻找因果关系的方法。而据他的了解，中国历史上缺少这两大基础，因而科学无法产生于中国。
第二层意思更加重要，爱因斯坦认为，科学没有产生于中国，就像科学没有产生于埃及、巴比伦、波斯、玛雅等地方，其机制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人类的各个社会没有产生科学是普遍现象，是相当正常的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反倒是科学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反常，需要做出全面的解释。因此爱因斯坦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在我看来，中国的先贤们没有能够走上做出这些发现的道路，是不值得惊奇的。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发现居然被做了出来。”可见这句话的重点在最后几个字，不在于前边提到的中国。
也许，更有趣的问题在于，既然爱因斯坦说了形式逻辑和实验方法是科学的必要基础，那么他为什么还会说，科学的出现本身是令人惊奇的呢？也就是说，爱因斯坦是不是觉得，仅有这两大基础，并不能保证科学就一定会产生呢？一想到这里，我觉得好复杂。
我大胆猜测，爱因斯坦在这里暗藏了一种逆经叛道的、反必然性的哲学观——在他看来，科学不是必然会产生的事物，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意外、偶然和随机。假如我们认真对待这一观念，看待世界的眼界一定会大有不同。
西闪
爱因斯坦观点我是非常之赞同，但不是膜拜权威，而是我从内心认同，这个总结是非常到位的：科学两大支柱（充要条件）：形式逻辑（演绎推理）和系统实验（经验归纳），缺一不可。
为什么爱因斯坦认为「中国的先贤没有走上科学道路不令人奇怪」？
在我看来，是因为爱因斯坦和斯威策（J. S. Switzer）有着不同的【隐含假设】，也就是说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斯威策的【隐含前提】和【逻辑推理】是：
1、地球村中一定会有居民发现科学范式，应该是最聪明、最有创造力的那个居民发现科学。
- 2、东方居民中国领先西方居民，是地球村中最聪明的居民，按照1应该是中国人最先发现科学范式。
3、所以，斯威策很疑惑，为什么不是那个智商高、学习好的那个中国童鞋发现科学范式呢？
爱因斯坦的【隐含前提】和【逻辑推理】是：
1、地球村居民发现科学范式不是必然的，纯粹就是很偶然的运气，是如同中了500万彩票一样的低概率事件。
- 2、地球村中西方居民发现了科学，就如同中了500万彩票一样的低概率事件，是逆天的好运气。
- 3、既然是低概率事件，就不可能人人都中5000万彩票，而且跟人品、智商相关度不高，所以，波斯人、印度人、回教人，要是人人都中彩票那才奇怪呢！先不论中国人是不是地球村中智商高、学习好的三好学生，即便是，他运气不好，没中彩票有什么好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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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策的【隐含前提】是有问题的，在论证方法上叫做「乞求论点begging the question」：预设前提不当。
斯威策【假设1】【假设2】都有问题：
第一，伟大的创造性思想，是不可预测的、初始阶段是不可识别的，也不是单一变量，没有什么「必定」一说。
也就是说：不是天资好、智商高就一定能成乔布斯、比尔盖茨，也许稍微有个变量有点差池，你就会碌碌无为一生。
第二，古代中国是不是地球村居民中那个学习好、智商高的三好学生，长期领先西方十条街？我觉得不是，或者说，中、西方两个学生各有优势和劣势。
实事求是的说：李约瑟对中国有好感，《中国科学史》有很多瑕疵，对中国古代技术有夸大的成分。【科技】和【技术】一定要分清楚，李约瑟说的很多是【技术】不是【科技】。
西方人搞出了科学范式，也是过于自信，于是「以果溯因」说自己的文化如何优秀。科学理论是西方文化中所有人同时发现的吗？
恰恰相反，搞出科学范式就是那几个人，而且绝对是当时离经叛道的人，或者被主流文化所不容的人。
搞出演绎数学的毕达哥拉斯是个神秘主义教徒，遵循一些奇形怪状、毫无理性的禁忌，比如：不能吃豆子、避开白公鸡、不能掰开面包。
科学精神核心之一就是怀疑精神，提出「无限诘问、反思质疑」原则的苏格拉底，被希腊人判了鸩酒之刑。
古希腊大数学家阿基米德被古罗马人一刀砍死。
将实验归纳与演绎逻辑结合起来，建立科学范式的伽利略，被教廷软禁终身。
对异见的宽容不是西方文化功绩，而是政治变革、印刷技术进步的结果，比如：新兴资产阶级兴起、新教和天主教的互相制衡，印刷术的出现等因素。
古希腊哲学、欧几里得几何学等开始被基督徒烧光了。如果不是伊斯兰的百年翻译运动保存火种，古希腊文化可能会消失。
我觉得就是巧合，文化也许有影响，也许没有。反正你能说出多少正例，我就能给出多少反例。所以，不能以「文化决定论」解释西方出现科学的原因。
西方发现现科学范式也就是那几个人，而且火种随时可能熄灭，不过，运气有点好，流传了下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社会渐渐宽容，而且西方人开始认识到科学的威力。
就跟基督教一样，如果不是门徒保罗是罗马人，基督教的火种就熄灭了，跟历史上千万种消失的小宗教一样。今天，基督徒将基督教壮大解释成耶稣的预言，是必然的，你觉得这靠谱吗？
所以，古代中国人搞不出科学范式，是很正常，我们用不着自我贬低。
西方搞出科学范式，也是很偶然的因素，不要过分抬高西方文化，认为二者有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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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有种族歧视吗？
从爱因斯坦写给斯威策（J. S. Switzer）回信来看，应该是不存在种族歧视。
爱因斯坦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在公共场合言论是极有悲天悯人之心的，并不是【种族歧视分子】，也不是【种族优越者】，而且他即便是犹太人，对【犹太人优秀民族】这种观点都嗤之以鼻，
但是，爱因斯坦在私下里有一些言论，是非常看不起中国人，有可能会刺痛我们的民族自尊心：
爱因斯坦二十年代访华的时候的见闻，与他的继女通信出版了在下面这本书中，有一些对中国人的评价：
我没有这本书，爱因斯坦的这些言论引自《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文章的引用：
https://cn.nytimes.com/world/20180615/einstein-travel-diaries/
爱因斯坦称中国人像畜生、肮脏、愚钝、繁衍能力很强，摘引一些：
「中国人吃饭时不坐在凳子上，而是像欧洲人在树林里如厕那样蹲着……（中国人）安静、拘束，就连孩子看上去都很呆板、愚钝。」
如果这些中国人取代了所有其他种族，那真是遗憾。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就连那样想一想都是无可言喻的悲伤。
大多数负担沉重……他们似乎驽钝得不理解自己命运的可怕。
就连那些沦落到像马一样工作的人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痛苦。特别像畜群的民族
爱因斯坦实在无法想象中国女人的性吸引力在哪里？
我注意到，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别非常小。我不明白中国女人拥有哪些致命的诱惑力、使身边的男人无力自卫、只能去繁衍后代。
没法儿培训中国人进行逻辑思考，他们特别没有数学天赋。
爱因斯坦对日本人的评价较高：
日本人朴实、得体，总的来说很有吸引力，
• 这里的人有着其他地方的人所没有的纯净灵魂。这个国家值得喜爱和钦佩。
• “这个国家对智识的需求似乎没有对艺术的需求强烈——天生的性情？”
不过这是爱因斯坦私人通信，从来没有想过这些日记有朝一日会被发表。
在爱因斯坦生活的时代，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西方强势文化，不堪一击，一度有开除地球球籍的危险。中国人民生活在最贫穷、最混乱不堪的国度里。
现在的电影、电视剧的民国形象，还有所谓的「黄金时代」
我们来看看像陈丹青这样的文人口中「大师遍地」的「黄金时代」中普通人的「民国范」：
我们今天看到印度的火车和贫民窟，会讥笑「十亿牲口，一亿人类」。
如果你是爱因斯坦，看到当时的中国衣衫偻烂、食不果腹的平民阶层，目不识丁毫无知识鲁钝到不知道自己命运可怕的平民，给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相信我，贫穷也许是最大的罪恶之一，发展才是硬道理。
相信我，仓禀足而知礼节，「仓禀足」你的气质都不一样。
这一点狗都知道！狗能识别这种气场，所以爱咬那种衣衫偻烂的人，叫花子要拿打狗棒。
所以，尽管我也不舒服，但我能理解当时的「民国范」给爱因斯坦带来的震撼！
小汉字见大历史
这么有趣的问题竟然没人能够回答，那么作为提问者我就来掺和一脚吧，回答内容是我的一篇文章
“李约瑟之问”可能为广大国人所熟悉，而此问题针对的对象，便涉及到了冯友兰和爱因斯坦对“中国有无科学”的评价。这里，我们且不管李约瑟自己的解答，而冯友兰的观点在早先的文章里也已经提及，因此，笔者主要来谈谈爱因斯坦究竟指出了一种何样的事实。至于这个问题的起因，则是源于一篇学术论文。
杜保友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名字叫做《冯友兰与“李约瑟难题”》，其中主要涉及到了冯友兰、任鸿隽与爱因斯坦对科学的看法。但在笔者看来，作者似乎预设了一个目的，即数学（按：指几何-逻辑，一般认为，逻辑学是受到几何的启发而出现的）—归纳（按：指近代因果关系）被当作现代科学的充要条件（或者说必要条件）而呈现出一种必然性。因此，这不但导致杜先生对任鸿隽产生了误会，连带着对爱因斯坦的话也产生了偏差性的解读。
笔者在之前的文章里引用过任鸿隽的观点，读者可以清楚的发现，事实上任鸿隽是瞧不起演绎法的，他引用哈佛校长的言论，包括文末列举的中外例子，皆是为了突出归纳法乃科学的这一认识。其实不难想象，自从休谟第一次高呼要将神学、形而上学的“无用作品”扔进烈火之中，康德开始接过休谟的大旗，不但“砍掉了上帝的脑袋”（按：海涅语），连“古代形而上学”这位女皇也被拉下王位。接着，黑格尔试图恢复哲学的“无所不包”，可惜他的《自然哲学》最终成为“科哲战争”的导火索——不但哲学家们厌恶他，科学家也是对其恨之入骨。“科哲战争”来到中国之后，则演变成了当年名动一时的“科玄战争”，结果同哲学一样，玄学也立马败下阵来。因此，在自然科学兴起的一段时期里，注重思维（按：心）的哲学根本没有机会凭借着演绎法去战胜以归纳法开启征程的自然科学——这恐怕就是杜先生对任鸿隽的文章“有选择性的引用”之原因了，所以他强调演绎和归纳，却省去了任鸿隽对演绎法的批评。
但杜先生为何一定要突出“数学”这一特点呢？初步阅读过科学史著作的人们可能都会好奇，“数学成为科学”难道不是笛卡尔时代后发生的事情吗？古希腊人的“数学”何以成了“现代数学”的源头？有这个怀疑是正常的，而杜先生却完全忽略了这一“古今之别”，且不打算深究这个问题。这是何故？原因无他，皆在于对“爱因斯坦的评价”作铺垫罢了——有选择性的对待任鸿隽，同样出于这个理由。
爱因斯坦的回信原文如下：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is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 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 (in Euclidean geometry)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to find out causal relationships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during the Renaissance). In my opinion one has not to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have not made tho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o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郝炘对此段话的翻译是：
西方科学发展是建立在两个重大成就的基础之上的：希腊哲学家们（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和（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的通过系统实验找到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在我看来，不必对中国哲人没能走出这些步骤大为惊讶。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有人做出了那些[科学]发现。
杜保友对此段话的翻译则是：
爱因斯坦在1953年给美国的一位学者斯威策（J. S. Switzer）的信中这样写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杜先生又对此作了自己的解读：
爱因斯坦这封信传达了三层意思。其一，科学发展是以其特有的方法为基础的，此方法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体现于古希腊《几何原本》中的形式逻辑即演绎逻辑，二是应用于文艺复兴时期探求因果关系的实验方法即归纳逻辑。这与本文在前面所说的科学的两个基本特征即数学化和实验性是一致的。其二，这两个方法论发现没有产生于中国而是产生于西方。其三，中国人没有作出这两个发现不足为奇，而西方人作出这两个发现倒是令人惊奇的。以上第一点和第二点是陈述了两个客观事实，只有第三点表达一种主观态度，即用于数学的演绎逻辑和用于实验的归纳逻辑的发现是令人惊奇的，正因为此，中国人没有发现它们是不足为奇的。
可见，郝炘女士和杜先生的认识差别不小，前者（郝炘）以为“those discoveries”指的是“现代科学”，后者（杜）则以为指的是“演绎法和归纳法”，那么哪个理解比较准确呢？很明显，应该是郝炘，而她也给出了自己的理由。
J.S. Switzer的老师芮沃寿曾对李约瑟的观点提出批评：
Needham's analysis of Chinese thought appears to be based on two teleological assumptions. The first is a theory of universal progress which holds that all men everywhere have been moving toward "science" in its modern Western sense; this "science" is an ultimate value, the goal toward which all intellectual endeavor should be directed. The other assumption appears to be that men everywhere at all times have,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been struggling toward an ultimate collectivist Utopia;...
I am not persuaded that man's attainment of modern science was in the West or elsewhere a fore-ordained goal in terms of which his other intellectual achievements should be evaluated. I would be inclined to follow Albert Einstein who, in 1953, wrote in a ltter to J.S. Switzer:
郝炘作了翻译：
李约瑟对中国思想的分析似乎是建立在两个目的论的假设之上的。第一个是一种普适进步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一直在朝着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前进；这个‘科学’是一种终极价值，所有的智力探索都应该向这个目标努力。
我不能信服，人的现代科学造诣，在西方或其他地方，是一个预先注定的目标，其它的智力成就都应该用这个目标来恒量。我倾向于爱因斯坦的观点，爱因斯坦在1953年给斯威泽的信中写到。
不难发现，芮沃寿最先怀疑的便是李约瑟的前提预设——古希腊人已经决定好了世界未来的走向，因此，科学的演进只不过是顺着古希腊人开创的道路而前进。简单总结一下，便是芮沃寿不相信现代科学乃古希腊人努力实现的目标。而且我们也很难想象这样一种事实——现代重要科学家爱因斯坦竟然会将现代科学的功劳完全归功于古希腊人那种粗糙的演绎逻辑，或者是现代科学初期极为粗糙的归纳法。虽然爱因斯坦认为这两项发明确实重要，但显然还不可能重要到超越现代科学的地步。
所以，只要认识了现代科学的进展，那么“中国有无科学”的争论意义便不大了。因为和古希腊、文艺复兴比起来，现代科学才是真正令人惊奇的产物。即便没有古希腊人的演绎逻辑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因果论的发现，现代中国依旧可以拥有现代科学，事实上，物理学、数学这些学科恰恰和人文学科不同，是不需要去学历史的。可见，杜先生完全弄错了方向，根本上误读了爱因斯坦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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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前面的回答争议很多，我们不妨再来看看爱因斯坦问题的具体细节。这里我先亮明接下来要说的问题，免得一些家伙光想“简明扼要”，在我看来，如果真的有什么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那一定就是“大道至简”这样的信仰了。问题：1，爱因斯坦问题近年来之争议究竟是谁引发的？2，杜保友的论文引用的“爱因斯坦信件”是否准确？3，到底爱因斯坦是在指中国的科学技术令人惊奇，还是指古希腊人的演绎法、近代以来的归纳法令人惊奇，亦或是爱因斯坦时代的现代科学令人惊奇？这几个问题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下面回答的时候会穿插在一起来说，这里我们再引用一下还学文女士的文章。
许良英的译文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这是七十年代许良英先生的译文，虽然书里写的是“胡文耕译”，但实际上就是许良英先生翻译的。这个译本的意思，明显是说“爱因斯坦觉得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令人惊奇”。
到了八十年代，许先生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翻转，将译文变成如下所述：
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这样一来，译文就变成了对形式逻辑和文艺复兴时期归纳法的极度推崇了。
后来经过何凯文的质疑，许良英在05年再次做出修改，翻译如下：
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但实际上，九十年代时许先生的学生胡大年已经在美国找到了爱因斯坦的回信原件，并跟美国科学史家Martin J.Klein进行了深入探讨，许良英也非常推崇Klein，但这次讨论却对许良英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他依旧坚持第二次翻译是准确的。
所以我们不难看到，对爱因斯坦信件的争议首先来自于语言问题，即“英-汉”翻译（爱因斯坦的回信写得是英文，而非德语）。胡大年以为，05年老师的第三次易稿还是有问题，依旧不准确。胡大年和Klein以及F.L.Holmes讨论后的意见主要是：
使人惊奇的是，那些发现，【不论在何处或被何人】，到底都被做出来了(and that's enough!)。
而Klein的意思非常明确，由胡大年进行了转述：
Martin said that Einstein was not an expert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 It is probably irresponsible for him to make such kind of judgment on this important question
（Klein说）爱因斯坦不是中国科技史专家，对他来说对如此重大的问题作那样的判断是不负责任的。
这已经说的很明白了，爱因斯坦对于自己不熟悉的问题不愿妄下结论，而只是说，不管中国还是西方，科学研究被做出来了，这很值得惊奇，至于它出现在中国还是古希腊和近代，那无关紧要。
还学文女士又举出美国著名科学史家Nathan Sivin的态度来进行说明，国外科学史家在面对中国古代科学为何没能产生出现代科学这件事情上都很谨慎，这与Klein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这些严谨的科学史工作者没有嘲讽中国没能产生出现代科学这个问题，也没有人否定中国古代科学上的成就。
李约瑟之问
我见到有人在评论里嘲笑李约瑟提出的“四大发明”说，评论者还说“看到李约瑟就想笑”，这倒是让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只要翻过李约瑟作品的人，都知道这是科学史上的大部头著作，信不过汉语翻译的人通常会直接查阅原本，可以说，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史的描述和举证是相当完善且谨慎的，而四大发明不过是其中的九牛一毛，这部作品本身就是科学史著作的典范之一，能让我们看到西方学者扎实严谨的著述态度。但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国内的“四大发明”说并非始于李约瑟，而是始于卡尔·马克思，作为向来需要学习政治教材的我们，竟然连这个都不清楚，倒确实让人想笑。而一个读过李约瑟作品的人，也不可能会联想到“四大发明”，因为四大发明只是技术史，李约瑟关注的则更多是科学史。
而李约瑟之所以会来写这部作品，他表达的意思很清楚，是因为看到了爱因斯坦的信，并且他不认同冯友兰26岁时在美国杜威门下时发表的论文中的观点，所以他要亲自来做这方面的整理工作，但这不是他的根本目标，他的根本目标是“李约瑟之问”——为什么中国也有古代科学，但产生不出来现代科学？这个问题现在依旧生机勃勃，而人们也相信，李约瑟并没有解决自己提出的难题。
李约瑟涉及到爱因斯坦问题时的优势是什么？优势就是他对中国古代科学史作了谨慎的梳理（他作出了行动），所以Klein明确说了，爱因斯坦清楚自己并非科学史方面的专家，因此保持了谨慎的态度，不去评判中国为何没有从古代科学产生现代科学这个问题。但李约瑟的问题在于，他误读了爱因斯坦的意思。
芮沃寿的回应
我们知道，斯威策是芮沃寿的学生，而斯威策上课后产生好奇的地方在于“中国古代科学为什么没有产生出现代科学”，而非“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科学”。
朱元晦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自然科学成就在古代是一个巅峰，如对于月亮如何生成（批判《礼记》），测量北极星的仰角度数，通过山体海洋化石推测陆地的形成原因，探讨雪花的构造，反对古代观点进而提出日、月同向而非反向移动（涉及到参照物和速度），认同沈括的说法提出“月无盈阙”（这点放在今天也是对的），认同月亮是反射太阳的光而发光（今天也是对的），改进了水浑仪的弊端，设想人若能缩小进入浑天仪进行观察就可以改正前人的天文知识上的错误等等，所以李约瑟对他大加笔墨进行探讨，更重要的是，明末东学西渐时，西方人依据的文本就是朱元晦的文本，启蒙运动的中国依据也是朱元晦的注疏和思想，莱布尼茨等人也引元晦为同道。南宋这个时期，元晦的许多自然科学思想是远早于西方的——李约瑟的问题恰在这里，为什么后来中国的自然科学突然就陷入了停滞？而西方人怀特海也指出（跟罗素进行过合著），朱熹之后的中国再无天才，反而是把天才都用在了对古人的注疏上面（可能指清朝）。
怀特海这句话我保留意见，因为明末西学东渐，中国的科学史是有很大发展的，而且很快就能逐渐赶上西方，所以当时出了不少科学方面的人才，儒家当时对利玛窦以及《几何原本》的极度尊重很能说明当时的学者根本不存在清朝的那种“奇技淫巧”的鄙夷态度。而且，我没有见过其他学派有对西方科学产生出任何兴趣。明末的西学东渐停止的主因，是满洲人出现了。
十多年前看过一个纪录片，讲的是清初其实也比较留意自然科学——我以前一直以为满洲人从来不重视科学。西方科学到了清朝，在康熙皇帝的时代他个人是很喜欢这些东西，但问题是他只允许皇室成员进行学习，民间和大臣则禁止学习科学。有人说清朝不需要背锅，我倒是觉得清朝从来都是坐在锅里的，明朝再差劲也没禁止过学习科学，即使民间有人一开始反对近代西洋历法，但彼此一印证，民间这边错了，人就去改正，开始去积极学习。后来到了乾隆时代，他收藏了许多西洋科技成果，却也是禁止民间学习科学。原因无他，主要是怕汉人掌握了这些知识来造反——所以哪怕大臣和民间制造商要改进火炮时，皇帝们都要再三勒令阻止。阻止的结果是什么呢？是防住了汉却防不住西洋人，最后连汉也防不住了。
我们再回到芮沃寿的问题上来看看胡大年和Klein他们的观点准不准确，因为人们在讨论爱因斯坦的回信时，始终忽略了斯威策和芮沃寿两个当事人。从芮沃寿的态度看，他与Klein这些科学史家观点比较一致，所以他是反对“李约瑟之问”的。他的理由在于，现代科学不是因为古希腊人或更早些的古巴比伦、古埃及人预先设定了一个现代科学的目标，进而迈出了第一步。实际上，科学的发现和发展并不像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那样，自己走了一圈丰富了自身后回到起点，黑格尔所言只是哲学的发展历程（即便是哲学史，这种观点也很值得商榷），而绝不是科学的。
从前面胡大年和两位美国哲学史家的观点已经得出，爱因斯坦作为一个严肃的科学家，不可能对自己不熟悉的问题唐突应答，所以他避而不谈“中国的古代科学为何没有产生出现代科学”这个问题，而是说“演绎法和因果思想”被人类所发现，这就足够令人惊奇了，即要求斯威策不用纠结于西方还是中国这样的问题——其实代表了科学具备普遍性的特点。但我对此还是非常怀疑，因为在近代以来，数学终于成为科学知识，又一直到莱布尼茨以后，逻辑学才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且普遍的语言，这已经完全不是古希腊人的演绎逻辑了（迷糊的，买一本逻辑学作品读一读，觉得国人写的不好，可以买本西方的），数学和逻辑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哲学突变为“分析哲学”（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开始研究哲学），分析哲学不但使哲学成了一门严谨的学问，且推动了数学等学科的继续发展。爱因斯坦作为一个现代科学家，他怎么可能不清楚这个事实呢？而“文艺复兴”时代的问题，爱因斯坦则明确表达过跟它相反的意见，但相较于古希腊，文艺复兴时期也是有长足进步的，比如拉美特利曾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自己把解剖结果呈现在经院哲学家面前时，经院哲学家却依旧相信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人是用心脏而非大脑思考的。可见，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成果和古希腊并不相同，毕竟一个诉诸演绎法，一个则诉诸实验和归纳法。
芮沃寿指出，爱因斯坦和自己的观点一致。郝炘以为，这已经可以证明所谓的“令人惊奇的发现”是指“现代科学”，而非“演绎法”跟“因果关系”。因为芮沃寿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即便西方科学，也不意味着古代科学与现代科学之间有某种先天预定好的必然联系。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除非科盲。
郝炘举出的另一个证据，是爱因斯坦说过“最令人惊讶的是被认为不可理解的这个世界竟然可以理解”，科盲们对此肯定是一脸懵逼，不知道这句话是指什么的。但只要稍微具备点科普素养，就知道这恰恰是针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思想而提出的。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虽然相信精确化的学问才是知识，但又认为人类普遍无法跨越计数和度量的不精确性，所以世界在根本上无法理解，进而导致了人们继续追求形而上学的类比（现代人库恩后来转而研究古代科学，希望解开“古代科学被形而上学统治两千年而没能发展成现代科学”的谜团）。那么，“可以理解”显然超越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不可理解”。因此，我们可以下结论了：爱因斯坦对斯威策的回信不仅仅是出于礼貌和严谨，还有劝诫斯威策“重视现代科学”这个“令人惊奇”的成果的意思，而不需要纠结于中国古代科学为何没有产生出现代科学，以及古希腊演绎法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归纳法这些过去的科学。
杜保友的诡异引用
最后，我们来看看杜保友的引用。杜保友引用的文献资料很奇怪，因为《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发行于1976年，杜在注里面却标为1977年（第二卷才发行于此年），更奇怪的是他所引用的内容跟第一版里的翻译完全不同，而是八十年代第二版里的翻译。这是什么原因呢？恐怕只有作者自己清楚了。
此外，我对评论里所说的“环境”很认同。这着实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我不相信它是一个主要因素，因为学术科研毕竟有它的研究主体，人们的努力则体现在这个过程里面，像当年的德国科学家，很多没有这种外部环境，却依然有很大成就，我们国内也有不少优秀的科学家。前些年学术和科研团体有很多学者讲不要用政治绑架学术、科研，其实就是要说明学术的独立性，但在实际上，批西和捧西的人，都在用政治绑架学术。
肥嘟嘟的小不理
我不知道爱因斯坦是否说过这句话，但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中国的先贤没有走上科学的道路的确并不令人奇怪。
中国的先贤，如诸子百家，他们所关心的命题，更多的是“人事”，或者用近代社会科学的分类来讲，属于“伦理学”的范畴。而自然科学所关心的，更多的是“物和理”，以物为研究对象，探寻背后的规律和原理。虽然现代医学以“人”为研究对象，但也是将人“解剖”了，当作“物”来看的。因此，古代先贤，并没有研究自然科学的兴趣。唯一打了一点擦边球的先贤是墨子，对光学有一定的发现，但对于整个墨子学说而言，“人事”方面的“兼爱、非攻”才是重点。
此外，由于兴趣在“人事”，中国先贤建立学说体系的时候，比较喜欢大而化之，也不注重逻辑思辨，更要命的是，几乎所有的先贤，都存在概念不清的问题。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但却没有清楚的说明，什么是仁，什么是义，反倒见仁见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老子将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道可道，非常道”，就是不告诉你什么是道。对于自然科学来讲，首先就得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不然一切都成了空中楼阁。
但我们不能责备我们的先贤，他们有自己的兴趣点，选择了一条与自然科学并行前进的路。和自然科学一样，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同样推动着世界文明的进步，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会继续推动。
自然科学解决了“人与自然”的问题，而我们的先贤，则为解决“人与社会”与“人与自身”的问题提供了药方。
上庠
这就是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区别！爱因斯坦对问题的认识是以理性化为前提的，他对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感性化认识根本不甚了解。因为犹太人向来以理性化的智商为重，感性化的情商为次！但过去的历史规律恰恰相反？过于精明着重于眼前的一切虽然得一时，但不能得一世！人家跟你打交道而你把算盘珠打得劈里啪拉响，从来注重手段而不注重情面，只要能得到的？不管是巧取还是豪夺！可以不惜一切手段！别人和他们打交道吃一二次亏还行，但第三次就很难打交道了！无形中就跟他们形成了一种隔阂和鸿沟！人家不跟你打交道总行吧，就算你遇到了什么困难，人家也只看不帮你，为什么？因为帮了你犹太人也不好记着我的好，相反可是演绎《农夫与蛇》或《东郭先生》的故事！作为祖先是游牧民族的犹太人是世界历史上最东游西荡的民族，其实他们的文化底蕴也不可谓不丰厚，其中犹太教包含了犹太神学、历史、文学、哲学、语言、科学、艺术、建筑、服饰、社会组织、伦理规范等各个方面的成就！但民族性格的使然只能让他们成为历史上的弃儿！在冷兵器时代，除了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的战争和强权掠夺！还有就是利用血统亲情宗教同义等进行的政治联盟来扩大己方的领土和势力范围！这其中不乏各路王候利用情商以称兄道弟为名联合各派为已所用，在世界历史各阶段，帝王将相都会用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打天下平天下！而犹太人这个民族恰恰就缺少这方面的情商基因，就是因为他们对金钱实物等眼前利益太过于贪婪而忽略了人情关系！这绝对是犹太民族致命伤！所以就算历史上他们也曾建立过以色列王国，但也只存在了几百年，最后被巴比伦帝国所灭！历史教训太多却怎么也改变不了该民族的特性，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的灭绝犹太人计划的确真正触动了他们自闭的神经？几百万人被纳粹屠杀尸横集中营成为世界史上最悲惨和残忍的暴行！也只有这次屠杀让犹太人改变了许多，才有了今天的以色列国。而以儒家文化为感性认识的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文明的持续，儒家道家学说无疑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各朝历代的政权转换中，多有不乏外夷入侵而立国立朝的，但其外夷文化并没有改变前朝之文明？反而又以类似前朝遵守的儒家道家教义而治国？从根本上也就被同化了，成了中华文明延续的捍卫者？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中的，为什么？因为儒家思想倡导"礼、义、廉、耻！道家学说提倡，德才兼备！这些都是以感性人性为本的情商型思想，但儒家思想很奴性，逆来顺受也是其教义之一，受之这种思想的人们往往很缺乏反抗精神？软弱如羔羊一般！所以是历代统治者最容易统治的羊群。我们现代人其实要以理性和感性并重，二者合一的智者才是最完美的！
遥看夜空满天星
人类活动中任何决定性的事物的产生，都有其历史的背景和动机与根源的。现代科学技术产生也不例外。
一 其历史背景如下：
（一）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
因为古代欧洲是一个游牧民族，无定居之地，以游牧为主，生产力相对落后，生活产品稀少，形成了互相抢夺性形格和习惯，但还要思想和艺术，这就自然产生了自我人性的探讨和研究，但最后还是逃不脱兽性和人性的桎梏，产生了歪曲的人类思想哲学和道德理论。所以欧洲不象中国能形成统一大欧洲。而一直在互相征战和征服中发展成相对独立的欧洲各古国，后来引进了中国的农耕技术和各种科学技术，才从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过渡，产生了近代欧洲国家，但还是无法统一在一个大欧洲下，所以发动了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并产生了科技和技术最先进的现代美国和欧洲。但祖传的对外族的侵略性乃未彻底改变。因为他们没有人类祖先伏羲女娲及后来的大思想家老孑和孔子等大思想家和理论家的胸怀和智慧！
（二）思想理论基础：
西方人在哲学思想与理论来自于中国先贤的哲学与思想理论，黑格尔都承认，他的辩证思想来自于神秘东方的《易经》。而从《易经》中西方人又衍生出了《道德与哲学》。但其思想又与大道学说割裂开来，在哲学与道德上，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扰乱人的思维，搅乱人的思想理论！其实道德与责任的关系很简单，道德是善良的责任性，准确的说，就是克服人性的自私和自以为是，而去适应大众的需求和大自然和谐平衡的需求。责任就是善良的良心的发现和实施，也就是完全脱离兽性思唯和人性的桎梏，去为大众利益和自然界的和谐平衡努力奋斗。否则一切都是虚伪的和自以为是的。也即东方人的智慧，道与德的统一，大道为公，公为天下，为天下者，大德也！
所以说西方的道德观又沦为了伪道德观，在制度上形成了对内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而对外纯资本主义的侵略压榨体制。
这也是西方人喜欢侵略和掠夺别人的思想基础，其实一直在自我的思维里打转，转来转去转不出去，最后只能披上道德的外衣了，自以为自己的思想是最先进的，并以此思想统治和侵害人类。
二 科学产生的动机和根源：
近代初期欧洲由于生产力低下，还要与邻国保持战争的相对优势，以期侵略和征服邻国，取得更多的资源。所以都想提高自己的生产力水平和战争能力。所以很多炼金师在炼金过程中产生的物理与化学理论和实践，就逐步受统治者的青睐，由旁门左道进入的生产力和军事领域，些理论和实践又服务于了社会理论和实践，就产生了科学技术这一专门领域，并得到了尤先发展，推动了西方三次工业革命。并最后使美国脱颖而出，成为了世界第一强国（当然美国成为第一强国主要是犹太人的财力支持和战略规划与布局，这个已在其它文章中论述了，在此不多叙述了）。
其实究其根源，欧洲炼金术来自于中国，在先秦时期，中国也是在思想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产生了各种思想和流派，而炼金术是道家的一个以药养生的学派衍生而来，主要代表人物有各种方师、法师等，理论人物有葛洪等。这些东西和中国各种思想和理论也从不同途径先后传到了阿拉伯国家，又逐步从阿拉伯国家传往了欧洲。但秦始皇焚书坑儒，主要是烧了这些书籍，因为他也看出了这些東西会最终破坏他的统一大业，所以一律定为奇技淫巧，并给予坚决打击。发现有人进行此类研究的，一律诛灭九族。所以中国科学技术亡于了秦始皇之手了。虽然后来有人偷偷研究，但终未形成社会主流。
至于欧洲人说的古希腊科学文化，都是欧洲人和犹太人为伪造欧洲强大的古历史而编造的东西而已，不必当真。西方早期思想家和科学家，都与炼金术行业有关，爱因斯坦和牛顿就是练金师出身！
新人类医学创新者李杰
通常我们为一句话争个面红耳赤的时候，被说这话的人都会很无辜，一般他们老人家如果活着都会出来辩解一句“我是真的真的没有说过这句话”，哈哈。
我想这句话也是，爱因斯坦会很奇怪但俺是不奇怪，因为我知道爱因斯坦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没说过这句话的。
注：最后果然被证明我这通常屡试不爽的质疑逻辑这次好像是错了，这话应该的确是爱因斯坦说的，因为在我后来的某篇更为严谨的回答里是真的引经据典了。我不想删改原文，只是以最大诚意来承认自己的错误。
当然每个人见仁见智，我也允许不同意见的人存在，我也没能力把爱因斯坦的切片大脑还原出来让他老人家来给断个是非的。
这话明显是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现状不满的中国人说的，说的其实很有智慧，只不过如果再通过一个极其智慧的科学先驱外国人的口中说出来，会更有力度更有说服力罢了。
但其实真的是想多了，前几天答了个关于进化论的回答，还记得有某位贤士说人家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纯属胡说八道，所以我想爱因斯坦这没有考证的话更是会被批个体无完肤了，不奇怪不奇怪。
同样的话其实重要的不是从谁的嘴里说出来，更重要的是听进去的耳朵是什么样的脑袋。如果满脑子都是仁义礼智信，通常就不会有科学理智的质疑精神。当然我并没有贬低老祖宗的这套哲学的意思，任何东西都应该在有质疑精神的基础上去辩证地看，如果仁义用错了地方，那就不叫仁义，那叫江湖习气，当然我也只是打个片面的比方了。
所以来讲，我们几千年文化所宣讲的东西，主要是儒家文化的那套东西，它的确是不利于科学发展的，它更容易让人顺从而不是质疑。从这来看，某爱因斯坦说的没毛病。
哈哈，又白活了不少，我早已有被吐槽和质疑的充分准备。我是充分提倡质疑精神的哦！
谢谢题主这开脑洞的问题了！
【一位孤独症儿童的父亲，孤独地看世界，也许是最独特的视角，坚持用文字感染大家，请关注我，请喜欢我的文章的人们评论转发扩散，请做我们能做的，请尊重自闭症谱系的生活，我已成立头条育儿群，谱系与普通孩子家长都可加入，请私信我，谢谢】🙏
孤独行者Noodle
科学技术是人类思想智慧的应用，这应用技术是建立在因果思想技术的基础上，因果思想在文化中分为文理，文可以说是社科哲学，理为自然科学技术，前者是后者的基因、土壤、阳光，后者是前者的结果、变现，或前者为文化的精神后者为物质结果，二者合为物质精神如一不二，譬如"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器"。道为对科学的认识，器为对科写技术发展应用。但中国对科学的认识与对老祖宗的道的认识一样不清。道是理论思想技术的一体性全面正确客观不偏不离的认识，而不是止于道可说，说出来的不是真恒的，正是真恒的本质说出来困难，才更要去探究这个"无"、无中生有的道名真质，而这个真质道名是在宇宙因果规律中，把握因果方认识道名法自然。认识探究因果的意识思维思想方法在西方的自然科学中——今天数理化等知识全部源自西学，其内没有中国的思想精神，这就是科学本身，中国文化可以说今依然没有这种情神。如教育，得看苏格拉底的思想、学产娑术——人的潜能力的生去发展术。我们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全力以仆拼死累活地学知识、考知识、长学问，却问人不见了、能力没有。那个人、能力怎么有？不种因怎结果？
寻真289
不知道爱因斯坦说没说过这样的话，这话在我看来就好像SB说出来的话。
中国哲学只发展出封建社会，而儒家关于人性善恶的述说，远比古希腊要深刻的多。
中国还有以孔子为首的讲秩序，才有了统一的中国，而不是四分五裂的欧洲。
还有以孙子为首的混乱，所以中国有利不破不立之说。
中国哲学主要研究的也是人与人那点事，如果中国哲学发展出科学，还要西方哲学干嘛，他爱因斯坦都不知道在哪里被杀死。
西方哲学发展出资本社会，而在资本社会形成的理论才叫科学，中国在封建社会产生的理论叫玄学。
中国哲学关注人，西方哲学关注人与自然那点事，强调我的存在。
两种角度去诠释人类能够看到的世界。
在路上61281823
这里，我简化一下而介绍，斯威策是一位美国陆军上校，退休后到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其间他选修了汉学家Arthur F.Wright的阅读课探讨“中国有无科学的问题 "，斯威策就此去信爱因斯坦，并得到爱氏的答复:
爱氏首先回答了为什么欧洲会产生科学?→他指出:西方科学的产生，得益于两个伟大的成果，一是人们发现利用实验来寻找因果关系，二是人们利用形式逻辑来推导证明因果关系
→对以上爱氏的意思，郝炘和杜保友的译文意思是一样的，唯有对爱氏对中国古代"科学"状况的评价不同。
郝炘的翻译是"在我看来，不必对中国哲人没能走出这些步骤大为惊讶。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有人做出了那些[科学]发现"
杜保友的翻译是"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从赫杜两人的译文都看出，中国没有发展出科学，就是因为先贤们没有发明形式逻辑和实验!!→这也是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科学的瓶颈!l
→实际上，爱氏已回答了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的直接原因→中国没有实验和形式逻辑→如果要找根本原因，那就要去中西哲学那里找→西氏哲学是理性的，中式哲学是感性的!!这是根源!!
赫杜两人译文的根本区别在这里:
赫:"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有人做出了那些[科学]发现"
杜:"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按赫的意思是:爱氏是说，中国没有产生科学不足为为奇，西方产生了科学才是惊奇"→爱氏是个意思吗?!根本不是!l
杜的译文才符合爱氏的本意→实际上斯威策提问时有个事实，他是问爱氏，为什么中国有四大发明却没有科学?→爱氏在回答了西方为什么有科学，最后评价了中国的四大发明，而不是评价西方科学。
→爱氏那封信的意思简单地说就是这个意思:中国的先贤因为没有走出实验和形式逻辑这两步，因此没有发展成科学，但不必要大惊小怪，中国的先贤们能够发现有四大发明就是令人惊奇的(奇迹)→这才是爱氏本意。
此为鄙见，求教题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