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宣佈投降後，嚴懲漢奸、伸張正義的呼聲日益高漲，國共兩黨也採取了不同程度的懲奸措施。
抗戰勝利初期，為了取得淪陷區的控制權，與共產黨爭權，國民政府利用或任命了大量漢奸和偽軍，就地維持淪陷區的秩序或者幫助國民黨收降日偽，搶佔戰略物資。丁默邨早年曾加入共產黨，後投靠國民黨，抗日戰爭期間叛投日本，在上海組建76號特工總部，血腥鎮壓愛國志士，日本戰敗後，為防止共產黨坐大，國民政府與其合作，任命他為“浙江省軍委員”，並且下達指令要求他“切實掌握所部，維持地方治安，嚴防奸匪擾亂，使中央部隊能安全接收”。此做法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強烈不滿，（當然也是因為漢奸失去了利用價值）國民政府隨後逮捕了一批漢奸。1945年9月到12月，又相繼頒佈了《處置漢奸案件條例草案》和《懲治漢奸條例》等，明確規定了漢奸檢舉範圍、量刑規則、財產處置等問題，開始大規模的審奸、懲奸工作。
“據統計從1945年11月至1947年10月，各省市法院審判漢奸結案25155件，判處死刑369人，無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570人，罰款14人”（孟國祥、程堂發《懲治漢奸工作概述》），取得了不錯的成果。初期漢奸的逮捕主要由軍統組織執行，1946年8月開始由法院依法執行，審判程序也逐漸走向正規化、程序化。但懲奸工作中仍然出現了利用、包庇漢奸的現象，懲奸成為國民黨打擊中共的一種手段。一些地區腐敗嚴重，官員收取漢奸賄賂為其開罪或減輕刑罰，如浙江安吉縣漢奸張裕祥、梁在祥以五石米賄賂官員成功脫罪，還有人借審案之職侵佔涉案財產，甚至有些大漢奸的審判之中還涉及了國民政府內部的派系關係和權力鬥爭，十分複雜。
共產黨方面，根據徐志民《新時期以來的抗戰勝利前後懲處漢奸研究》一文的介紹，也是熱烈響應了人民群眾的號召，在解放區成立漢奸罪行調查委員會、人民法庭等，召開申冤除奸大會，公開審判漢奸。此外，1945年8月，以老舍、巴金、夏衍等18位文藝界人士組成的 “附逆文化人調查委員會”在重慶成立，提出了系列附逆文化人的處理辦法，可以說是文藝界的懲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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