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名的性质、研究意义及文化意蕴
地名是人们对特定方位、范围、形态特征的地理实体给予的特定俗称的语言文字代号。地名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区域的地名往往有很大的差异，而各区域在地名组成上又独具特色。这是因为地名既是当地某一特定历史时期自然地理环境的表征，也是一种具有本源意义的宝贵的历史资料，记录着诸如民族兴衰、文化变迁、经济生产、军事活动等纷繁的历史事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地名是存在于现阶段显示人地关系变化与重大历史事件的信息源。同时，地名随着事件的推移而更迭，因而他有着很强的时代性。
地名研究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其他一些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也常常借助于地名研究，从中获取实证性的一手资料。通过地名研究，可以复原某地在某一时期的自然环境和环境特征，重现区域开发历程和资源利用过程，透视历史时期的人民活动与军事形势等等。我国的史志书籍中对地名的沿革往往有较多的记载，而地名溯源在揭示各地自然、经济与人文历史源流的同时，对现阶段行政区划的变迁和命名也是极为有益的佐证和参考。20世纪30年代，地理学家曾世英倡议创建“地名学”这一综合学科，经过他个人与许多学者长期的努力，地名学已形成了基本完善的学科体系。
地名作为文化的载体之一，对于文化结构的多层次性，主体的抽象性，内涵的多样性，界线的模糊性，价值的滞后性、间接性与社会性等特性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而且它与建筑、服饰、饮食等物质文化以及意识、传统、习俗等非物质文化等都有所不同，因而它的文化价值是独特的、深厚的，尤其能够体现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人们窥探区域文化内涵的重要指针。正因为如此，作者认为地名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即“地名文化”。
二、宁夏的地名类型及组成特征
总体来说，地名分为政区地名和地物地名两大类．每一类都具有层次性，层次越高，地名数量越少；层次越低则数量越多。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在1：50万的宁夏政区图上有1000多个地名，但是随着图面比例尺的缩小，图上的地名数逐渐减少，1：100万宁夏政区图上，仪有600一700个地名。研究不同比例尺地图上的地名或不同层次的地名，得到的结论可能会有所差异，但一般情况下层次越高的地名，其表征意义越大，尤其是其中的政区地名。本项研究中，笔者主要选取宁夏乡镇及国营农场以上的政区地名共计342个进行统计和归类分析，典型地物地名及低层次政区地名文中也将有所涉及。
根据表意划分的地名类型及其组成
根据地名的字而意思，笔者将所研究的342个地名划分为五大类，即自然要素类地名、人文要素类地名、姓氏类地名、寄托人们美好愿望的吉祥地名以及其他类地名。
自然要素类地名是那些具有地形地貌、河湖滩地、植物动物、地表组成物质、矿产资源等方面意旨的地名，如石嘴山、青铜峡、大水坑、硝河、盐池、长山头、芦花、白马、黄沙窝等。这类地名共有127个，占所研究总地名数的37.1%，其中在地名通名中含有山、岗、台、梁、崖、峡、沟、滩等字样，表征地形地貌的地名有73个，占总地名数的1/5以上，显示了人类活动对自然地理环境中地形地貌要素的关注和依赖。自然要素类地名在构成上比较多样，既有表征双重要素性质的复合地名，如白土岗、芦草洼、鸦儿沟、黄羊滩等；也有对自然要素规模、方位、属性等进行描述的复合地名，如五里坡、暖泉、平峰、东台、高沙窝等；还有很多是姓氏与自然要素叠加的复台地名，如陈袁滩、王洼、马太沟、丁家塘等。
人文要素类地名是指那些以各种人工建筑物命名的地名，即称作某城、某庄、某桥、某寨、某营、某关、某塔、某寺、某园等的地名，共计92个，占统计地名总数的26.9%。这类地名在构成上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姓氏+建筑物通名，如周城、郝家桥、郭家桥、苏步井、王乐井等：二是方位或距离+建筑物通名，如下庙、东塔、西园、偏城、四十里店；三是建筑物形态或顺序号+史建筑物通名，如新堡、新营、新庄集、大庄、古城(共3处，利通区、中宁县、彭阳县各一)、头营、三营、七营、头闸、二闸、尾闸、大坝、小坝、大战场、红井子等；四是以建筑物专名为地名，如开城、惠安堡、官厅、萌城、磁窑堡、什字、枣园等；另外还有诸如田家老庄、马家高庄这样的复合地名。
姓氏类地名是我周最多见的地名类型，在宁夏也不例外，但该类地名在传承过程中也是晟容易转音转义的。目前宁夏境内乡镇与农场以上的政区地名中，纯粹的姓氏地名有31个，如吴忠、杨和、金贵、马建、蒋顶等等，占总地名的9.1％；姓氏与前述自然要素及人文要素组合而成的复合地名还有40余个，这使得有姓氏色彩的地名占到了宁夏地名总数的1/5以上。
地名的形成和演化既有继承性又有创新性，人们往往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新地域命名或旧地名转义而保留下来，这类地名我们称之为寄托人们美好愿望的吉祥地名，并初步确定此类地名69个，占所研究地名总数的20. 2％。例如宁夏、永宁、宁安、兴平、崇安、宣和、惠安堡等地名，就有企求安宁和平之意；隆德、同心、兴盛、兴隆、利通、永康、常乐、陶乐、丰登等则寓意兴旺发达与其乐融融；公平、联财等表示市场公平交易、财路畅通；红旗、灯塔、前进、胜利、掌政、新民等则描绘了新时代人民当家作主的美好前景。
此外，还有大约6％的地名是按行政区划单位的命名惯例得名并沿袭下来的地名，如根据建城先后或功能差异划分的银川市老城区、新城区和郊区；平罗、同心、中卫及隆德等县的城关镇、城郊乡；原有建制地名继承下来的韦州、原州等。
根据起源划分的地名类型及其组成
宁夏乡镇与农场以上的政区地名，从其发源上看，也可以分为自然要素类地名、人文要素类地名、姓氏类地名、寄托人们美好愿望的吉祥地名以及其他类地名等几类。但是由于这里考察的是地名的渊源或起名的根据．而不是地名的字面象征意义，前后两个角度划出的各类地名在组成上有较大差别。
自然要素类地名在这里是指那些以当地地形地貌、生物土壤、河湖泉水以及自然景观等的名称命名的地名，总共有121个，占总地名数的35.4％。这类地名大多数有台、梁、山、川、沟、滩、洼、湖等表征自然要素的地名通名，从字面上可必看出来，但也有少部分例外。如西吉在前面属于吉祥地名，而从起源上看，早年在其境内有伊斯兰教哲赫忍耶派沙沟门宦教主住地“席芨滩”，后“席芨”二字同音转义为“西吉”，故此可按起源可将其归人自然要素类地名。又如彭阳县白阳镇的地名起源，据说古时该城南部的山崖上时有白羊出没，后取谐音“白阳”而为地名；银川则源于其自然景观特征——在银色的原野上(盐碱地)黄河川流不息。
人文要素类地名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在生产、生活、军事、政治等各项活动影响下产生的地名，共有181个，占总地名数的53%。这类地名在组成上非常复杂，命名的人文要素多种多样，源于生产资料土地的如良田乡、六倾地乡；源于灌渠名称的如惠农县、秦渠乡、汉渠乡、新北乡、余丁乡；源于寺庙的如东塔寺乡、石空镇、下庙乡、神林乡、崇安（为“庵”字转音）乡、东华乡；源于古代城池的如黑城镇、白城镇乡、偏城乡、城阳乡、豫旺乡镇；源于道路的如什字路镇、什字乡、羊路乡；源于水利设施的如大坝镇(乡)、小坝镇（乡）、三眼井乡、红井子乡、高闸乡、尾闸乡；源于桥梁的如新华桥镇、玉桥乡、永固乡、；源于果园的如园艺乡、早元乡、枣园乡；源于店铺集市的如蒿店乡、沙塘（铺）镇、联财乡（乱柴铺）、神林乡（铺）、奠（店）安乡、公易乡、新庄集乡；源于村庄的如红庄乡、马家高庄乡、马儿庄乡、；源于古代军事建制——堡、寨、营、卫、千户所等的地名，如宁夏、中宁、中卫、隆德、吴忠；等等。这些地名具有多重意蕴，如神林因神林庙林立而得名，建国前因店铺密布而改称神林铺，现名为神林乡。
其实在地名的发源中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往往共同起作用，此种情形下我们一般根据影响该政区地名的直接因素而将其归类。例如，明代人居陶乐县境内的匈奴鞑靼、瓦剌部落被诲称为“套虏”，其地众多的湖滩因而得名“套虏湖滩”，清代改称“陶乐湖滩”，后陶乐称为县名，我们将其归入自然要素类地名。又如玉泉营之名最初因当地的泉水清澈甘冽而有“玉泉”称谓，明代万历年间建兵营守泉并屯田，后来得地名“玉泉营”，我们则将该地名划入人文要素；枣园乡之名也如此，因明代所建“枣园堡”源于所筑城堡临近枣园。
按起源划出的纯粹的姓氏类地名，寄托人们美好愿望的吉祥地名以及其他类地名只有大约40个，占总数地名数的11.6%。如其中纯姓氏地名只有高任镇、王团镇、纪家乡、王民乡、马建乡、沙塘镇、张程乡、陈靳乡等几个，但有姓氏含义的自然与人文要素类地名则比比皆是，已如前述。
二、宁夏地名特征及其文化意义
众多的军屯色彩地名昭示“边地文化”。从宁夏地名的起源来看，本研究总计的342个地名中，由堡、寨、营、卫、所等的名称延续下来的地名将近90个，占总地名数的1/4以上，如果加上有军屯、军牧背景的地名，则占到总数的1/3以上，这些地名昭示出宁夏的“边地文化”特征。宁夏境内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名族政权对垒交锋之地，中原王朝在此采用的移民戍边、军屯军牧方式的开发，即筑起城堡、营寨乃至关隘，在守备一方土地的同时，还在周边开辟农田或牧场。据考证，宁夏境内自隋唐以来先后有军事建制的堡、寨、营200多个，其中如唐时在原州（今固原市）设有9座关口和34处牧马监，因历史久远，在乡镇以上的地名中已难以反映出来，但在行政村或自然村一级地名或地物地名中还可见一斑，如瓦亭关、镇木关等；而明清时期的军屯军垦遗迹在地名中则随处可见，如明固原镇北部筑起的8个兵营，如今可以从头营至八营的地名中折射那段历史并显示兵营的方位。又如清雍正年间在银川平原上修一引水渠，赐名惠农（今惠农县名即源于此），民间则称之为“皇渠”，后转音为“黄渠”，所筑之桥则为黄渠桥，地名沿用桥名则为今黄渠桥乡，当年主持开渠者为侍郎通智，渠成以后沿渠移民兴建了8个堡子，每个堡子都随其姓氏以“通”字为首命名，并由此沿袭出通义乡、通伏乡等政区地名。
自然要素类地名蕴含生态文化意义。自然要素类地名，无论是以字义划分还是按起源划分，都占到了总地名数的1/3以上，这些地名既记载着当地曾有过的自然生态环境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资源环境的利用与改造历程，从而使地名透射出生态文化的内涵，例如地名“金银滩”是干旱气候下湖滩积盐过程的形象写照、“黄羊滩”则曾经是黄羊出没的荒滩、“白芨滩”应该是生长丛丛白芨草的湖滩地、“中滩”是黄河河道中的高河慢滩等等，但是现在这些地名展示的景观早已不复存在，金银滩成为厂房栉比、树木成行的石油城（吴忠九公里）；黄羊滩的黄羊早已绝迹；白芨滩在湖水干涸以后地下水位严重下降，大片滩地成为半荒漠；中滩也随着泥沙的堆积而与河岸连为一体，成为边滩。现今的生态环境与这些地名的形成时当地的生态环境显然已是大相径庭。在所研究的地名中，有植物和动物字样的地名只有10余个，只占到总数的5%左右，这种情形一方面说明宁夏生物群落类型的单调，也说明由于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使动植物的环境象征作用降低之故。
北部灌区地名特色与“绿洲文化”。总体来看，宁夏北部地区的自然要素类地名较少，在不多的自然要素类地名中，又多见“滩、湖”字样，少见“河、沟、山”及相近意义的字，而人文要素类地名则相对较多，其中尤以渠、桥字样多见，以闸、坝为通名的地名不多，只在宁夏北部地区出现。究其原因。宁夏北部地区人口其中分布于平原地带，地形平缓，除黄河经流外，几无其他水系，缺少显著的自然景物，因而此类地名较少，其中如如增岗、立岗、习岗、崇岗、等字面有高地含义的地名，从起源上看还是姓氏转义，但是当某地为地势低洼的湖滩时，会引起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这才有必要引起注意，从而在地名反映出来。渠是宁夏北部平原地区的生命线，干支斗农四级渠道组成密如织网的排灌系统，渠道与渠上所架的桥、修的坝、建的闸等，无不成为显著的地理标志，自然而然地成为地名之源。湖滩湿地广布是自然绿洲景观，灌溉渠道密集则为人工绿洲的风貌，“塞上江南”是这里田园风景的写照，但此“江南”非彼江南，其地名与地物体现出的是“绿洲文化”特色。
南部山区地名特色与“山地文化”。在宁夏南部山区，以“山、河、沟”及其近义词和相关字词命名的地名最为常见，从这些地名上，我们可以读出该地的地貌特征、相对位置、土地类型及资源利用等方面的许多特征。例如，岔是河流交汇、峰回路转的地方，上岔、下岔、中岔、小岔、交岔、石岔等地名就指示着这样的地形部位；高台、树台、峰台、惠台等地名因居于高而平坦的台地而得名；高崖、红崖、白崖三地名则说明当地有沟谷深切形成的崖壁，而且有高度和土色方面的特征等等。塬、梁、峁是黄土高原上广泛分布的地貌单元，刘塬、仁梁、盂塬等地名毫无疑意地指示了黄土丘陵地貌；“崾岘”是指由于两侧沟头侵蚀在黄土梁上残存的狭窄地段。“埫”似乎也有残存地面之意，在宁夏南部山区的地名中，有崾岘乡、贾埫乡这样的地名，揭示当地具体的地貌与土地类型，如红土路则指土壤的颜色。此外，像曹洼、王洼、后洼、山河、杨沟、马莲川这样的地名，则记载着与塬、梁、峁、台地相对应的负向地形特征，大量的有“河、谷、川”字样的地名的存在，则反映着此类地形的普遍性。由此可见，宁夏南部山区的地名文化具有“山地文化”性质。
地名转音转义阐释社会进步与民族团结。地名在演化过程中转音转义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宁夏也不例外，而且宁夏地名转音转义中蕴含着社会进步与民族团结的深刻寓意，同时也有语言文化方面的含义。贺兰县习岗镇最初得名于明代宁夏前卫九堡之一的谢保堡，后更名为谢岗堡，由于方言发音将谢(xie)讹转为习(xi)，而为习岗堡。隆德县联财乡昔日曾为柴禾交易集市，柴禾堆积如山，俗称“乱柴铺”，后取其方言谐音而为“联财铺”，并演化为今名。在宁夏，很多地名转音是为避讳原地名中的蔑称，如平罗、镇罗、平吉堡等地名，分别源于明代的平虏守御千户所、镇虏堡和平羌堡，清代以后取发音相近的字替换原地名中列少数民族的贬语，使地名变为中性或褒扬之义。地名转义以同音转义最为多见，通过同音转义，地名被赋予美好吉祥的愿望，并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例如，海源县九彩乡困其地多生野韭菜而得名，中卫县甘塘镇地名原为干塘，银川市掌政乡地名发端于明代之张政堡，隆德县桃园乡在设乡制时取名于陶家崖坑与袁家台子两地名的姓氏，以上几个地名都通过同音转义而变得美好，并引发人们的想象力。又如灵武市梧桐树乡，因古时有胡杨树，胡杨俗称为胡桐，讹传为梧桐树而得地名，但因民间有“家有梧桐树，招来金凤凰”之佳句，现在根难说明这地名讹转是不是人们有意而为之。另有一种地名的转音转义是为了回避同名地名，这在现代的行政区划地名命名中，都是很先进的思想。例如，吴忠市早元乡相传在十六国时期为夏王赫连勃勃之果园，多种枣树，明嘉靖年间置枣园堡，其地名在演化过程中为与中宁地界的枣园相区别，而在书写上更为“早元”；又如，海原县自元时就得名海城，此名一直沿用至20世纪初，1914年为与奉天省的海城县(今属辽宁省)相区别．而改为海原。
地名来源的多样性与多民族文化。从上述地名类型和地名特抓的分析，可以看出，宁夏地名中的汉族文化特征是根深蒂同的，但从地名源头发掘，则其有多民族文化特征。例如，以“贺兰”为名的有贺兰山、贺兰沟、贺兰县等地物和政区，它也是宁夏极其象征意义的地名，其来源显示了早期在此地定居有匈奴族部落，“贺兰”原为“曷拉”，意为“驳马”(青白色之玛)。又如宁夏一名的由来，据传，东晋义熙三年(公元407年)，匈奴贵族赫连勃勃自认是夏后氏苗裔，在今宁陕甘一带建立政权并定国号为夏，“夏”宁自此成为这片土地的标注而延续下来，直到元代以西夏故地永保安宁之意设“宁夏路”，宁夏地名得以形成。元朝蒙古西征军白中亚携大批伊斯兰教各民族的手艺人、商人、学者等在此地定居；明清之际，统治者又强行安置回族群众在此开荒种地，逐渐使宁夏成为回族聚居地。宁夏地名中有回族姓氏含义的，在乡镇以上有马儿庄、马太沟、马家滩、马渠、马家粱、关马湖等，数量不多，但在行政村、自然村、居民点等基层行政地名中，则非常普遍。
宁夏地名是宁夏自然生态与人文历史形成、发展、变化的真实写照，从而构成独具地方特色的地名文化。本文只是对宁夏地名类型、特征及地名文化意义的初步概括，如果从更低的层面上研究区域地名，或将地物地名也纳入进来，将会更加深入地展现出宁夏地名文化的特点。
我们认为，对区域地名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社会意义：首先，它可以为现阶段行政区划的调整、政区的命名等提供参考、拓宽思路；第二，它也是素质教育时代最好的乡土史地教材，它形象、生动、丰富而且耐人寻味，与现行的初中素质教育新教材《历史与社会》的切人点正好吻合；第三，它从更深层面上挖掘出区域的文化特征，有助于当地的旅游文化定位与旅游资源深度开发，有利于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此外，由于地名常常成为一个地区产品名或品牌名，区域地名文化研究也会或多或少地与经济生产发生关系并相互影响，同时也使区域文化有了更广阔的展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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