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2月，沈德咏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时年44岁。2008年4月起，沈德咏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一级大法官，时年54岁。2018年3月，沈德咏被任命为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主任，时年64岁。之前，他已上书中央，申请提前一年辞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职务，全付身心从事政协工作，同时，也给年富力强的同志铺平道路。2018年6月，沈德咏在一次全院局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前与大家道别。作为审委会事务处的负责人，我将审委会三个会议室标有他名字的座牌撤下来，装好。我知道，这不仅仅撤下的是一个审委会委员的坐牌，是标志着一个法律人在最高法院20年法律生涯的结束，同时，以他为代表的五十年代生人的一大批法律人将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完成历史使命。
1954年阴历2月，江西九江修水县，湘鄂赣三省交界处，沈德咏出生在一个乡村教师之家。修水是秋收起义的爆发地，是革命的红色摇篮。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使他在勤奋学习之余，比同龄人有着相对成熟的政治素质，1972年，18岁的德咏入党，所以，他已有46年的党龄。当时家中兄弟姊妹较多，家境十分贫寒，一对双胞胎姐姐夭折，一个弟弟得了化脓性中耳炎看不起病，眼睁睁失聪。哥哥把省下的米给他吃，全家给予他最大的关爱。他会各种农活，包括挑粪；他学习成绩优异，但在文革期间，没有更好的求学机会。1972年，他在家乡修水白岭公社参加工作，担任团委副书记。1975年2月至1977年12月，他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在江西师范大学外语系经近三年的学习，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在那个年代推荐工农兵学员仍然是当时我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方式，这些人中的很多人，实际支撑了文革后期知识断层时代各个领域的发展。他的外语基础就是在那时打下的，后来翻译了大量国外法律文章，也为1980年竞争十分激烈的研究生考试提前做好了准备。之前，他自学完成了法律专业的学习。
撰写死刑专著时的沈院长
1980年，26岁的沈德咏考入北京政法学院即后来的中国政法大学，开始三年如饥似渴的研究生课程学习。得益于那时打下的牢固的基础，加上他一贯的勤于思考，勇于探索，这个赣西北大山里走出的青年，后来成为中国法学界一颗耀眼的明珠。1983年，29岁的沈德咏分配回到江西在省政法委工作，担任研究室副主任，正式成为法律人，到现在已36年。1988年6月，他调至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担任刑一庭庭长，时年34岁。可以说，正式步入法院工作后，他的起点很高。1992年，他和李云龙合著《死刑制度比较研究》，是国内第一本关于死刑问题的专著，时年38岁。1993年，他升任江西高院副院长，审委会委员，年仅39岁。1997年，他担任江西省纪委副书记，1998年10月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党组成员，12月任命为最高法院副院长，时年44岁，是当时最高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副院长。
近20年前，在职研究生学习的最后一年寒假，我从武汉回到西宁，接到为最高法院领导服务的任务。那天天很冷，我穿着超厚的羽绒服，背着氧气袋，拿着血压计和常用药物，浑身裹得像一个粽子。在西宁大厦，我跟在院领导的身后，来到一个房间。开门的是一个白净秀气，器宇轩昂的男子。我客气地点了一下头，很职业地朝他身后望去。我想前者应该是秘书或工作人员，里间应该有一位面部严肃，拧着深沉的眉毛，腆着成功男人标配小油肚的领导威严地坐在那里。
令我失望的是，里面什么也没有。这名男子主动向我伸出手，用南方普通话说：你好！给你添麻烦了！我这才回过神来，明白这位很年轻的男子居然是最高的副院长。
时任江西高院副院长时的沈德咏同志
初次到青海的人普遍感觉胸闷。血压有问题的人更不得大意，吸氧是必须的。在这个间隙，我和领导有短暂的交谈。他没有给我进行政治理论教育，只是很随意地问我：你觉得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我想了想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他沉默了。后来才知道，他的老父亲一直有一个去北京的愿望，不想在儿子当院长不久洗澡着凉中风走了。谁能想到，一个省部级官员的父亲一生没有去过北京。工作期间，我见过领导三次，发现他不嗜烟酒，吃饭很快，不喜欢在饭桌上多说话，饭后一定要散步。到最后走，我都没注意他叫什么。我大概觉得他姓史或什么姓。后来，我从人民法院报读到有最高领导到青海调研，而青海是他的结对子部门，那位领导叫沈德咏。我调走后，听原单位的同志讲，沈院长深入青海的田间地头，基层法庭，又做了多年调研。
2001年我在公安部进修期间，最高人民法院科研所将成立司法鉴定中心，向全国招募法医、文痕等专业技术人员，要求硕士或副高职称以上，工作十年以上。我刚好符合这个条件，很幸运地被青海高院推荐给了最高法院。2002年年初，我来到最高法院工作，当时的分管领导是刘家琛副院长，后来，就是沈德咏副院长。
那一年，因最高法院主楼装修，我们和出版社一起在亚运村办公，沈院长顶着酷热来看望大家。他看了仪器，又听取了汇报。当听到我们的领导说现在的仪器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时，他很平淡地说：“仪器很重要，人更重要-----”在对外委托工作中，领导说，我们的任务就是把法官和拍卖公司隔开，形成防火墙。沈院长说：“自律不仅对法官，你们也一样，搞不好防火墙没当成反倒成了好燃料----”后来，全国鉴定口的几位领导落马，均与和拍卖公司扯不清有关，不幸被沈院长言中了。十几年后，面对廉政监督员贪污受贿的恶性事件，沈院长痛心地说：这简直是猫枕咸鱼睡觉，当然睡不着。他是一个外圆内方的人，表面温和，随意，内心原则性很强，而且总是一语中的，能看到问题最关键的地方。
当时，除了鉴定，他还分管审监，立案，执行等要害部门，工作十分繁忙。我们部门领导几次汇报工作都没有等到。沈院长曾专门召集他所管部门到西院多功能厅开会，严厉批评最高法院一些工作人员到基层法院指手画脚，颐指气使的行为。他说：不要以为你在最高法院工作，就具备最高法院的水平。你们中的一些人，除了毕业时比较幸运，来到最高法院工作，并不代表就高人一等。就我本人而言，就缺少一线实践经验。其实，他是过谦了，据当地法院同志讲，他在江西高院担任刑一庭庭长期间，审理了大量刑事案件，甚至是打完点滴审案，忘我的工作一直是他身上突出的亮点。
（2001年在西宁曹家堡机场，右一为青海高院李建青副院长，中为作者）
他胸部的囊肿后来越长越大，最后必须手术。虽然采取了微创技术，因为是开胸，术后遗留了严重的根性神经痛，属于疼痛中程度最重的一种，疼起来生不如死。在恢复期，他几乎无法工作。不理解的同志甚至说他小病大养，他没有做任何解释。
2002年十六大，沈德咏副院长当选中央纪委委员后被选举为常委，纪检工作是他一直来从事的重要工作。2006年，上海社保基金案东窗事发，党中央令其空降上海，以上海市委常委上海纪委书记身份，处理陈良宇案。十八个月中，他顺利地完成任务。那句“偶尔飘过的乌云，不会影响上海天空的一直晴朗”成为当时很有名的结语。当地官员用面貌一新来形容后来的上海纪委。而他个人的感受偏重于以法治思维深化改革和推动改革。而那一年，鉴定中心就评估拍卖工作在全国分组调研，上海是第一站。当我随部门领导去宛平路纪委大院看望沈院长时，发现办公条件极为简陋，他热情地让人给我们用暖水瓶倒水。没有人相信就是在那样普通的一间办公室，书写了共和国反腐史上重要的一笔。
2008年沈院长重返最高法院担任常务副院长。之前我已按组织要求调至审委会事务处为刑事专业委员会死刑复核案件提供法医咨询。在审委会服务工作的十年中，亲临他的教诲。
沈院长代为主持的全体会和专委会，都以高效著称。他有三快，走路快，吃饭快，说话快。他自己讲话更是讲究切中要害，言简意赅，他的总结发言，略做删改，就可成为纪要内容。他对委员也很严格，口头禅是：“如果同意就不要重复理由了，不同意的简要阐述理由。”。他是个善于做事，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四两拨千斤巧干加苦干的人。因此，才得以辅助两任首席大法官履职，成为他们的得力助手。
（审管办成立照片）
2012年11月十八大，沈院长在当选中央委员，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这二百多位委员中很少来自法学专业领域，他的当选表明了我党对司法工作的高度重视。
他敢讲真话，勇于担当的作风一直伴随一生。 2013年5月6日，沈德咏副院长在《人民法院报》发表《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冤假错案》一文中，提出对死刑案件“宁可错放，不可错判。”一石激起千层浪，褒贬不一。后来，肯定的声音越来越多。随着聂树斌案、呼格案得以改判，疑罪从无的理念被提到一个从没有的高度。对生命权的尊重，对死刑案件严格把握证据标准是死刑复核工作收回十年的重大成果，作为分管刑事工作的院长，他功不可没。经匿名推荐和评审，“防范”一文获得第四届中国软科学奖2013年度最高奖励，奖金20万元。他将奖金捐赠给中国残联基金会，用于贫困的先天性耳聋4名患者人工耳蜗植入。其实，他之前还积攒微薄的稿费建立了基金会，用于家乡贫困学生的奖学金。在上海工作期间，还资助贫困女童读书。
在他担任常务副院长的十年中，经历了中国反腐史上的重大事件。在中央下大力气整治腐败的反腐风暴中，大量的省部级干部因触犯法律受到严惩。从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白恩陪、苏荣这种曾经的政府要员接受审判，到两任最高法院副院长落马，都需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进行判决。应该说，在中央直接指挥下和周强院长领导下，沈德咏副院长不辱使命，完成了历史重任。
2017年9月在出席丝绸之路（敦煌）国际论坛会议期间，沈院长一直咳嗽无暇休息，继而引起腰部严重不适。回京主持刑专会时，在办公二区门口，他几乎无法从车上下来。那天上午他坚持主持完三个案件讨论后才离开。今年以来，为解决积案，他甚至要主持讨论四个案件。审委会现存的纸质件上，一直留着他娟秀的字迹。
2015年3月，沈院长在天平杂志上发表了一年前所写的《身为法律人，六十周岁抒怀》一文，回顾了自己走过的六十年路程。他说，充分相信，年轻的法官一定比我们做的更好，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2017年，沈德咏副院长被选为十九大代表并再次当选中央委员，2018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他当选全国政协常委，同时被任命为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主任。他第一时间投入到政协的工作中，并做好了工作交接准备。很多闻讯的同志前来告别，一些同志打听他在二区主持刑专结束的时间，希望表达敬意。他们说，沈院长是一个好领导。
沈德咏副院长是随新中国成立成长起来的一代大法官，他来自基层，保留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本色。他常用不很标准的普通话说，我做官不“团”（贪）。他锐意进取，无论是司法改革，反腐倡廉，刑事诉讼等领域都做出了突出的成绩。相识近20年来，深得他教诲和关爱，但无比惭愧的是，在他生病住院期间，因他为人低调，我没有探望过一次。
得益于周强院长的高瞻远瞩，近年来审委会全体会全程录音录像。我看着包括周院长、沈院长在内，一个个法律人鲜活的音容笑貌，仿佛那些重大司法解释及案件的讨论就在昨天。将来有机会，我们应该向社会呈现中国法律人真实的一面。
今天，2018年6月22日下午下班前后，最高人民法院内网专门刊文介绍刚刚结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沈德咏大法官卸任，他是我国首批大法官最后一位离任的大法官。德咏院长本人也向全院干警写了《离职告别书》。他说：我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坚守了18年，尤其是在常务副院长的位置上坚守了创纪录的10年零2个月，这是一个难度不小、风险不低的岗位，我自认为基本上做到了立足岗位、守好本分、尽力而为，没有贪渎擅权，没有媚上欺下，没有揽功诿过。“事非经过不知难”，过往的18年，有多少的艰难时刻、多少的难言之隐、多少的进退维谷，如今我终于可以放下了、释然了、解脱了，可以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了，而且身体尚且康健、步履尚且轻盈、头脑尚且清醒，难道这不是值得庆幸的么？！我从内心感谢各位同事对我的理解、宽容、支持和帮助，特别是肖扬院长、王胜俊院长、周强院长的指点和关爱，新老领导班子各位同事的鼎力相助，使我得以完成了个人工作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坚守”。
在此，请允许我通过此文，代表和我一样的普通法院干警向即将离任的沈德咏大法官致以崇高敬礼！感谢他对中国司法事业做出的贡献！正如他的父亲沈老先生为他起名的初衷，德馨咏唱，他优秀的品质值得我们珍藏和学习。
最高法院皂角树下，永远会闪现这位优秀法律人勤勉的身影。凭心而论，德公之后，很难再有人超越他服务最高法院20年的辉煌与灿烂。
新的一页即将掀开，我们盼望他在政协的法律工作中再现辉煌，更盼望他身体健康，青春永驻！正如那句话所说：愿您走过半生，归来依然是少年！
德公珍重！（李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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